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当代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很多，从政治社会学视角观察，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外在因素，包括选举制度、政党动员能力、候选人实力、选举环境等。另一类是有关选民自身特点的内在因素，包括选民的社会背景、政治态度等。
一、选举制度与投票行为
选举制度是影响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目前在台湾各级选举中，“总统”、县市长等政务官与“立委”、县市议员等各类民意代表选举制度并不相同，前者称为“单一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后者称为“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在不同的选举制度制约下，由于选民对候选人的要求各不相同，所以其投票行为存在明显差异。
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下，当选者的票数不一定要超过有效选票的半数，只要候选人的选票领先即可当选。“在相对多数对决制下，两个主要的候选人或政党如欲获胜，则他们的政见绝对不能太偏激或太保守。因为在只选出一席的情况下，如要获胜就必须要吸引多数而非少数特殊选民的认同与支持。”1所以在相对多数选举制下，多数选民希望候选人在政见诉求上不要标谤太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太偏激的言论，而是以人们较关切的事务及公共政策、福利政策等作为选举时的主要诉求。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提出新中间路线，正是出于对选民这一投票行为特点的策略性考量。2004年“总统”选举中，陈水扁又提出“公投说”，也是因为“公投说”具有涉外性质，一般民众对于“外交”议题的共识要高于内政的议题。
因此在这类选举中，不是候选人个人素质的绝对好坏决定选举成败，而是选民所相信的、经过比较后的各“总统候选人”的相对优劣，才是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是指在复数选区中，不论应选名额为多少，每位选民只能投一票。之所以被称为“非让渡投票”，主要是指不管候选人得到多少票，均不能将多余的选票转移或让渡给其他候选人。按照这一投票规则，如果选区中有人高票当选或出现众多有实力的候选人瓜分票源的话，则实际所需的当选票数会很低。这样在复数选区中，仅需要掌握一定比例的选票，第三党及无党籍人士就有可能当选。候选人所要努力争取的，并非多数选民的认同，而是少数足以使其当选的选民的衷心支持。因此凸现个人色彩或高举鲜明旗帜就成为相当一部分候选人巩固铁票或争取游离票的重要手段。为争取特定少数，候选人一般不会向中间靠拢，而强调地方服务绩效、走偏、买票甚至贿选成为常见手段。与此相应地，由于候选人众多，选民比较重视的是候选人独特的政治立场，包括角色定位、文宣诉求的个性鲜明。
在“立委”选举中，由于受到“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的制约，选民往往“选人重于选党”。除非政党只提名一位候选人，否则政党的标签并不是那么重要。在一个政党提名若干候选人的情况下，即使选民认同某个政党，他们仍然必须在此政党中再挑选一位候选人。
二、政党动员与投票行为
在台湾历次重大选举中，政党动员的能力与成效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往往是直接的，也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
（一）选举议题的炒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政党提出选举议题，可以增强对选民的吸引力，加大胜选的机率。1994年陈水扁参选台北市长，就曾成功地撇开过去民进党人惯用的“台湾人悲情”及“受难者要翻身做主人”的论调，调整角度，改以对执政充满自信的面目出现，将选战定位为“提升生活品质之战”，打出了软性的“快乐的市民、希望的城市”等诉求，避开统独争议，强调尊重现有体制。这一选举议题的转变无疑是陈最后胜选的助力之一。与此相似的是，2004年“总统”选举民进党在两岸关系议题方面大做文章，其“统独之战”的两手策略运用得比较成功。一方面，为了巩固其基本票仓或在总体选情不太有利的情况下，陈水扁通常会在选举中发表激烈的“台独”言论。
同样地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泛蓝阵营在统独议题上政策突然逆转，借机寻求本省籍选民的支持。2003年11月12日，泛蓝阵营政策宣布改变对“公投立法”的立场，不再排斥决定“统独”的“公投”。进而提出“新宪三部曲”及“十大原则”，主张明年二月提出“中华民国”“新宪”版本、明年中公投入宪、后年初“公投新宪”，实施“中华民国”“新宪法”，比陈水扁规划的“新宪公投”还要早两年。
不过，对选举议题的对选民的实际成效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以1991年二届“国大”选举为例，虽然认为选民对一些重要议题有相当的认识与关心，但发现只有“总统”选举方式与海外黑名单这两项议题对选民投票发生显著的影响，其他许多议题像统独问题、制宪修宪问题等等对选民投票丝毫没有影响力。这项研究成果借机否定了民进党二届“国大”选举输在台独党纲的说法。所以选举议题在二届国大选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非关键性。2事实上，国民党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的败选也说明统独议题的急转并未从根本上扭转选情。
（二）选战策略的运用
各政党采取的对选民投票行为影响较大的选战策略主要有联合竞选、文宣活动、辅选战术、贿选等。
联合竞选成功的要素是配票策略运用得当。配票策略的先决条件是：一方面，要有一定比例具有高度政党认同的支持者，并且这些支持者愿意接受配票。另一方面，政党整体估票准确、票源要足够，配票要公平。上世纪90年代一些选举实践说明，联合竞选策略对一些选民，特别是政党的忠诚选民投票行为影响不小。在第三届“立委”选举中，在台北市南区参选的民进党4位候选人沈富雄、黄天福、叶菊兰、颜锦福以上届“立委”选举民进党在南区得票18万估算，认为其中7万人是“选党重于选人”，可大量配票；另外11万人是“选人重于选党”，可以鼓励配票。在民进党竞选部门的动员下，民进党选民广泛参与配合活动，按照以自己出生年月的春夏秋冬4个季节，分别将票投给4个候选人，使得4个候选人统统上榜，成为名噪一时的“四季红”。近年来，国民党也开始重视配票策略，在刚刚结束的2004年第六届“立委”选举中，国民党共在16个选区实施配票策略。选举结束后，国民党秘书长林丰正认为配票的成功是泛蓝过半的原因之一，造成席次冲高，当选极大化。
一般来说，愿意配票的政党忠诚选民理念明确，政党认同性强，在选举中往往是“选党不选人”，即使把票投给自己根本没有印象的候选人也无所谓。不过近年来研究表明选民依配票指示投票的意愿并不高。如在1998年第四届“立委”选举中，许多选民表示不再像1995年那样依照配票的指示去投票。3过去通常认为国民党选民配票意愿最低，但是2004年“立委”选举结果却表明，这种状况已经有很大改变。
传单、宣传车、政见发表会、广告、电视辩论、民意调查等文宣活动的目的则是在选举活动中，候选人通过各种媒介将政治见解与施政理念传达给选民，并借以建立个人形象，扩大自己影响，吸引选民的注意。如在电视辩论中，候选人的口才、应变力、未来的远景，或构思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对应选民的胃口，都可以通过电视辩论得出一定的印象。至于候选人本身是否具有诚挚之心，关怀弱势之情，与人为善之愿，要与人民共同打拼之意，均可透过同样的管道得到清楚的认识。事实也是如此，历次选举调查表明，在文宣活动中，通过宣传车、海报等方式了解候选人的选民人数最多。其次是通过报纸广告、政见会、选举公报、电视报道等方式。4
与此同时，台湾选民参与文宣活动相当踊跃。有关调查表明，1994年县市长选举有18.2%的选民曾经参加过游行、捐款、发传单等文宣活动。其中台北市最高，为27.3%，高雄市18.4%。动员的方式有朋友、同事、亲戚、乡里长、党部、候选人、社团和电话语音等多种。而被动员到的台北选民更高达七成，高雄市六成三。5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二二八”、“三一三”绿蓝阵营大游行，数百万选民的参与人数均创造历史记录。
辅选战术方面，目前最常见的做法是大打“名人牌”。名人通常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可信度、吸引力、权威性。它的目标是通过名人辅选，尽量让选民认知参选的候选人，加深对候选人的了解，壮大选举气势。在近年来的选举中，通常民进党会打“陈水扁牌”，国民党会打“马英九牌”，亲民党会打“宋楚瑜牌”，台联党会打“李登辉牌”。在选举活动中，名人的造势活动对选民的影响不容低估，特别是陈水扁、李登辉借助行政资源打出的“总统”牌，往往更受选民关注。
贿选手段多年来在台湾选举中屡试不爽，极大地扭曲了选民意志。1991年的二届“国代”选举期间，警方接获贿选案件共有181件。1997年底县市长选举，彰化县一位候选人在选举前1个月已做好计划，准备买遍全县85.8万多名选民。选前两周开始发放贿金，直至投票前一天晚上，共发出70多万份，占贿金总额八成半，余下一成半则作为桩脚的活动费，总共花去3亿多元台币，创台湾历年来单一候选人贿选金额最高纪录。
一般来说，选战策略对选民主要有三大作用：首先具有强化作用，使选民维持原有的投票倾向。其次具有催化作用，使原先犹豫不定的选民，最后终于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依原先的政治倾向投票。最后还有转化作用，使选民不顾原来的政治倾向或原来处于犹豫不决的情境中，终于因竞选活动的影响而作出违反其原先政治倾向的投票决定。
（三）意识形态的影响
台湾选举中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各党的统独立场与李登辉情结。过去的选战统独纷争炽烈，加上许多选民不放心民进党执政，可能引发台海局势恶化，所以国民党反对台独，主打安定牌有一定的选战成果。但是1997年民进党转型初步成功，在国家定位上着墨不多，急独政纲已经有建国党主张，于是国民党要以统独牌来影响选民的投票取向，顿失着力点，以致选举动员不如过去有效，难以在统独问题上得分。近年来，受到这种意识形态变迁的影响，主张台独的选民政治参与程度最高，其次是中间选民，而统派选民政治参与最低。6
而李登辉情结则是台湾政治中长期存在的显著现象。90年代初一项调查显示，国民党支持者具有李登辉情结的人数高于民进党支持者，就是在新党支持者中，也有一些有李登辉情结者。中间选民中，约有三成有或强或弱的李登辉情结。年龄层面，以中老年选民居多。省籍方面，本省人多于外省人。7即使是在李登辉卸任并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之后，台湾部分选民特别是中南部的一些选民仍有强烈的“李登辉情结”，所以在2001年“立委”选举中李登辉频频为台联党站台，对台联党的崛起实在是“功不可没”。
（四）政党形象的塑造
政党形象是政党在一般人心中的图像。政党形象的好坏直接关系选民对政党及其候选人的好恶感觉。90年代初有民意调查表明，国民党在五个方面给人民良好的形象：代表全民、推动民主、温和改革、重视人权且唯一具有执政能力。国民党不足的地方包括：其代表有钱有势者、喜欢玩弄特权、纵容贪污腐化、代表外省人及保守反动。在民进党方面，其号召力有五个：代表一般民众利益、打击贪污腐化、打击特权、争取自由人权和推动民主有功。民进党最大弱点有三：第一，激进；第二，具暴力倾向；第三，缺乏执政能力。8
三、选举环境与投票行为
（一）地方派系
在台湾，地方派系在地方上长期经营，建构了一张范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选举期间，以拉票的方式，对地方选民的投票倾向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地方派系平时的运作，目的在强化即有社会关系，培养、选拔、吸收新进的派系成员，筹集、积累派系经济资源以备选举之需，并分配派系成员经济利益。地方派系在选举期间的运作主要是协调参选者，协商或规划派系参选者票源区域及配票换票作业，召开派系会议强化派系团结并分配各级干部选举经费，并以经济诱因或情感诉求进行组织布桩工作，再由基层干部动员选民投票支持。
不过，随着教育的普及与世代的更替，选民的政治自主性加强，派系介入政治运作日益不得人心，被政党政治取代已经是大势所趋。现在多数地方派系都呈现式微迹象，尤以高雄市、基隆市、台中市、台南市、南投县、宜兰县为典型。
（二）工商财团
工商财团介入选举并对选民产生作用的主要手段就是金钱。台湾的财团以其独有的金钱优势，在选举中对选民的影响力不小。例如力霸集团董事长王又曾之子王令麟在二届“立委”选举时，为寻求连任，王家利用公司员工打人海战术，一个员工负责10张选票，以力霸集团上万员工计算，其动员能量极为可观。此外，其父的“王又曾基金会”编列1000万预算，在中秋、端午节的时候对贫困选民发放救助品。为扩大影响，基金会发起赠米、沙拉油行动。与此同时，王令麟对台北市南区42万户选民函送“王令麟通讯”、赠送车马费、举办流水席等，大搞“钞票换选票”的竞选游戏。
（三）媒体导向
在选举中，媒体频繁推出民意调查数据，借此引导选民投票意向。这些民调有的是政党做的，有的是学者做的，还有的是媒体自己做的。由于抽样调查方法、问卷设计等技术原因，特别是为了替某政党或某候选人造势服务，不少民调基本上被商品化，悖离了中立、客观的实证精神，表现出很强的倾向性，实际上是在为特定的政党或候选人制造民意、诱导民意。2000年“总统”选举在进入最后阶段，选情其实已经呈现“扁宋对决”的态势，连战实际已经出局，但国民党却有计划地大量散布对连战有利的民调。国民党的民调误导选民，削弱了可能“弃连保宋”的票数，最后倒帮民进党。
（四）地区因素
目前台湾北蓝南绿的选区格局基本形成。2001年“立委”及县市长选举选举结果显示，台湾北部（除台北县）包括外岛均由“泛蓝军”掌控，台湾南部（除云林县外）均为民进党的天下。“泛蓝”执政县市超过“泛绿”，但“泛绿”执政县市人口占54%，超过“泛蓝”。2002年北高市长选举结果进一步表明，虽然选举成败与参选人的政绩、能力、素质、形象和竞选手段有很大关系，但蓝、绿两大阵营的基本票源，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而发生彻底的改变。
（五）突发事件
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兴票案”的突然发生对宋楚瑜杀伤力相当惊人，直接导致众多选民改变政治态度。去年“总统”选举的枪击案更是富有戏剧性。民进党要人沈富雄承认，枪击案发生之前民调原本显示陈水扁落后6个百分点，台南枪击案发生后，什么陈由豪效应、沈富雄效应与三一三的蓝营200万人‘换总统、救台湾’大游行效应，全给抹得干干净净，加上蓝营在回应枪击事件方面处理不当，估计约有50万人转投陈水扁，绿营应声翻盘。
（六）台海局势
台海局势的变化与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关系。每当台海局势恶化时，两岸关系就会受到选民重视。在1995-1999年期间，由于李登辉“访美”和“两国论”出台，两岸关系急剧恶化，台海局势非常紧张。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显示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演习，一方面虽然遏制了急独选民的分离主义倾向的发展。但同时也激起一些和平主义倾向的民众的反感，这些“中间偏绿”的选民在后来的历次政治选举中都被民进党充分利用。
但是每当台海局势稳定时，即使两岸僵局一直未能打开，只要没有战争危险，岛内多数选民就不会过多关注两岸局势。所以从2000年“总统”选举以来，台海局势对岛内选举，特别是对于“立委”和县市长选举影响不大，在没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下，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的成效非常有限。
四、候选人实力与投票行为
候选人的实力主要是指人格品质、政治领导能力与个人经历等。
首先是人格品质。品格操守、学识经验、体查民情、信赖程度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1996年“总统”选情的民意调查中，李登辉在多数选民眼中，除了品格操守仅次于陈履安外，其他三项特质均凌驾其他3人之上。彭明敏除了在学识经验方面给一般选民印象深刻外，其他三项都是最低。92002年台北市长选举时，马英九的胜选，也是与其细腻、善良、温和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即使是在拆除台北市某大型违规建筑一年后，拆迁户还主动邀请他参加感恩餐会。与此相反的是，2000年“总统”中“兴票案”的发生，致使宋楚瑜失去多年苦心经营的清廉形象，导致其民众支持率的急剧下降。
其次是政治领导能力。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虽然选民对李登辉消除黑金没有信心，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李登辉是4个候选人中政治领导能力最强的一个，而且是最有能力带领台湾突破外交困境的人；此外，李被认为是最能化解台海局势，并且在面对大陆压力下最有能力确保台湾利益的人。彭明敏正好相反，人们只是认同他在消除黑金政治和突破外交困局方面的能力。而在林洋港方面，林的各方面能力平均略优于彭与陈，但和李相比，显然有一段很大的差距。陈履安在4人中被认为能力最差。10与此相似的是，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原因之一在于他的个人条件优越，能言善辩，出任“立委”时连续五年的问政成绩都居同行之冠，在选民中有“正义、专业、认真”的形象。
所以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报纸，或是选民本身，对于候选人个人特质的兴趣，远大于对候选人政见立场的兴趣。”112004年“总统”选举形势虽然一开始对民进党不利，但是由于陈水扁施政成绩与施政风格满意度比去年增加，一些中间选民认为民进党当局的经济施政效率有提高，对政府整体表现感到满意的人数还是首次超过不满意。
第三是个人经历。有从政经历的往往具有优势，包括“立委”、省县市议员、乡镇市长或乡镇民代表以及政务官背景。省议员、县市议员背景的往往对地方事务、地方人脉比较熟悉。具有乡镇市长或乡镇民代表经历者，许多人具有派系支持背景。在没有从政经历的新人中，或有派系背景，或有专业背景，其中以医生、律师、司法界人士和学者比较受欢迎，因为这些职业往往与人接触较多。
研究表明，在台湾民主化初期，“一般选民投票以候选人取向的约占七成左右，以政见取向的大约只有两成。”12在地方政务官选举中，“选人重于选党”现象更加突出，1997年台南市长选举时，“选人不选党”的选民百分比高达70%以上。1994、1998年台北市长、1996年台湾省长选举都是如此。品德良好、常识丰富、办事能力很强、做人很热心、很会替人民谋福利、能够代表地方的候选人最爱选民欢迎。
五、选民社会背景与投票行为
选民社会背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省籍、教育等要素。
性别方面，男子一般对政治兴趣比较高，与其他人接触较多，加入社团、政党的比例较高，于是在政治参与上显得较为积极。女性投票率较以前有所提高，而且女性选民投票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较高于男性选民。
35岁以下的选民，投票率仍然低于年龄较长者，可能与选民的职业有关，因为这阶层的职业以经商者、学生与家庭管理者居多，而从事此等职业的选民，又是较易放弃投票权的人。他们一方面事务繁忙，无暇他顾。另一方面在外求学经商赶回投票不便，所以投票率自然降低。年龄与党派抉择之间具有相关的联系，年轻的选民要比年长的选民支持倾向政治改革的在野党候选人。在政党支持度方面，一般认为老年选民（60岁以上）对国民党的认同相当稳定。中年选民（40-60岁）对民进党认同是老年选民的两倍左右，对国民党支持度下降。青年选民（40岁以下）相当年轻，容易接受新观念，更容易受新政党所吸引或是改变他们的政党偏好。他们对民进党的支持度迅速提高，对国民党支持度不高。
以军公教为职业的选民，参加政党的比例最高，教育水准也属于较高的人群。其阅读政治新闻、政论性杂志的频率也比较高，与他人讨论政治问题的机会亦较多，而且权利义务感较重，因此选举时参与投票的情形较为踊跃。军公教人员是国民党的忠实选民，而劳工、农民、商人、职员与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倾向于支持民进党。
省籍因素方面，有研究表明，本省选民远比外省籍选民更支持民进党，而且不断增加。外省籍虽然比本省选民更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但是支持率从90年代初开始不断却下降，如在90年代三次“立委”选举中，1992年认同国民党的比例达到83.1%，1995年选举时减少一半，1998年回升至63.9%，不过，再也达不到1992年水平。13
教育程度与党派选择之间有显著的关连，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较支持国民党籍候选人；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较支持民进党候选人。教育使得选民阅读与分析能力提高，进而帮助他们了解复杂的政治事件。教育程度高的选民接触报纸、电视媒体的机会多，也较有自信表达自身的意愿，因此较有能力与信心和他人讨论政治，进而刺激选举兴趣。选举则更进一步刺激政治参与，更愿意投票。
六、选民政治态度与投票行为
剖析选民的政治态度，对于理解选民群体政治参与与投票行为的差异非常有益。
第一，政治兴趣度。对政治事务感兴趣者，政治参与比较积极；凡是对某一政党、某位候选人或某项政见具有强烈的偏好者，对政治的涉入愈深，越可能参加投票。而且投票方向决定时间愈早愈不容易改变；反之，则决定的时间愈晚，且愈容易改变。
第二，公民义务感。公民义务感愈高者，即不论政治活动结果如何，也会投票，以表明自己是公民的一份子的义务，免除未去投票的压力。权利义务投票取向，与个人与政策投票取向、参照团体投票取向一样，都是选民重要的投票取向。
第三，政党认同感。政党认同感的有无或高低，影响到选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或消极，凡是政党认同感强烈，或相当偏好某一政党者，更可能积极地参与政治过程的运作，包括积极参与投票在内。具有高度政党认同感的选民一般称为政党的忠诚选民。忠诚选民以民进党为多。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表明，民进党最高，新党次之，国民党最低。14政党认同感与选民实际投票目标关系密切。在1995年立委选举中，喜欢国民党或民进党的选民，各有八成左右的人投票给两党的“立委候选人”。不过，喜欢新党的选民中只有六成左右投票给新党”立委候选人“，其余则多投给国民党候选人。15民进党的认同者在三次“立委”选举中明显提升，从1992年的12.3%增加到1998年的26.3%，增加14个百分点。16
第四，团体认同感。这是一种归属于某一团体的意识或认识。凡是具有强烈团体认同感者，政治参与就相当积极。必须指出的是，民进党选民团体认同感高于国民党，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五，政治成就感。如果一个人认为投票能够影响政府官员的施政行为，就会投票积极。在200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中，许多选民都感到自己人手中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可以影响台湾的前途，因而投票热情很高。但历次选举中，总有一些弃权选民，这些人多是缺乏政治成就感，认为金钱是最有力的工具，有产阶级可以左右政策的形成，占据主要的发言地位，无钱无势的普通民众，只是被用为合法化公职人员的手段。影响重大决定者不在选民，而在大财团的金钱、媒体的炒作与政党的密谋。所以这些选民不仅感到自己的选票不可能影响台湾的大局，甚至认为支持的候选人能否当选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第六，政治信任感。政治信任与投票态度有成反比的情形，政治信任感愈低者，往往以投票作为表达意愿的工具，或用以支持候选人，希望改革政治现象。
综上所述，在当代台湾各类选举中，因选举层级与类型不同，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相关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其核心因素基本一致，那就是“选人重于一切”。在“总统”与县市长选举中，“选人重于选党”是核心因素，在“立委”选举中，“选人重于选党”比重也已超过“选党重于选人”。因此，虽然政党动员能力、候选人实力、选举环境等仍然是选举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但是选民对候选人的评价才是最终决定自身投票行为的关键因素。
《台湾研究》2005年第4期
1 王业立：《比较选举制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第57页。
2 游盈隆：《民意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58页。
3 游清鑫：《竞选策略的个案研究：1998年民进党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选举的探讨》，《选举研究》，第6卷第2期。
4 林水波：《选举与公投》，台北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274页。
5 黄秀端：《一九九四年省市长选举选民参与竞选活动之分析》，《选举研究》，第2卷第1期。
6 陈文俊：《统独议题与选民的投票行为-民国八十三年省市长选举之分析》，《选举研究》，第2卷第2期。
7 游盈隆：《民意与台湾政治变迁》，第162-163页。
8 同上，第93页。
9 同上，第275页。
10 同上，第279-280页。
11 李锦河：《从行政学“产品属性”角度建构“选民需求指标”选举预测模式-以1997年台南市市长选举为例》，《选举研究》第5卷第2期。
12 《中国时报》1991年6月6日。
13 陈陆辉：《台湾选民政党认同的持续与变迁》，《选举研究》，第7卷第2期。
14 洪永泰：《八十三年台北市选举的实证分析》，《选举研究》，第2卷第1期。
15 何思因、吴钊燮：《台湾政党体系之下政党认同的测量方法》，《选举研究》，第3卷第1期。
16 陈陆辉：《台湾选民政党认同的持续与变迁》，《选举研究》，第7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