1990年6月，本人荣登一个“无薪给”宝座—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当时历史学会的选民们把他们“神圣的一票”恩赐给我的“邪恶”动机，不仅是想免费榨取我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制造美元现金的奶牛(cash cow) 。在美国，衡量一个学会会长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是他的筹款能力和成绩。于是乎，为了不辜负选民的重托，我在一年的任期内，每天寻思的主题就是如何与美国基金会打交道，为学会筹款。
为了吸引美国基金会的眼球，首先需要选中合适的课题。但不怕水平底，就怕不知底。一般而言，美国私人基金会对有关中国问题的课题，是既不支持“红灯课题”（中国官方所设定的禁区），因为如果冒险闯红灯，有可能所资助的项目无法在中国实施，钱就打了水漂；也不支持“绿灯课题”（官方所大力宣传的主旋律），因为这种为中国官方做嫁衣裳的项目，很可能导致基金会董事会的质疑和资金捐助者的流失。这样，基金会最愿意资助的领域是“黄灯课题”，即与中国官方打擦边球，寻找灰色地带，既不是官方所鼓励，但也不是官方所禁止。这是美国私人基金会最具有成就感的事业，因为这将帮助基金会成为新课题和新领域的开拓者，能够有效增加基金会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私人捐助。例如，2010年的黄灯课题就是中国艾滋病教育、中国妇女自杀、食品安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而在1990年，中国的“黄灯课题”或“灰色领域”是如何恢复中美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问题。1989年6月以后，中美关系全面倒退，官方之间的交流几乎全部停止。于是，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作为一个典型的非政府组织（NGO），就有了存在的特殊价值。于是，我们就设计和撰写了一个基金项目书，旨在于1991年暑假选派10位会员到自己的母校讲课，并以组织的名义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各地举行学术合作论坛。
这是我第一次起草英文的筹款书，现在回头看看原稿，简直就是必死无疑的筹款书，因为我连最起码的申请书“八股”都不懂，如SMART原则，即Simple abstract（简明的摘要）、Measurable outcome（可定量评估的效果）、 Achievable goals（可实现的目标）、Reasonable budget （合理的预算）、Tangible project（可操作的项目）。但我们抓住了基金会希望恢复中美学术交流的急切心理，大谈我们这批“假洋鬼子”所独具的无人可以取代的语言优势、文化优势、知识优势和公关优势。
项目申请书送出之后，竟然很快得到回音。项目主任表示希望面谈，一般这种面谈就意味着有戏。于是，与另一位哥们专程驱车前往纽约。见面后才发现，哪位主任竟然是一个非常了解中国的博士，由此大大增加了我们游说的难度。不过，“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洋插的好知青。我们俩在与他见面前，进行了各种沙盘演练，其战略战术大多是老毛和《资治通鉴》教给我们的，包括“敌”进我退、“敌”亢我卑、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结果，对方一方面表示很支持这一项目，一方面大叹穷经，并表示董事会一年只开两次，我们的项目恐怕赶不上。这时候，吃中饭的时间已到，对方主动提出一起共进午餐。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贿赂”机会，但对方坚持由他请客。这对我们而言，确实是一次文化震撼教育。他是居高临下恩赐基金的“主”，而我们是一对“乞求”资助的外国留学生。竟然“主仆”颠倒，金主留“乞丐”吃饭。
没想到，这餐中饭扭转“乾坤”。这哥们向我们透露了该基金会的“秘密”：如果项目优秀，他可以向基金会董事长特别推荐，而董事长有一笔专项基金，每个项目不超过25000美元，不需要经过董事会审批。他认为，我们的项目基本符合董事长基金的要求。最后，我们成功地得到了25000美元的基金，支持10位会员回母校讲课。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美国基金会的资助。
当我手捧那张25000美元的支票时，内心十分感慨。首先对美国众多的私人基金会印象深刻。19世纪下半期开始，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包括著名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其主要动力一是经济激励和税务惩罚，如果死后不捐，政府将征收70%的遗产税，如果建立基金会，一切免税，而且可以留名万代；二是宗教信仰，任何信仰基督的富翁都明白，腰缠万贯而不捐献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是难以进天堂的。于是，为了减少内心的原罪，就必须花钱投资慈善和教育，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种外在的经济激励和内在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巨大的合力作用，导致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不仅不计其数、金额巨大，而且经久不衰、代代相传，最终促使大量的公益事业受益非浅，而公益事业的成功又帮助基金会作了无价的广告，导致更多的捐款进入基金会，出现良性的历史循环。
当时的另一感慨是，怎么这么容易得到这一25000美元的支票？这可是我们当时担任助教的两年多工资啊！而我们最多只花了一周的时间，这简直是一项无本万利的“发财”工程。从此以后，我是食髓知味，爱上了这一免费搞钱的事业，至今一口气已经享受了30多项联邦和私人基金会的教学和研究基金，并在过去九年把它当作一项职业，不仅自己“发财”，而且帮助学校和其他教授共同“发财”，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我十分感恩这第一桶“绿色”的金，它彻底改变了我的洋插生涯和职业规划。
2010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