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学求职，中国人难，学历史的中国人更难，学美国史的中国人则难上加难。1990年下半年，我开始正式寻找美国大学的教职工作。1989年以后，不少在美国学历史的大陆哥们为了提高求职的成功率，要么改行学法律等其它专业，要么放弃学习美国史，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尽量往中国历史或中美关系史方面靠拢。但我的关于十九世纪美国西部土地投机的博士论文已经初具规模，只能一股道上跑到黑，将美国经济史当作立身存命的唯一一块敲门砖了。
在美国，为了寻找有终身教授可能（tenure track）的饭碗，必须提前一年左右就要开始申请。于是，为了在1991年秋季找到工作，我于1990年下半年就发了120多封求职信，并将各大学的回复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拒绝信，我将它归类为“必将后悔类”，意思是这些大学不识我这匹“千里马”，必将后悔！第二类是没有音讯，我将它归类为“可以教诲类”，美国新闻的一大准则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no news is good news），表示这些学校正在“长考”本人是否是一匹好马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第三类是表示对我有兴趣，并愿意给我各类面试的机会，我称之为“值得鼓励类”，对它们的“伯乐”眼光，表示鼓励。
针对第三类的正面回应，又分为三种待遇。一是电话问答。为了省钱、也为了进一步删选候选人，大学的招聘委员会习惯运用这种电话的方式折腾人，但这是我们这些中国人的软肋，因为在人不见人的情况下，破英文就只能是破上加破。所以，1991年我所接受过的难以计数的电话考试，全部没有了下文。相当一段时间，听到电话铃响，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条件反射。
二是大会面试。当时，美国历史学会在每年的最后一周将举行大型学术年会，并提供各大学面试候选人的机会。得到大会面试的机会，表示候选人已进入了竞争的第二轮，成功概率一般在十五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之间。1991年，我得到了12个大学的大会面试，是同类中国哥们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殊不知，又是全军覆没，成了其他成功者的“陪葬品”。
第三类是校园面试，其成功率在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有一所贵族男校省略了电话和大会面试，直接邀我参加校园面试。在学术演讲过程中，本人的自我感觉一直不错，但在午餐期间，一个教授与我大谈美国的橄榄球和高尔夫球，而我对此则完全没有反应。最后，也以狼狈之态，铩羽而归。
后来意识到，这位教授显然对我的中国背景来应聘美国史教授的位子不表信任，故意以美国“国粹”来测试我的美国文化常识。至此以后，我就恶补这一“高”而且“富”的高尔夫玩意，并自创了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三大自测标准：信教、打高尔夫、养宠物，来自大陆的洋插青年很少有人对此三大选择兼而有之，我完全是为了饭碗，被迫触碰高尔夫这一“绿色毒品”。
这样，折腾了一年之久的第一次求职，就以“颗粒无收”而告终。不过，我们这些洋插青年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善于“自欺欺人”，什么“虽败犹荣”呀、什么“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找工作吗？”当然，除了自己给自己打气之外，更多的是总结教训、改进技巧。为了准备1992年的求职，除了强化教学经历、研究业绩、个人简历和推荐信等硬本事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操练面谈的软技巧，增强适应美国文化的软实力。
1991年面试时，我的最大毛病是与面试人缺乏眼神交流。中国人是有谦卑传统的，直视自己的长辈和师长是很不礼貌的。但美国文化认为，如果没有眼神交流，说明你没有自信、紧张不安。另外，一直以为，男士与女士握手应该轻轻一碰，点到为止，但时过境迁，当时已经流行紧握女士的手，不然反而存在轻佻、做作之嫌。而且， 当时根本不知道“八英吋原则”，即与他人握手和交谈时，需要保持八英吋的距离，我的毛病是喜欢跟人套近乎，狠不得保持零距离，犯了大忌。还有，美国女性对东方男性一般有一个刻板印象：比较大男子主义，但如果能够在面试过程中，在细节中表现出对女性一丝尊重，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应，因为对方的期望值太低了。
1991年求职失败的另一教训是，美国式的面试并不仅仅是以学术为主题，功夫大多在学术外。一般而言，在校园面试前，候选人的学术能力已经通过各种书面资料和推荐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检验，但由于我们所申请的工作，大多是有可能成为终身教授的位子，所以，招聘单位的教授们非常关切这一候选人能否终身相处，毕竟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样，招聘单位非常希望利用短暂的1-2天时间内，尽可能地了解候选人的性格、兴趣和好恶。于是，面试是从候选人一下飞机就已经开始，对中国人最痛苦的不是在课堂上试讲、在面试委员会面前陈述，而是与招聘单位的教授同乘一车的拘谨、共进午餐的折磨和一同聊天的局促。
有了1991年的“滑铁卢”，1992年的求职过程就多了几分中气，但也是一波三折。经过近一年的折腾，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地处西部草原的饭碗，并基本准备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牛仔故乡。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来自《飘》的女主角郝思嘉的故乡—佐治亚州沙凡那。电话是邀请我接受校园面试，由于我已有保底的饭碗，所以就叫价：如果可以免去校园面试、只进行电话问答，就可以考虑。结果这位教授经过请示，竟然同意了在该大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非份要求。第二天，电话问答后20分钟，对方就决定聘用我为有终身职可能的助理教授，并比牛仔所给的工资高出35%。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面临牛仔所处的草原和郝思嘉所在的大西洋沙滩之选择，我这个自幼爱海喜水之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处类似中国厦门的沙凡那，而且，一呆就是9年。后来得知，对方敢于冒如此大的风险、不经面试就录用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已致电牛仔所在的大学，了解了我的表现，同时，也许是“饥不择食”，只能将就了。
第一次求职生发了二点感慨。第一是美国大学的宽容。1990年代初的杭州大学历史系，也许还很难下决心招聘一个美国人，终身在杭州大学讲授宋史，因为不仅对此美国人的中文能力和学术能力难以信任，更对此洋鬼子与杭大师生相处一辈子的文化能力缺乏信心。美国毕竟是一个移民国家，对我们这些洋插知青还是愿意施舍一个饭碗，并愿意与我们终身相处。第二是学冷门的历史也是可以养家糊口的，功利的美国也有我们学历史的插针之地。流行的长尾理论（Long Tail Theory）就是提醒世人，过去的冷门产品有可能成为今天的热门，80%的利润有可能来自最不起眼的80%的冷门产品，而不是来自以前公认的20%的热门产品，帕累托的80vs20定律受到了挑战，热门、冷门彼此是可以消长的。
2009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