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插近25年，江湖上给本人取了一个雅号：“学会专业户”，玩学会似乎玩出了瘾。一是在1986年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至今仍是积极分子；二是在1987年加入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并曾担任会长；三是在1988年加入中国留美政治学会；四是在1994年发起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担任首届副会长；五是在1995年发起成立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担任首届常务副会长；六是在2002年发起成立旅美大学院校长协会；七是在2003年参加浙江大学美国基金会，担任筹款委员会主任和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每一个学会，都有不少故事。限于篇幅，此文只能先聊聊本人与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缘份。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CHUS）同仁的成长是中国大陆旅美学人发展的缩影。大致而言，自1980年代以来，CHUS成员的发展可分四大阶段。
第一是求学阶段，时间在1980年代初－1990年代初。CHUS同仁大多在这一阶段寒窗苦读，对国人嗤之以鼻的历史专业忠贞不二，并在90年代初向不可能挑战成功，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折腾”，建立组织，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中美学术交流。
第二是求职阶段，时间在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他们大多顺利地在中美各大学、科研机构和公司企业得到工作机会，当然，不少哥们面对现实，改学其它专业，再拿一个学位，并成功地成为律师和商人，但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点滴在心。
第三是求发展阶段，时间在90年代中－90年代末。在此期间，他们中的相当部分获得了大学终身教授，意味着在美国拿到了社会主义的铁饭碗，并开始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站稳脚跟，或者在中国高校崭露头角。
第四是求突破阶段，时间在二十一世纪初。一些获得终身教授的先行者，开始寻求在大学管理阶层的突破，担任系主任、院长和校长一级的职务，或者受聘于国内各大学，成为长江学者、兼职或客座教授，并由此分化出海归和海留两大群体。
本人是在CHUS学人发展的的第一阶段，与CHUS结下了不解之缘。自从1987年参加CHUS在纽约举行的成立大会之后，本人就开始参与CHUS的一些活动。当初的CHUS会员主要都是来自大陆77、78级历史系的毕业生，而且大多来自国内的名牌大学历史系，“牛”气十足，像本人这类出身“贫寒”者（杭州大学）属于凤毛麟角。记得在1989年竞选CHUS理事会理事时，我恳求各位选民“重表现，不要重出身”，也许多数选民是文革“唯成分论”的受害者，所以，富于同情地将我送上了理事的宝座，负责学会的学术事务，兼任CHINESE HISTORIANS（中国史学家）英文杂志的主编，并与国内《世界历史》杂志合作，在1990年12月出版了CHUS学人的论文专辑，此乃《世界历史》首次、也是至今为止最后一次全刊发表所有海外历史学人的专辑。对此，本人乘胜追击，竞选CHUS第四任会长成功，在马里兰大学举办了有关海外华人的国际研讨会，推动了CHUS成员与老一代旅美历史学者（如刚去世的唐德刚教授等）的合作。尤其值得念叨的是，我们在1991年5月设计与实施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回母校讲课计划，许多曲折与心得值得与各位分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6月以后，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全面停顿。为了推动与恢复两国的学术交流，作为非政府组织（NGO）的CHUS有着独特的优势，因为我们生长在中国，所以深刻了解当时中国政治的敏感性，同时，我们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所以了解美国最新的史学研究动态，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官方一时难以接受真洋鬼子的“和平演变”，但应该比较容易接受我们这些“假洋鬼子”的义务奉献。对此，为了防止发生各种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我们做了一系列沙盘演练和各种防范，其中所规划和形成的几大原则，成为今后中美学术交流难得的宝贵财富。
第一，项目学术化。任何在此敏感时期企图从事一些非学术性的政治活动，无疑是自杀。所以，我们首先定位此次活动除了讲授具体课程外，在团体活动中，主要是介绍美国史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任何个人不得代表学会发言。同时，我们严格筛选参与项目的十名会员，他们既有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助理教授，又有在校的博士候选人；既有从事美国史、中美关系史的学者，又有专精中国史、妇女研究的会员。而且，我们侧重介绍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动态，非常客观地评述了各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料和最新观点，旨在减少由于独立的学术研究所可能导致的非学术解读。
第二，活动透明化。海外有一种认识偏差，以为在国内活动越保密，越能避免不必要的政治麻烦。其实面对当时强大的国内保守力量，我们的一举一动根本无法遮人耳目。所以，最好的自我保护是一切透明，完全公开。于是，国内所有行程全部提前公开；所有讲座和会议完全对外开放。国内某大学的校长为了保护我们，甚至安排全程录音、录像，主动将录像带交给有关方面审查，促使对活动怀有戒心的人士难以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尤其是，支持这一项目的鲁斯（HENRY LUCE）基金会的25000美元基金，我们从不隐瞒。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研究基金是本人首次尝到了美国基金会的甜头，自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并由此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第三，低姿态、干实事。低姿态包括学术低姿态和政治低姿态，学术上，我们不声称是讲学，而只是讲课。（我以为，最低姿态是讲课，其次是讲学，最牛是“讲话”，因为这是首长的专有用词）。同时，我们当时也不宣称是去宣读研究论文，而只是介绍研究动态。政治上，为了避免海外媒体的嘲讽，我们不宣扬爱国、报国，而只是回母校讲课，向老师汇报所学，属于天经地义、人之常情，毫无政治色彩。可见，我们当初是用心何其苦也！但低姿态不影响干实事，所有参与者都实实在在地讲授了一门课程，帮助国内本科生和研究生了解了美国式的教学和研究模式。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当时我在母校讲美国史，当讲到“美国政党政治的文化解释”这一讲时，正好是1991年6月4日，那天晚上，突然来了5-6个陌生人，这简直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面对错误的听众、触动了一个错误的主题。等我离开中国后得知，有人向有关方面报告，我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课堂，大肆鼓吹美国的两党制。对此，有一位恩师向有关方面辩解道：如果讲美国史不讲美国的两党制，那就像讲中国史不讲中央集权一样荒诞！
第四，以团体活动保护个人讲课。面对当时敏感时期，会员的安全至关重要。对此，我们设计了三次团体活动，一是在上海的华东师大，十分成功；二是在北京的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但临时突然被取消，只是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拜访；三是在浙江的杭州大学，规模大、规格高，尽管省教委高官在出门前被有关方面堵在了家门口。这些团体活动的功能是扩大了CHUS的影响，提升了CHUS的正面形象，并促使有关部门难以对随后的CHUS成员到母校讲课活动制造麻烦。
CHUS的这次回国讲课开创了旅美学人回国从事教学交流的先河和模式，随后，中国旅美政治学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等纷纷效仿，美国的鲁斯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都积极资助这一项目，一直延续至今。
目前，随着CHUS成员逐渐成为中美大学的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促使他们不仅仅是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和中介，而且正在成为直接的推手。不管是回国的海归，还是旅美的海留，CHUS成员都将为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作出不同方式的贡献。
记述这段经历，能够提炼出至少两点启示。其一，在美国，参加学会、服务社会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完成学业、积累信誉和追求完善的必要投资，更是今后求职的重要条件。对此，一减去一（学习时间减去社会活动时间）不是等于零，而是大于二，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功，就是这个道理。
其二，对美国学术和文化的“渗透”需要培养一份自信，如今在世界各国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美国政府和高校大多采取欢迎与合作的态度，既不怕孔老二的文化侵略，也不怕有关方面借此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对美国的文化霸权进行颠覆。著名的“宽容理论”认为：对对手越宽容，表明自己越有自信，而越有自信就证明自己越有力量；反之，越没力量，就越不自信，而越不自信就越不宽容对手。希望并且相信，中美两国都能成为有力量、有自信、能宽容的强国。
2010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