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有关佛朗哥的认识其实是从了解西班牙内战史开始的。作为战胜共和派的国民军领导人，佛朗哥的反派形象从此在国人脑海中定格。不仅于此，关于此后佛朗哥在西班牙长达36年的统治，尽管我们知之甚少，但给人的感觉似乎同样是令人厌恶，不堪回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外虽然有关佛朗哥的著述很多，但是同样呈现出一种极端化倾向，要么是绝对正面的讴歌，要么是极端反面的谴责，仍然缺乏一种比较客观中性的认知立场。
正因为佛朗哥如此富有争议性，《“爱国的”独裁者：佛朗哥传》（斯坦利.G.佩恩、赫苏斯.帕拉西奥斯著，李永学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仅是书名就让人眼睛一亮。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中，“爱国者”与“独裁者”是绝对水火不相容的。两位分别来自美国与西班牙的作者，在前言中则是开门见山地表明态度，“有别于以往作者们对佛朗哥的谴责或歌颂，本书试图对佛朗哥的生平给出更为全面、更为客观、更为平允的描述。”确实正如作者所言，“对于佛朗哥，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努力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了”，在笔者看来，本书最成功之处在于重现20世纪西班牙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从中勾画了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佛朗哥的丰满形象。
一、西班牙内战与战后制度选择
评论佛朗哥及其统治方式，一个重要的历史起点是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关于这次内战的性质，正如斯坦利·佩恩所著的《西班牙内战》一书导论所言：“左翼人士和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它描述成‘法西斯主义对抗民主主义’‘人民对抗寡头’（或者‘人民对抗军队’）‘革命对抗反革命’，甚至是‘未来对抗过去’。不同时期的右翼人士和保守派则称其为‘基督徒对抗无神论者’‘西方文明对抗共产主义’‘西班牙对抗反西班牙’‘律法与秩序对抗颠覆破坏’的斗争。”然而，随着近年来有关西班牙内战的研究愈加深入，人们已经摆脱了过去政治理念与感情认知的束缚，认识到激进主义与内战的起源的关系，以及内战的残酷性对战后政治生态的严重影响。
有研究表明，在1931年共和革命开始后，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是有可能的。在权力和平转移到新的民主派手中时，军方甚至持赞赏的立场。但是主导制宪的左派多数党联盟漠视国内严重的社会、地方与经济问题，相反将一些激进主义条款写进宪法，如轻率地决定将多数民众信仰的天主教与国家分离，改变与缩小军队的权力，而军队刚刚在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1936年初重新执掌政权的左翼人民阵线政权的纵容下，暴力开始在全国大规模的流行，包括不断发生的破坏性罢工，大肆抢夺教会财产，私人住宅被随意攻击，大量农田被非法没收等。同时政府加强对右翼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镇压，导致这些党派积极开展秘密活动，终于由一起右翼政党领导人被暗杀而引发了内战。正如西班牙内战权威研究学者伯内特·博洛滕所说，“引发内战的矛盾不是突然激化的。自从一九三一年四月推翻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国以来，双方的敌意持续稳定地不断加深，接着，由于左派联盟人民阵线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形势愈发严峻起来。”
在西班牙现代史上，这次内战是最具破坏力的灾难性事件，战时人口死亡超过34万人，接近西班牙总人口的1.4%。内战不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而且也让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倒退，文化事业的摧残，政治发展的严重受阻等。内战结束后佛朗哥政权强调社会秩序与国家稳定，继续进行政权巩固与镇压活动，反对再次进行议会民主政治试验，这充分表明战后的政治体制必然是右翼保守与专制集权性质的。这种所谓的佛朗哥体制，也就是二战后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中较为流行的威权政体。
以研究威权政治著名的西班牙裔美国学者胡安?林茨曾对威权政体提出定义，认为威权政体“是有限的多元政治，但非责任政治；政治体系有一套精密的意识型态作为指导，但另有不同心态（指封闭心理结构）；政治体系除在某一发展时期外，并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只有一人或一小群人运用政治体系的统治权，其权力虽缺乏明确界线，但实际运用上却可预测其范围。”威权政体与极权政体是不同的，按照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的论述，极权政体定义与特征主要包括：（1）推进一个无所不包、渗透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主张极端的二元论世界观，非黑即白、非善即恶；其目标通常指向遥不可及的美好未来；个人的一切行动必须以这一官方意识形态所确定的目标为依归。（2）只存在一个在某一领袖统一领导之下、具有严密组织系统的政党。（3）实行有组织的恐怖。它以一套秘密警察组织为后盾，利用直接的强制手段或心理攻势确保民众对政党意识形态的绝对忠诚。（4）政府垄断大众传媒、严格控制舆论。（5）实行统制型经济政策。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尽管在二战时期，一度出现过政权的法西斯主义化，但很快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而改弦更张，建立起一种西班牙式的威权政体。在有限的政治多元化方面，佛朗哥意识到，必须有某种转变，才能在西欧战后的民主世界中生存。1945年7月，在他的授意下，西班牙议会批准了《西班牙人宪章》，以1876年宪法为基础，明确规定了一些基本的公民权利。同年10月又颁布了后来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全民公决法》，强调在国家利益需要时必须举行全民公决。加上此前颁布的《劳工宪章》、《议会构成法》，这些国家基本法至少在形式上明确了主权在民原则。佛朗哥同时又命令报刊不得再称自己为“领袖”，而改称“国家元首”，这样从称谓上佛朗哥政权去法西斯化。1947年7月西班牙举行全民公决，多数民意赞成西班牙是君主制国家，佛朗哥于是承认了这一结果，并颁布了《国家元首职位继承法》，宣布西班牙是天主教的、社会的、代议制的立宪王国。
此外，这一时期西班牙意识形态的模糊化、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多元主义等，均是威权政体的显著特征。正如书中引用佛朗哥去世10年后《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观点，“他取得的实际成就，是让西班牙实现了初步现代化……佛朗哥给西班牙留下了技术专家治国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一个现代管理阶层，这让一个曾在内战时期饱受贫穷困扰的农业国家得以崛起，取得了生产资源以及与它的南欧邻国大致相当的生活水平。”
应该说，身处二战前极权主义兴盛的年代，又在经历第二共和国民主化失败后，佛朗哥没有选择法西斯主义或是斯大林主义，而是构建一种非极权主义的威权政体，这对于刚刚结束内战灾难的西班牙来说，其实是所有选择中的最不坏的一种。事实证明，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西班牙已经是一个位居世界第九的工业强国，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的‘有机团结’得到了相当大增强的民族，一个对于和平共存与推行下放权力的民主新计划做好了令人惊叹的准备的社会。”
二、经济现代化与对欧美开放
像二战后许多威权国家领导人一样，经济现代化是佛朗哥坚定不移的目标。“佛朗哥也相信，发展更强大、更现代化、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经济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提高生活水平。”与战后东欧国家普遍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的是，佛朗哥政权在经历一段中央集权经济管理之后，最终选择的是一条市场经济导向的西欧国家普遍现代化之路。“佛朗哥政权的最后25年，从1950年至1975年，是整个西班牙历史上，国家经济取得最大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一个时期。”
1959年是西班牙经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键转折年，“因为它带来了决策性的经济政策自由化，结果造成了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西班牙的加速发展。”在经历20年的“替代进口”战略，并且初步实现自给自主的经济目标之后，至1950代中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不完善，西班牙企业的创新能力、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与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政府当局的财政赤字年年激增，国家预算的赤字超过了20%，1955-1958年外贸入超达15亿美元之巨。通货膨胀加剧，外汇短缺，使工业面临动力不足的威胁。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佛朗哥意识到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只能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采取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尽管这不是他偏爱的政策，“即并非佛朗哥自己希望的，却是他所接受的。”
1959年6月，佛朗哥决定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制订的“稳定计划”，开始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转型进程。“稳定计划”目的在于通过取消统制经济和自给自足，恢复市场经济原则和对外开放局面，实现国家经济的全面振兴。其内容要点包括：一、放宽乃至取消对外资的限制，积极引进外资及国外新技术；二、逐步取消对外贸易数量上的限制，用关税调节进口，让更多的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三、使比塞塔贬值并成为可兑换货币；四、紧缩银根，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取消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结束三年的“稳定计划”之后，又连续实施三个“社会经济发展计划（1964—1975），开始全面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
有研究指出，自1960年起，政府逐步放宽以至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先是将1939年“民族工业保护法”规定的外资比例不得超过25%提高为50%，后来又将它提高到100%，亦即取消限制；且允许外国投资者自由汇出利润或将投资汇回本国。这样外资的流入逐渐增长，1960年为1.07亿美元，至1973年累计达59.8亿美元。与此同时，还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逐步更新其落后的机器设备。由于取消了对外贸易的数量限制，加上比塞塔贬值，使濒于窒息的对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1961年西班牙进口额仅有10.93亿美元，至1970年增至47.47亿美元，增长三倍多；同期西班牙出口额由7亿美元增至23.88亿美元。
1959年以后西班牙经济现代化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奇迹”。有统计数据表明，1960—1973年，西班牙经济平均以每年7%的速度递增，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1.4%。14年间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人均产值均翻了两番多。1961—1972年，耐用商品产量增长14倍，汽车产量增长10倍。1972年西班牙建造的船舶总排水量达107.9万吨，在西方国家中居第五位。1973年钢产量已破一千万吨大关，从此西班牙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跨入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国行列。平均国民收入也从1959年的人均269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2750美元，增长9倍多。到佛朗哥执政晚期，西班牙已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开始步入欧洲发达国家行列。因此，佛朗哥被本书作者称为“发展型独裁者”。
发展与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对欧美开放的“重新融入战略”是佛朗哥最为重视的外交方向。二战结束后，在打破国际孤立与制裁的过程中，佛朗哥把积极追随美国与融入西方作为自己的首要外交目标。1953年9月，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西班牙与美国签订了《马德里条约》，这一条约事实上确立了美西同盟关系。对佛朗哥政权而言，这种同盟关系保证了西班牙能在西方世界合法生存，是西班牙外交不可动摇的基础，对美国而言它增强了对苏冷战的力量，捍卫了自身在欧洲的利益。正因为如此，1963年该条约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又再次延长五年，1968年则第二次延长。西班牙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融合，最终打开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门。因为西班牙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只有把本国市场与不断扩张的欧洲市场融为一体，才能保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1959年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2年和1964年两次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0年签署西班牙与欧共体之间的最惠国协定，最后直到1985年终于完成加入欧共体的目标。
其实作为一种回报，“重新融入战略”使西班牙得到大量国外资金和技术援助。1953年签订的《马德里条约》，西班牙政府获得2.26亿美元的美国经济援助，此后美援又进一步增加。1959年，又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私人银行，获得4.18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西班牙的贸易伙伴中，美国居第1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居第2位，法国居第3位，这充分显示了西班牙与西方国家的密切关系。有论者强调，开放市场使西班牙经济发展成效卓著，有效的缩小了西班牙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为西班牙最终融入欧洲并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一员奠定了基础。
三、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佛朗哥
与以往对佛朗哥的反革命或反动的负面评价不同的是，其在本书中的历史定位是一位过渡性的政治人物。但是在笔者看来，仅仅指出佛朗哥的过渡性特征是远远不够的，在近现代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中，他更是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
首先，佛朗哥的政治思想无疑是保守的，从本质上看，他是一位西班牙传统的君主主义者。正如本书评价所说，“他的原则基本是君主主义的，因为他相信，君主制是最正统的政府形式，尽管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最喜欢它。”佛朗哥从未构建任何属于自己的政治理论，是一位缺乏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领袖，当然作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和职业军人，他敬仰上帝，热爱祖国西班牙，这些是他一生都坚持到底的原则。
共和派的极左主义是佛朗哥所不能接受的，正如书中所言，作为一位温和右派，他对第二共和国的态度始终如一，一直强调政府要遵守法律，直到最后关头才参加叛乱。由于极左派推行的是一种全新的极权主义主张，此时民主与自由在西班牙已经寿终正寝，“内战初期的问题并不是西班牙政府是否变得极权，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极权政府。”当然，佛朗哥对民主共和制同样没有好感，1957年他授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再次重申了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的现行制度绝对源于西班牙历史、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心灵，并以之为基础。自由主义正是丢失了、污染了这些源泉，忘记了西班牙心灵的需要，使我们在世纪和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受到折磨，使我们付出了丢失帝国和灾难性的衰落的代价。”
其实对于赢得1939年内战胜利的佛朗哥来说，在政治体制选择方面，作为现代极权政治的法西斯主义，在当时无疑是最具有吸引力。这不仅是因为在内战期间，佛朗哥集团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大量的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西班牙极右势力业已成立法西斯政党长枪党，该党是前军事独裁者德里维拉将军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于1933年正式组建的，完全认同法西斯主义，在组织形式上实行领袖原则的独裁制。作为反对共和派的坚强的力量，长枪党是佛朗哥不可或缺的支持者。然而让人大跃眼镜的是，佛朗哥政权虽然在二战时期采用了一些法西斯主义的作法，一度出现政权法西斯化的倾向，但是很快就扭转了这一转变趋势，开始去法西斯化。待到二战结束后，正式蜕变为战后非常流行的威权政治体制。
内战后西班牙威权政体的选择，虽然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然而对于佛朗哥来说，并不是标新立异的作法，而是比较类似于欧洲传统君主制国家的开明专制。毕竟对他来说，最熟悉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式的现代极权政治。只不过在20世纪中后期的西班牙，君主是没有皇冠的国家元首佛朗哥，而不是来自波旁王室的王子。所以说威权政体的选择，是对佛朗哥保守主义政治立场最好的写照。
其次，作为一位保守主义者，其执政风格始终是实用化的。二战期间，在共和派有苏联、共产国际、各国左派极端势力支持的情况下，佛朗哥不得不求助更有战斗力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这使得他轻易地被归入法西斯轴心国一方。但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佛朗哥巧妙地周旋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但就是不真正投向纳粹的阵营。“佛朗哥一直是个实用主义者。只要绝对必要，他总是愿意做出根本调整。有时他可能会非常固执，如1943-1944年他的外交政策；但只要必须，他迟早会调整的。”果然在1944年5月，佛朗哥与英美达成“中立协议”，开始倒向同盟国。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最终避免西班牙加入战争，并使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
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变革，只是反对激进的变革，较为喜欢稳妥渐进的方式，如同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所言：“无法接受改变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在经济政策方面，佛朗哥最初是提倡自给自足的中央集权经济，并不热心自由市场经济，“佛朗哥一直在追求经济现代化，尽管这种现代化偏重工业与国家安全，而不太注重消费产品和出口，当然也没有导向市场资本主义。”1959年西班牙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及之后的经济自由化，虽然并非佛朗哥所希望的，但是为他所接受。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日趋多元化，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抗议日益增多，佛朗哥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而是顺应时代变迁的潮流，允许大学生组织并参加非官方组建的学生会，承认工人进行经济罢工的权利，特赦部分政治犯，放松对报刊控制检查等。
在培养继承人问题上，1948年佛朗哥选中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9岁的胡安·卡洛斯为培养对象，招其回国接受教育。在佛朗哥的刻意安排下，王子从小接受的是与欧洲其他君主立宪国家王室成员相似的教育，包括欧洲的历史、法律、政治学等，导师米兰达是著名的宪法学专家，流亡在外的父亲亦是君主立宪制度的坚定支持者，而佛朗哥更是从来不把自己的执政理念灌输给年轻的卡洛斯，也不愿意直接指导王子进行治国理政。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未来国王具有强烈的民主倾向，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他将放弃手中绝对的专制权力，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
佛朗哥政权虽然是从军政府起家，但是他却出于务实的考虑，始终保持军队力量的相对非政治化状态。他和军队高级将军们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但同时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操纵他们，对高层职务进行调换与轮转，避免权力集中。虽然在执政初期，军人占据了非常多的部长职务和其他高层管理职务，但是佛朗哥却不准军队干涉政府，禁绝了军人在其职务范围之外结成独立社团或扮演体制内角色的可能性。担任民事职务的军官只是国家机构内的行政官员，而不是军方的代理人。“与政治进程的相对去军事化同时，国家预算的去军事化也在持续增加，这一点的重要原因并不是佛朗哥对于教育的重视，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在武装力量现代化上花费大量资金，因为这可能会改变它们的内部平衡。”这种军政分离的务实主义作法，无疑保证了西班牙政局的长期稳定。
最后，佛朗哥是一位坚定的、传统的天主教徒，虔诚的宗教信仰是决定其保守主义立场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同时代的独裁者相比较，“他是唯一完全忠诚、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而且他也是其中唯一的基督徒，尽管他的仁慈和灵性有限。”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时地提到，佛朗哥的宗教观念是传统西班牙式的，晚年经常忏悔，在礼拜形式和礼仪方面十分注重正规做法，而不过分接受从个人冥想或者宗教研究方面得到的信息，也不太注重教义的实际应用。在教会的长期支持下，其统治的合法性无疑得到加强，政权基础也得到了扩展。“他懂得国家的发展与福祉需要有文化的人民与更为先进的教育制度，尽管他希望这些都在新传统主义天主教文化的指导下出现。他追求社会的发展，但是在基本福利与爱国主义全国动员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在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意义上的发展。”
然而一个吊诡的现象是，佛朗哥生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巨大变迁，到了他生命的暮年，随着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目标的完成，一个不同于传统天主教国家的现代西班牙社会已经形成，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目标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某些方面，佛朗哥可以被视为西班牙传统主义的最后一位大人物。如果从这一角度观察，佛朗哥和他的政策及价值观，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虽然本书对佛朗哥本人的历史评价较为中肯，并不否认他的历史局限性，强调他是一位过渡性的历史人物，代表着西班牙从卡洛斯三世王朝到1975 年间，跨越两个世纪的传统与现代化的漫长冲突的高潮与终结。“佛朗哥的政权和他的时代，标志着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动荡时代的结束，并以一种矛盾的方式，为更有希望的下一个时代铺平了道路。但就像摩西一样，佛朗哥也只能站在历史的岸边遥望彼岸，而永远无法踏入其中。他无法创造下一个时代，因为他受到了他的基本特点、性格和价值观的阻碍。他是保守社会的军事元首，而甚至在他去世之前，这个社会基本上就已经不再存在。”
不过通读全书，笔者以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佛朗哥威权统治的历史影响反思不足。西班牙威权政体作为一种过渡体制的合理性，以及向民主政体和平转型均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与战后没有经历过威权统治的西欧、北欧民主国家相比较，民主化之后政治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当代西班牙被称为欧洲最腐败的民主国家之一，人们为此常常将原因归咎于民主化本身。但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看，佛朗哥的威权统治时期的政治腐败、官僚主义、贫富差距等负面遗产，对当代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
正如西班牙著名女性作家阿尔穆德纳·格兰德斯所说，当前西班牙的很多问题都源于独裁时期，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进入了过渡时期，向民主国家转变，但是当代民主是“凭空而建”的、西班牙是一个没有民主和反极权传统的国家，这和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有所不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本书在此问题上却没有进行过多的探讨。民主化之后的治理困境当然并不是西班牙所特有的现象，而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普遍存在的事实。虽然我们不能苛求佛朗哥，但是作为持续统治国家近四十年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历史责任同样也是不容回避的。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