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25日，1986 年诺贝尔得主布坎南教授(James Buchanan) 在莫纳什大学进行访问,他在演讲中大赞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布坎南甚至在研讨会以及副校长和校长参加的午餐会上分别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

2002年6月2—9日，James Buchanan牵头在美国Blacksburg组织了一次超边际经济学的培训班，以杨小凯为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派的学者黄有光、周林、姚顺天、史鹤凌、李克等人向美国一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讲授超边际经济学，而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Eric Maskin也出席了这次讲习班，并且进行了评论。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超边际经济学这一新兴学派对于经济学的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有很多当年留学北美的华人学者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些人当中，杨小凯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并不是说他在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多，而是他对于经济学的贡献是具有原创性的。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往往都是沿着导师或者某一领域的带头人的方向去作一些推进工作，很难成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而杨小凯则是公认的研究劳动分工——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已经被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出版物的匿名审稿人、评论、以及出版物和研究计划的评估报告所承认。

早在1984年出版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杨小凯已经提出了研究分工的基本想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劳动分工问题的框架已经形成，超边际分析是对自马歇尔以来的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挑战，而超边际经济学则是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挑战。

被遗忘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

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在于专业化与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含义。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就论述了专业化和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认为市场和货币的基础是分工。色诺芬考察了城市与分工的关系，威廉·配弟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来运输不同的货物。此外，配弟还举了一个表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在另一部著作中，配弟认为城市由于交易成本低能够促进分工。斯密之前，法国大百科全书指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改进人力资本和提高技能，节省转换活动的时间和促进机器的发明——以及市场和人口在促进专业化的作用。

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作用，并认为应将它们作为全面考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斯密提出了一些假想：市场容量由运输效率决定；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资本是迂回生产活动中提高分工的工具。他还提出了相当于现代理论中内生比较优势的观点，并认为相同条件的个人之间的生产率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他认为，工业与农业在生产率上的差别是由于这两个部门存在的专业化好处与专业化所引起的季节性调整费用之间的相对差别。这个理论不是通过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而是通过分工经济与分工的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经济结构。这意味着，农业部门的收入份额的下滑不是由于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的变化，而是由于在农业部门内分工的协调成本高于其分工的好处，所以农业必须靠不断加大工业品进口来提高生产率。而这些工业品都是由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具有高水平分工的制造部门生产。大卫·李嘉图（1817）采用了不同方法来研究专业化与分工。他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这正是罗森（1978）所指的“一加一大于二”效应。

有趣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使用“规模经济”这一概念。他们使用的概念是专业化、分工和相关收益与费用。

马歇尔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来组织古典经济学思想。他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原理》（1890）有两部分。第8章至12章是没有数学模型的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洞见，而另一部分是用边际方法分析供给和需求。这部分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相对不太重要的有关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这里，资源配置问题就是指在给定的稀缺度和给定的分工模式和水平条件下，确定不同产品最优的相对数量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最优相对要素数量。相反，组织问题则是给定相对生产和消费量，分工规模水平和生产力是怎样由分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所决定。马歇尔之所以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是因为分工问题涉及角点解，而处理角点问题的数学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数学家发现。这里，角点问题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取0值。超边际分析除了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外，还要在角点解进行总效益-费用分析。

马歇尔教科书的第二部分为了避免角点问题，不现实地假定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对分离。然而，这种假设使得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企业会从分工中出现，不能解释商业周期、城市化、货币的出现，交易中介和交易的分层结构，也不能解释市场容量，生产率、比较优势，贸易依存度，以及诸多有趣而重要的经济现象。

可是，马歇尔数学化的资源配置模型依然成为经济学主流。马歇尔的边际理论为经济学教学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一代代的经济学家和学生不仅能分享同一个框架，而且老师也易于教学。一代代的经济学家以及不同分支的经济学家也在这一共同的框架内分工。但是，这个主流并没有解决古典经济学关于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问题。正如布坎南（1994，p. 6）发现，为了教学上的方便，马歇尔的新古典模型不得不放弃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尽管马歇尔成功地将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了，但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专业化和分工却被遗忘了。

在马歇尔之后，对于分工问题关注的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Allyn Young，他在1928年就任皇家经济学会主席时的那篇著名演讲《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递增报酬和经济进步》）是有关专业化与经济发展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它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杨格强调专业化、生产迂回程度、分工等概念；批评规模经济概念是误导。尽管规模经济概念已经被写进马歇尔的教科书，并在经济学教育界流传甚广。但是，杨格说，“工业组织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区分看似澄清了工业组织演进中的某些问题，但这实际使其他问题变得更模糊。”杨格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对专业化和分工古典经济问题的错误解释。在杨格和马歇尔之后，对专业化研究路线有两条：一是跟随马歇尔的规模经济和边际分析方法；二是沿袭杨格的专业化和分工路线。

Young多次提到，他关注的递增规模并不是由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所致。在他看来，正是专业化和分工，而不是规模经济引起了报酬递增。他使用三个概念描述了分工。第一个就是个人专业化。当个人缩小他的活动范围，他的个人专业化水平就提高了；第二个就是迂回生产链的长度，或称为迂回生产程度；第三个就是每条迂回生产链中的中间产品种类数。这三个概念相互依存，并且与规模经济概念不同。Young建立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的社会递增报酬概念等同于现代的分工网络正效应概念。Young（1928，p. 539, p. 534）提出了三个猜想：“获取递增报酬依赖于分工的不断演进”；“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而且市场容量也依赖于分工” ；“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 。Young的猜想反映了网络效应观点。

Young认为市场容量不仅由人口数量决定，也由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反过来又依赖于分工程度。Young的思想反映网络效应概念。Young为往后解释市场分工网络大小是如何在一个分权的市场中决定的作了开拓性工作，数学化Young的个人专业化经济，迂回效应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分工理论，也很有研究价值。在这个数学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动态均衡模型就能同时解释分工的三层含义。

不幸的是，Young英年早逝，并没有象马歇尔那样数学化自己的思想，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显然，Young的专业化思想与马歇尔的供需概念截然不同，并且两者的分析方法格格不入。马歇尔供需概念的实质就是，增加效用时不同产品之间有着数量上的替代关系，以及在一定产出水平上也存在着要素配置的两难选择。市场权衡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均衡。相对嗜好、技术、要素禀赋的数量以及在个人之间的初始分配决定了均衡相对价格，以及产品和要素的相对数量。可是，马歇尔的思想并没有解释需求是怎样与分工水平相关的。

由于马歇尔假定纯消费者和纯企业之间的绝对分离，因此，他的新古典模型就忽略了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的两难冲突。换言之，在马歇尔的模型中，每个纯消费者的所有消费都要购自市场，并且如果没有外生给定的企业和市场他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体系可以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也不能解释为何当分工演进时，企业会出现和发展。Young的分工供需分析框架揭示了马歇尔的需求边际分析方法的缺陷。Young说，“新古典的分析工具在诸多报酬递增的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Young考察了分工模式和水平能够降低稀缺度或提高生产率，以及决定供需。相反，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只是回答了：在给定稀缺度，给定企业的组织模式以及纯消费者和企业的条件下，市场如何决定产品的消费和生产相对数量。

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这部书包括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就是马歇尔的供求边际分析；而宏观经济学则是凯恩思经济学，它试图解释马歇尔不能预见到的许多经济现象。自1950年代后，萨氏的著作已成为教科书的样板，它不再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问题。事实上，往后的教科书都是象征性地仅用一段文字描述专业化和分工的古典思想。在一般教科书中，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概念没有被发展成个人专业化水平内生模型，可是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模型却能见到。马歇尔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假定纯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绝对分离，并用规模经济和供求边际分析取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

Young之后关注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学家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Houthakker（1956）和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George Stigler教授（1951）、Sherwin Rosen（1978）、GaryBecker (1981)。其中Sherwin Rosen 和Gary Becker把Allyn Young关于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高深思想用决策模型数学化。

自Stigler和Houthakker以来，有关专业化的研究文献分三类。第一类模型建立在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以及马歇尔的纯消费者和企业及其供需边际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国家之间而不是个人的内生专业化的分工问题。所谓的国际贸易理论代表这条线。迪克特和诺曼的教科书（1980）是这条线的代表作。第二类模型使用规模经济概念和马歇尔的框架，研究Young分工概念中的一部分: 即消费和工业品种数。代表作包括：Dixit—Stiglitz（1977）、Ethier（1982）、Paul Krugman（1979）、Judd（1985）、Paul Romer（1986）以及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第三类模型沿袭斯密，Young和Houthakker的思想，全面研究了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它对分工进行超边际分析，解释了分工水平和模式改变所引起的其他经济现象，这就是以Sherwin Rosen、Kevin Murphy、 Gary Becker、杨小凯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分析所做的工作。

在《经济控制论初步》（1984）和《数理经济学基础》（1985）中，杨小凯放弃了纯消费者和厂商两分的假定，将个人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分工水平纳入其模型中。在他的模型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有多样化消费，还有由专业化经济所形成的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与消费者-生产者的假设相结合，形成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决策者可以平衡这两者的关系，通过使分工的边际利益等于边际交易成本，从而确定最优分工水平。由于这是一个中央计划决策模型，边际分析方法可用于决策，而且分散化市场造成的角点解可以被避开。杨小凯的博士论文将他1984年的模型发展成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存在专业化和交易成本。

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沿着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这一理论主线，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诸多的经济学匿名审稿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专著以及工作论文中对于经济学的许多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包括对企业理论的贡献，对城市经济学的贡献，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对增长理论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的贡献，对工业化理论的贡献，对分层组织理论的贡献，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贡献，对资本理论的贡献，对货币理论的贡献，对网络理论的贡献，对商业周期和失业理论的贡献，对委托代理理论文献的贡献，对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研究的贡献 。

对增长理论的贡献

一举奠定杨小凯在国际经济学界地位的是他1991年发表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上的一篇文章《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这篇文章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具有突出贡献。

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末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自从Solow1956年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以后，成百上千名经济学家卷入了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但是，197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各主要经济学杂志上消失了，原来相当有建树的增长经济学家逐渐转向其他研究领域。这一段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传统增长理论。经过将近20年的沉寂以后，1986年Paul Romer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上发表了著名的《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随后Robert Lucas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发表了《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这两篇文章再次引起经济学界对增长理论的兴趣，短短几年内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关于增长理论的论文。这个时期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增长理论。

Solow模型是外生增长模型，因为没有外生技术进步，便无法产生长期经济增长；Paul Romer的论文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了，但是它不能预测贸易依存度、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的同时演进；而Robert Lucas的论文则把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这是第一个能够预测生产部门与教育部门相对大小变化的内生增长模型，但是这只是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不能预测相对价格和非加总变量相对大小的变化，也无法预测经济组织的变化。

杨小凯和博兰1991年发表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上的《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被同行匿名审稿人视为第一篇用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解释经济增长的论文，真正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微观基础。这篇论文中的模型是第一个能够预测劳动分工、生产力、贸易依存度和经济结构同时内生演进的动态均衡模型。正是这个模型第一次把杨格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模型化了。《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的匿名审稿人说，“这篇文章发展了一个经济增长和劳动专业化的模型，这个模型能够产生从自给自足到劳动专业化演进的一个模式。我发现这篇论文的许多方面是原创性的”。“理解劳动分工经济是相当重要的，这篇论文展示了这种分工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一种机制。这是非常有趣的特征，因为我们能够探索什么变量加速或者阻碍经济发展的速率。另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在这个模型中人口是固定不变的，劳动分工是被人口变化以外的力量推动的。在大多数劳动分工的静态模型中，人口是一个关键变量”。一个《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匿名审稿人指出：这篇论文试图通过描述劳动分工可以获得的动态递增报酬和专业化的个人必定发生的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来模型化经济组织的变化。我发现这篇论文的中心主题是有趣的并原创的。”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杨小凯一举成名。从198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学年会连续四次组织了重新思考贸易和增长理论的专题研讨，这四次专题研讨的召集者分别是Paul Krugman、Gene Grossman、Robert Lucas和杨小凯，1992年的这次专题研讨的就是讨论杨小凯及其合作者的工作。

《专业化和经济组织》

1993年，杨小凯和黄有光合著的经济学专著《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框架》（《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Microeconomic Framework》，North-Holland, 1993）通过了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被列入了“对经济分析的贡献”丛书，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出版公司——北荷兰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专著初步建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结构被引入了经济学的核心部位。他们引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并且沿用个人最优化和市场均衡的方法，证明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这可以解释企业、地区性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解释生产力、贸易依存度、专业化水平、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种数、交易层级系统和城市层级系统的层次数、生产集中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解释专业中间商、城市、货币、失业和景气循环的产生。同时，他们还证明了市场的功能要比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复杂得多。它不仅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还能够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找到有效率的交易层级系统，并且确定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和景气循环模式。

这本专著出版以后，受到了众多顶尖经济学家的好评。原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Sherwin Rosen教授称此书为“第一流的著作”。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者FischerBlack教授是著名的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的创立者。在他写给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信中称此书为“才华横溢之作”。他在《探索一般均衡》（《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1995）一书中评论到：“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建立的模型，将增长视为因学习有效率的组织生产途径和具体的生产过程而使专业化递增的过程。专业化和迂回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但增加运输和议价费用。比较优势是获得的，而且在国际和国内它都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企业因降低交易费用而提高交易效率。立约费用隐含着产权的最优模糊程度；甚至许多“外部效果”都是内生的和最优的。当专业化达到某一程度之后，货币和信贷便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并不影响现实经济的演进。连景气循环和失业都是内生的和最优的。实际上，他们证明了，尽管他们将运输费用、交易费用、议价费用以及执行合约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他们的均衡仍是最优的。他们坦言，他们的模型难于“检验”，而且通常以一系列事例来介绍这些模型。这些都与研究增长与景气循环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Donald Smythe教授在他的书评（《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1994）中写到：“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尽管作者宣称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增加微观经济学框架的多样性，它涉及贸易和增长、城市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产业组织，甚至宏观经济学。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位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做形式化处理的课题。”

AvnerBen-Ner 教授在他的书评（《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Economics》，1995）中陈述到：此书确实是技巧与才智的杰作。作者从几个有限假定出发，试图对许多经济现象：从企业的内生出现到城市化、国际贸易模式、货币的出现、产权的演进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等等，提供理论解释。此外，作者还力图实证地检验其理论的某些方面。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读者将因阅读此书而收益，因为它论述完整，而且用新颖的方法处理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作者巧妙的对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无法处理的问题建立了模型，从而展示了经济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一个匿名审稿报告陈述到：作者在并非与一个市场结构内的资源分配相关，而是与市场结构的发展相关的竞争性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概念。这篇文章包含了一系列好的想法，这个分析推导出的命题是有趣的并显示出相当可观的原创性。

与一些审稿人的交易效率对劳动分工的影响是同义反复的观点相反，《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的一位审稿人陈述到：作者观察到递增的交易效率实际上能够导致更高的总交易费用，因为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当然，更高的费用被递增的生产效率权衡，这是很值得强调的。因为它与强调用于交易的资源减少与引进货币相关联的文献观点相反。事实上，特定的生产函数参数和不同的交易效率水平得到的人均效用水平和总交易费用的一个简单的数字举例能够强调这一中心主题：来自铸造货币的主要利益不是来自用于交易的资源减少，而是来自引起的更有效的生产结构。

超边际经济学文献的理论基础

1990年代早期，很多审稿人批评分工的网络效果和递增报酬同竞争性的市场不相容。这种批评是此类文献不能起飞的一个主要障碍。为超边际经济学文献建立严格的理论基础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从Adam Smith1776年在《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到1954年Arrow and Debreu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差不多用了200年的时间。从1980年代末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开始出现以来。杨小凯就在试图证明几个定理能够用来确定基于一个新兴古典均衡模型非常一般的形式，一般均衡劳动分工网络存在的条件。近年来，这一项工作终于由杨小凯和几位合作者完成。

三篇论文（Sun，Yang，and Zhou，1998， Sun，Yang，and Yao，1999，and Sun，1999）建立起了有非人格网络决策和内生分工结构的非常抽象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存在性定理、第一福利定理，以及核和均衡集等价定理。孙广振、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Toward a Theory of Impersonal Networking Decisionsand Endogenous Structur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Sun，Yang，and Yao）是第一篇针对一个非常抽象的、有内生分工结构和事前相同消费者－生产者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的论文。孙广振、杨小凯和周林的论文《General equilibria in large economies withtransaction costs and division of labor》（Sun，Yang，and Zhou，1998），则针对一个有事前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非常抽象的模型，建立了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第二福利定理。这篇论文同时允许不变报酬和递增报酬存在，并且运用测度理论，孙广振、杨小凯和姚顺天的存在性定理则不需要测度理论来证明。但是，在这两篇论文的模型中，不存在中间商品。孙广振的论文《A general method for identifying the equilibriumstructur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Sun，1999)则用一类有事前不同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有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了第一个这类模型的存在性定理。这些论文用加权有向图描述分工网络和资源分配。他们证明，一般递增报酬就是分工网络效果，它在没有企业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也会存在。网络效应由非人格的网络决策产生，它同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协调个体的非人格网络决策，并利用分工的网络效果。这几篇论文将Hildenbrand’s (1974)有局部递增报酬的大规模经济的方法用来综合Arrow-Debreu的资源分配模型以及近期的策略性网络决策文献（Katz and Shapiro, 1986, Jackson and Wolinsky, 1996,and Duttan and Mutuswami, 1997）。前者集中关注商品数量和价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后者则集中关注网络决策，不关心数量、价格和网络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三篇论文揭示了数量（组织的非拓扑性质）、价格和组织的拓扑性质（诸如联通性、市场一体化，以及核心和外围间的不对称性的程度）这些相互依赖的变量是如何同时决定的一般均衡机制。它们证明，当人们能够进行超边际分析时，市场中的均衡分工模式就是帕累托最优，即使有分工的网络效果、生产中的局部递增报酬，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也是如此。这些结果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命题，即价格机制不仅能传递所有关于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的信息（消费和生产的数量或资源分配），而且能传递所有关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的信息。这几篇论文令人满意地回答了1990年代早期来自审稿人的批评，即分工的网络效果和递增报酬同竞争性的市场不相容。1990年代末，在主要的纯理论研究界就不再有此类批评的声音。如果这些定理被经济学家同行接受, 这些定理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将与Arrow and Debreu的存在性定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相媲美。

同时，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Walrasian Sequential Equilibrium, BoundedRationality, and Social Experiments》（Yang and Yao，2001)发展了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概念，将社会的和内生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企业家发现等基本概念形式化。它预见，通过对有效的和无效的分工网络模式的社会序贯试验，社会能够逐渐地获得对全社会有用的组织信息。这个试验过程是分散的，且基于个体有限理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所有参与者都通过价格逐渐地获得抽象的组织信息，但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这篇论文证明了对一类很一般的严格定义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的均衡存在性定理，并且避免了在个体有限理性出现时的递归矛盾。这种基础理论研究证明，在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中，其信息不对称要远远大于任何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正如（Aumann，1997, p. 8）指出的，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以超级理性为基础，而不是有限理性。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Yang and Yao，2001），提供了一个研究个体有限理性有可能产生出社会理性的新方法。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

在1998年，杨小凯的《经济学原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教科书中，杨小凯系统的介绍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和主要贡献，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到了2001年，杨小凯吸收了一些人士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以及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用英文写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中文版2003年底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教科书涵盖了杨小凯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对于经济学各个领域做出的贡献，是十多年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的一个系统总结，标志着新兴古典经济学开始走向成熟和完善。

这本教科书的四个匿名审稿人的评估报告，也高度重视了杨小凯对经济学文献的贡献。“它确实给人深刻印象。没有能与其比较的书。他正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我预测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越来越大。我认为这可能是将来的方向”。“这是一本有趣的著作，我很喜欢读。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新兴古典经济学是比新古典经济学对我们的环境的一个更好的描述。这个论述被清晰的、娓娓动人的，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提出。我愿意推荐这本书给任何好的经济学图书馆，毫无疑问，它将被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师得到。简言之，这本书是相当革命性的，有很高的才智。但是即使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有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不预测在近期它将起飞”。“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是出色的杰作。它几乎百科全书式的覆盖了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杨小凯博士带给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主题的激情清晰的表现出来。虽然我不分享杨小凯博士对新兴古典学派的激情，但是我不因此而感到气馁。”

《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ewis等认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收效甚微。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即将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的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是杨小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成果。

八位匿名审稿人对于《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的评估报告与对《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框架》的评估报告非常一致。主要有以下评估：

“这本教科书答应成为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与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和创新的看法。在读了三章之后，我愿意对这个计划给予我的热心支持，并鼓励你们出版这本书。附上我支持的几个原因。这本书填补了研究生教科书的一个空白。在这方面没有教科书覆盖具有内生专业化、递增报酬、和一般均衡模型，交易费用与产权的综合。这本书使用上述框架解释工业化、城市化和结构变化的议程既具创新性又有重大的政策重要性。它将提供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一个解释。这本书将是第一流、博得研究经济发展的所有经济学家尊重的最主要的学者合作的成果。基于我已经读过的章节，我预计这本书会有一个巨大的，大体上未开发的研究生用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的市场”。

“书中这些特定的章节有许多特征来使它们受到欢迎。贸易和相关政策的决定因素的问题在一个相当复杂和现代的方式中被分析。具有交易费用和策略性贸易政策的清晰处理的一般均衡方式是这个分析的强项。从教学方法上，这本书也很强。这本书能够用于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水平吗？答案令人信服的是肯定的。这本教材具有足够高的质量能够用作博士水平课程的辅助教材。从整体上说，基于我有机会看到的几个选择性章节，这本书在市场特定合适的位置将会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对于作者们通过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斯密原理的一个创造性的形式化来推动发展经济学走向主流的大胆努力应当祝贺。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是一项绝技，的确代表了对于发展经济学文献的一个重大贡献。所利用的方法论和隐藏在书的组织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我相信它在发展经济学的课程中能够有一个重要角色。当前手稿的理论工具巧妙而优美的把经济增长与主流的古典的斯密分配经济学联系起来，同时内生化了当前正在出现的经济学的许多概念性问题和发展决定因素。我想让我的学生了解作者对一般均衡和超边际分析的使用，包括诸如交易效率变量的创新，来论证通过由单个的生产者—消费者的决策驱动的市场专业化的而递增的劳动分工能够对有效的增长的贡献。这样，我一定会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包括进一门课程的提纲”。

“看来这本书对这一主题可比较的教科书提供了一个原创性的贡献。首先，它看来提供了贸易和宏观经济学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分析。这两个主题在深度方面没有被可比较的教科书。其次，章节沿着相似的线索（超边际分析对边际分析）被组织。这保证了与一个一般的框架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