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吴小娟女士写于2004年8月。2018年10月6日是杨曦光先生七十岁冥寿，稍加注释，特此纪念。
1979上半年在湖南省邵阳新华印刷二厂①，我第一次见到小凯。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一天上班的时候，小凯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他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东西，质量这么不好。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满脸红红的，感到挺好笑又生气。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但心里很佩服他做事的负责任。
①湖南三线工厂之一。1966年，湖南省的备战工作全面展开。位于长沙的湖南新华印刷厂派出人马，到邵阳建新厂作为后方厂，三年后落成。起初政审严格，据老工人回忆，“要三个清白，没有旁证材料不行的”。
我每天下班后，练两小时小提琴，然后读小说，过的满自在的。那时我与同事周列娜同住一间宿舍，她下班后没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有一天，我问她中学时代有什么爱好。她告诉我喜欢英语。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找一个英语老师。听说小凯的英语很好，可以请他教。周列娜说，她一个人不敢去找他。我答应先陪她几次，她再自己去。下班后，我们去小凯的宿舍学英文，我那时还没想学。小凯劝我学，我说我不喜欢英语，我喜欢读小说。陪了几次周列娜后，我就不再去了。
以后，我和小凯常常交换小说，关系慢慢密切起来。我发现小凯非常爱读书，而且读了很多。他将他写的一篇小说《她》给我看。②我不太明白他的含意，但开始敬佩他。我想他高中少读一年③，没有毕业，可他自己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没有读完高中，可我自己无法像他一样。往后听到很多关于他坐牢的故事，更是敬佩他。
②据小凯在武大的同事邓晓芒回忆，他见过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是他的文学创作。他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
③小凯就读于长沙市一中，原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是湖南省最早的公立中学，素以名师云集，校风朴实，人才辈出著称。1962年秋，小凯入学初中部78班。一中校址位于小吴门外清水塘畔，距湖南省委很近，省委子弟多就读于此。以62届为例，有湖南军区吴自力司令的儿子吴南下，蔡爱卿司令的女儿蔡小豫等。据小凯同学回忆，班上骑车来上学的就两位，一位是长沙市委韩曙光副书记的儿子韩志诚，另一位就是杨曦光。
我们很快明确了关系，小凯将他和他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我，我也将我和我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他说周列娜已将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过他了。小凯说他感觉我们同命相连。
很快，小凯将我带到他家见他爸爸。我到他家后，吓倒了，发现他们家原来是高干④。他爸爸当天单独与我谈话，问了许多关于小凯的问题。我不知自己回答了什么。好不容易见到小凯，小凯就问他爸爸和我说了些什么。这次与他家见面心理压力很大，他爸爸的秘书又去我们家调查，发现我妈妈有精神病。他爸爸担忧我妈妈的精神病会遗传到下一代。
④杨父为杨第甫（1911-2002），湖南省湘潭县人，1952年任湖南省委秘书长，1954年受批判调任省工业厅副厅，1959年被列入“湖南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西洞庭湖劳动的处分。1961年平反后任省农垦局局长。1980年12月，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任党组书记，负责省政协全面工作。1986年7月离职休养。杨母为陈素来，曾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后自杀。
得知我和小凯的关系后，我妈妈去小凯工作的地方，将他大骂了一通。妈妈伤心的和我说，她好不容易离了一个劳改犯（我爸爸是地主的儿子），我又和一个劳改犯要好。我认为，小凯是一个很好的人，政府一定是搞错案子了。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劳改犯也不影响我当一个工人。
不久，小凯被借调去北京工作⑤，很多人说小凯会将我抛弃，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快小凯写信给我，告诉我北京的情况。我从小就没有觉得自己漂亮，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一般。可是自认识小凯后，他却把我当作他心中的”西施”打扮。小凯每一次从北京回湖南，都帮我买很多北京最时髦的衣服。那时，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不知道穿什么号码的衣服。可是小凯买的所有的衣服我都能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
⑤在李锐、于光远等老先生的帮助下，1979年下半年，小凯借调至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小凯致李南央的信：“我看了一下去年社科院经济研究生的试题，我觉得自己报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专业比较有把握，不知道社科院今年经济研究生各专业招生名额、要求以及报考动态，导师内定研究生的倾向如何。你是否能打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呢？报考政审是一大关，我准备详细写个东西。如果你能打听到这方面的消息，请来信告知。今年考大学是否限制年龄，你听说了吗？”）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由中国科协直管，小凯姑父邱纯甫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他借住在姑父家里。
小凯从北京来信劝我去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我那时候才20岁。小凯告诉我很多牢里朋友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他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不久，我去长沙寻找我的亲生父亲。见面后，父亲非常激动，悲喜交加。我长得十分像我的父亲，可能是从小不在一起的缘故，我对他却没有太多感情。但从那以后，我们倒是常常探访父亲。他告诉我很多我们家族的故事。他说爷爷奶奶一家还在香港，叔叔在台湾的嘉义。1990年，小凯去香港探访了爷爷；1996年，我们一家去台湾的嘉义探访了叔叔。
1980年，我自己积攒了一些钱，去北京探访小凯。这一次，我们像度蜜月一样幸福，在北京的公园里尽情地游览，花前月下倾诉心声，还去了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艺术品，照了很多像片。但是，在我回湖南的旅途中，大病了一场，只得在河南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去急诊医院。医院与小凯联系，叫他马上来领人。小凯不顾当时很快要考研究生，马上到了医院。过了一夜，我的病有好转。第二天他带我回长沙，又马上赶回北京考试。这一次后，我非常感动，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重感情值得终身依靠的人。
小凯很快考进社科院计量经济所⑥，并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告诉我他工作量很大，可他每周还给我写一到两次信，为我录下许多录音带，可惜搬家几次，这些录音带也遗失掉了。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说，有人为小凯介绍北京的女孩子，这样可以让小凯留在北京，都被他婉拒了。
⑥1980年小凯考入中国社科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1980年下半年，小凯写信给我和他的爸爸说，我们决定1981年春节结婚。我一个人在邵阳办了我们的结婚登记，领了结婚证，准备了日常用的一些必须用品带到长沙。一天早上五点钟，我带着笨重的行李，步行从火车站走到小凯爸爸家的后门，拼命叫小凯开门。小凯好像从梦里听到我的叫声，惊喜地起来给我开门。这件事成为小凯美好的记忆，当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我们的结婚，小凯爸爸不想声张，我们一起买了一些必须的家俱，就住在小凯爸爸家结婚了。尽管只有几个好朋友为我们庆祝，可是我们俩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
结婚后，小凯赶回北京，我回到邵阳。不到一年，为了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小凯于1982年放弃北京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和我一起调到武汉大学管理系⑦。小凯当讲师，我在系里的资料室。那时小凯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编了两本教科书。除了教课以外，小凯还每天在家写书和文章，工作非常努力。
⑦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顶着巨大压力将小凯作为人才引进武大，聘为经济系讲师，并解决妻子工作及分房。
1982年中，我怀孕了，小凯怕武汉太炎热，将我送到北京姑妈家。之后又到沈阳的叔叔家避暑，这是第一次见姑妈和叔叔一家⑧。大家很喜爱小凯和我，我们在东北住了两个月，小凯在沈阳给基层的管理干部讲课，我们还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离开渖阳后，我们经过大连，在那里看到很多日本人建造的日式房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乘船到上海，探访在上海的武汉大学的老朋友陈志龙。住在他家时，有天半夜，小凯突然大叫，把我们都惊吓起来。我赶忙到他的床前去看，才知道他又作了坐牢的恶梦⑨，全身冒冷汗。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中，这种牢里的恶梦伴随着他的一生。
⑧小凯的叔叔杨迪，离休前任沈阳军区参谋长，他的回忆录就是“蛋炒饭”的出处。
⑨1968-1978年，小凯入狱十年。
1983年，我怀孕七个月后，小凯将我从武汉送到长沙他爸爸家，准备将这个孩子生在他的家里，小凯告诉我，这是杨家的传统。2月23日，小溪在长沙出生，小溪的名字是曦光的谐音，意思就是小曦光。我刚生产完，小凯说他爸爸说男孩女孩都一样，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说这些话。后来我生了老二以后，才明白生男孩女孩在杨家还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小凯写了两本教材，在武汉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邹至庄教授⑩。他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教材，很快就帮小凯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去普林斯顿读博士。由于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赵紫阳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赵紫阳办公室将此信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道玉校长的协助下，小凯于1983年9月带着仅有的30美金，一个人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他梦寐以求的经济学博士。
⑩邹至庄，1929年出生于广东中山，1951-1955年先后在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随后在MIT、Cornell、Columbia等多所名校任教，邹至庄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是“邹氏测试（Chow-test）”，是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数的先驱。
小凯离开中国不久，想尽办法要将我们母女两人接到美国来陪读。他每星期给我写两封信，劝我们到美国与他相聚。他非常思念女儿小溪，盼望我们到美国，一起共同生活。一年后，我和小溪也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陪小凯读书。
到美国后，我发现小凯读书很不容易，小凯很快面临博士资格考试。我记得邹至庄教授常常打电话告诉小凯考试成绩，给了小凯很大的鼓励。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对科班学生来说都不容易，对小凯来说就更不容易了。小凯告诉我，这两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小凯却认真对待。很快，他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1985年中，通过资格考试后，小凯便开始写《XXXX录》，白天到学校做论文，晚上在家写《XXXX录》。他发现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内有他在文革时写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非常激动能够在国外看到自己的文章。这激励了他把牢里的事情写出来。所以《XXXX录》是他在国外的第一本中文书。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中文版写出来后，他很快找到译者合作翻译成英文。由于译者非常忙碌，英文版的书等我们到澳洲之后才出版。
小凯在1986年认识了索罗斯基金会，他们派小凯第一次回中国与体改所谈有关中国改革的问题，希望他作为基金会的代表。由于小凯的学业很忙，从中国回来后便谢绝了，全力以赴地做他的论文。做论文的过程中，除了吃饭、睡觉，白天黑夜都在学校里。1987年初，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大学全日读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每周做二十五个小时工，维持家庭经济的需要。刚怀老二时，反应很大，病得厉害，日夜想睡觉，老大在幼稚园。小凯根本顾不上我，一心一意做他的博士论文。
1987年中，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已经用完了，得另找出路。小凯在耶鲁找到博士后，由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援。于大海帮我们7月搬家到耶鲁。当时租了一个教授家改良的车库。
小凯主要任务还是修改论文，每周开车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交给教授改好的部分。那时我一直担心他开车的安全。
当时在耶鲁没有朋友。我们又都不懂医疗保险制度，我怀孕七八个月了，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胎儿到了八个月时，在耶鲁的医学院碰到一个湖南老乡，她正在学做超声波，帮我们免费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而且是个儿子。小凯十分开心，我们马上写信告诉小凯的爸爸。爸爸更是高兴，这时我才理解到杨家一直在盼望小凯有个儿子。很快健思就出生了，医药费花了$5000，当时我们的存款都没有这么多，一半由保险公司付了，另一半由我们自己付了$500以后，其他部分因低收入减免了。孩子用的所有东西，全是邻居给我们的。我生完孩子后，小凯接我回家。第二天，他就又上班了。
小溪、健思和我每天在家。日子过得很辛苦，也很少有朋友探访我们，但我们一家非常幸福。耶诞节时，普林斯顿的老朋友宦国仓⑪来耶鲁与我们一同过节，我们非常高兴。
⑪宦国苍于1987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博士学位。履历与小凯可作参照：1987年至1992年担任德意志银行美国地区经济分析师，1992年至1995年担任摩根大通高级经济师，1995年至1997年担任巴克莱银行董事总经理，1997年至2001年担任花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部联席主管，2001年至2005年担任汇丰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业务主管，自2009年12月28日起担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1988年1月份，小凯为了找工作。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希望在会上能找到一些面试机会。会后不久，半夜三更他突然从飞机场打电话回来说，已经没有计程车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将小凯从机场接回家。漫天大雪，小孩在车里因为冻坏了而大哭。现在忆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开车去，又怎么开车回来的。这次会议对小凯找工作帮助不大，全家便帮他贴邮票申请在美国的工作。好不容易在纽约大学拿到一份教职，却因没有绿卡无法成行。很多朋友劝他申请政治避难，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回去见他的老爸爸，所以便没有去纽约工作。
这时，小凯开始申请其他国家的工作，包括澳大利亚，拿到阿德莱德的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过度劳累，小凯大病了一场，高烧到41-42℃，两天不退。我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他去看急诊，他不去。我只好到附近中国来的学医的学生那里，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小凯看病，并给我们一些抗生素。看后，说是有发炎，但吃药后烧也不退，我只好自己带他去耶鲁医院住急诊室。一天一夜，我带着孩子一起守着。医生也找不到原因。烧没退，我们只好回家。第二天烧才稍微退了。这时，黄有光教授从墨尔本打电话到我们家，说小凯可以到莫纳什大学工作，给他一年的教职。黄有光在电话里还说，墨尔本有很好的中国人的社交圈子，劝我们来。于是，我们便放弃了阿德莱德的工作，选择了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
1988年6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佛罗里达的狄斯奈乐园痛快地玩了一场。于大海将我们全家送到机场，我们去夏威夷，玩了几天。7月2日我们到了墨尔本机场，带着两个孩子，四个箱子，坐计程车到了莫纳什大学的校门，拿到招待所的钥匙，就住进莫纳什大学招待所。
第二天小凯就开始上班了。他当时的工作是一年的教职，现在想起来那是很担心，一年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很快，小凯的研究就上了轨道，在美国投出去的文章也开始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小凯的教职变成了永久教职，很快就升了高级讲师。
第二年那段特殊时间，小凯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十分忧虑。就在那前一个晚上，小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我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小凯决志要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捐款。
我们在北但丁诺买了第一个房子，小凯非常高兴。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在家里写他的第一本英文经济学书《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见另页）。每写完一部分，他便自费请Jeff Borland修改英文，大概花了苦苦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所有的手稿，我们一直珍藏着。
1990年，张五常请小凯到香港大学教书三个月。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期货全部输光，打电话回来说怎么办。我掉着泪跟他说，回家吧。那时我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在墨尔本的日本餐馆打工还贷款。当时贷款利息是17%，听了小凯输钱的消息非常伤心，却也没有办法。等他从香港回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机场接他，全家高高兴兴，跟他说只要人回来了，就好了。
1993年，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便籍助这个机会，十年里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看望小凯的父亲。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高兴得都合不上嘴。我们在香港只呆了半年，很快又回到墨尔本。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从那以后，我们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去香港，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第二以后必须由太太掌管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