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交的大国兴衰，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传统的欧洲中心观不同的是，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汤姆斯.F.密勒在20世纪初就开始研究亚洲的新兴大国崛起现象，《亚洲的决裂：1909年前远东的兴衰》一书就是其代表作。

作为百年前的一本研究远东国际关系的时政性著作，虽然书中将日本、中国、朝鲜与菲律宾等远东国家均作为观察对象，但是就全书的篇幅与重点而言，日本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亚洲国家。该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对明治日本大国崛起进程的生动描述与冷静评价，“日本是当前远东问题中最强势的不安定因素，这使得日本当下的举动和局势都变得引人注目、影响深远，我们全面考察远东事务时，必须对日本加以重点关注。”

作为一位美国人，他观察20世纪初期日本的发展模式有何独到之处？对明治日本的大国崛起现象评价又是什么？对20世纪上半叶的远东国际关系有没有什么惊人的预见？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阅读此书迫切想要了解的。

一、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国策

与当时英美国家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不同，日本经济发展选择的是一种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模式。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变本加厉，不择手段的经济赶超模式，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过去盛行的贸易保护式重商主义。“日本所实施的一些新经济制度和经济手段充分彰显了其工商业的中央集权特质。在当今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我们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政府履行一个企业的职能，甚至所有的工商活动项目都要归政府管理和监控。”一般认为，对于政府来说，正当的经济手段一般包括保护性关税、补贴、财政扶持、减免产品运费、退税和出口奖励、政府集中化组织等。而非正当手段则是指不公开的免税福利、不公开的运输折扣、以军事和政治手段打压竞争国家、模仿和伪造竞争国产品等。

在当时的日本，正当与非正当经济手段的混合使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制造业领域，棉花等纺织面料享受补贴政策；农业领域中，大量的初级产品生产享受政府的扶持和补贴；运输行业里，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东洋汽船会社等大量的运输企业直接获得政府补贴待遇，或者实际上隶属政府体制管理。金融业领域中，银行通常与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第一银行实质上就是政府的金融机构，其性质与日本的作战部和外交部一样。日本政府以银行为中介，使用国家公共资金促进私人贷款业务的发展，扶持一些机器设备的进口业务，这些设备主要用于新产业创设和原有产业的拓展。日本银行也向出口商们提供低利率贷款，贸易额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还能享受额外的退税待遇。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书中特别引用美国领事的内部报告。详细介绍日本政府如何扶持棉花业的发展。首先，实施保护性关税政策；其次，建立商品销售托拉斯组织；第三，以4.5%的低息给企业提供运营贷款；第四，提供国有运输线路运费折扣。在美国人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清一个事实，即棉花产业的背后是整个日本政府势力，其渗透的方式多种多样。从国际竞争层面来看，日本棉花产业俨然是一个国家垄断行业……所以对于那些希望在东方发展业务的外国棉花制造商而言，他们实际上是在与日本政府展开竞争。”密勒还补充说，日本政客们选择了这样的冒险之策，其背后的动机复杂多样，其中有出于与其他国家对抗的考量。无论是和目前的还是潜在的竞争国相比，日本的经济实力都处于劣势，因此政客们深觉务必倾全国之力推动工商业改革。

这种日本特色的重商主义国策，在短期内所取得的经济成效无疑是显著的。与西方国家的普遍情况相比，日本政府集权化政策的力度更大，政府控制着铁路和主要的汽船航线；通过把持大银行机构，日本政府得以主导国家金融发展；此外，日本几大重点产业也被政府垄断；通过部分控股以及各种各样的补贴政府，政府抓住了许多大型工业企业的命脉；集中这些力量，并且能够向国民征收税费获得支持，日本政府因此有能力集中全国资源投入到任何一个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中去。

当然，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公平性，是自诩为代表商业文明的西方所无法接受的。“日本在推行其新的经济体制过程中，双管齐下，同时采用间接和直接的手段，也就是所有权制度和补贴政策。从日本的这一作法来看，我们发现，日本当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最终达成目标才是它当前的考量。”日本突破了西方国家自由贸易的商业标准与底线，包括侵犯商标版权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在日本国内，外国商人认为自己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可以向日本政府提出控诉，不过要是问题没能得到妥善解决，他们也只能屈服。无论他们遭到了什么不公平待遇，日本政府的内部治理权容不得外国人质疑。日本政府通过征收关税的手段打击外国商品，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国内市场的目的，这是一种保护性关税制度，从而在整个远东地区建立商业霸权。

二、对外扩张的大国崛起模式

如果说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是明治日本大国崛起的经济基础，那么以中国和远东地区为目标的对外扩张，便是日本作为新兴大国的突出表现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俄战争是日本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战争的胜利表明日本正式迈入世界大国的行列，而且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日本企图将日俄战争胜利的果实转化为实际资本，希望借此推动本国走上一条繁荣发展之路。中国东北地区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认为是日本帝国光明前景的重要目标。在密勒看来，不仅是中国东北，整个中国都是日本下一步的扩张对象。“中国前景如此广阔，有谁能够阻挡呢？中国有着强大的财富和资源基础，如果外部环境允许，几乎不可能在至关重要的命运问题上无计可施。但是一些贪婪的眼睛正注视着它，一些财源匮乏的国家渴望从这个巨大的宝库获得好处。整个中国的改革道路布满了外国干预和压制的阴影。”

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对外扩张同样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利益需求。在工业领域，资本投资总是非常青睐劳动力与原材料充足廉价的地方。从劳动力这方面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和中国相比，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工业潜力能超过中国。而日本因其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的劣势，本国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客的帝国梦设想中，远东地区将在大日本的带领之下重振雄风，在工业领域全面压制西方国家。

然而，作者敏锐地指出，可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设想不切实际，不太可能实现。如果日本打算令这一设想变为现实，它必须先完成两个任务：远东地区产业重组与建立远东霸权。因此，日本宏图大计的成败首先取决于与中国的关系，所以日本要与中国建立关系，就面临着两条路：通过和平协商达成圆满结局；策划外交阴谋，必要情况下依靠武力达成目的。本书对于日本军力的观察尤其细致，发现从1908年日本的普通预算和额外预算可以看出，国家财政收入超过40%用于军备扩充，而且常备军中老兵比例超过10%，极容易进行战前军队人数的扩张。海军则是从1909年开始，每年增添2艘万吨级战列舰与2艘巡洋舰，急速进行扩军。

应该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明治日本的大国崛起同样存在强大的国内民意基础。在此时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是推动对外扩张的强大推手。“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因此军方寡头势力彻底掌握了话语权。时至今日，日本全国上下极易受到民族主义的鼓动，但凡以民族旗帜而提出的任何主张，都会受到日本国民的拥护与支持。”所以说，日本推行的扩张主义外交，始终得到国内民粹主义的狂热支持，日本国内主流舆论更是将中国的主权国土视为日本的附属财产。

此外，作者认为日本在美国国家安全考察中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日本模式的目标是经济赶超，成为世界第一，主要对手是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日本商业霸权很大程度要取决于廉价劳动力，但是现状是日本人力成本已经不比西方人力成本低。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高度工业化已经降低生产成本，产品价格与质量更有竞争力。美国在日本看来，是最大的西方劲敌。密勒对美日关系发展趋势的观察具有令人称奇的预见性，他确信日美在不远的将来必有一战。当时日本扩张的重点虽然在中国东北地区，但是其触角已经开始静悄悄地延伸到菲律宾等其他远东地区。密勒强调日本虽然暂时没有图谋菲律宾，“但毋庸置疑，日本政客们肯定将那些群岛视作未来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只不过当前不是施展此计划的好时机。如果美日两国未来发生冲突，其导火索必定与亚洲大陆的局势密不可分。”

三、寡头政治的制度困境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日本大国崛起的模式，说到底是由明治日本帝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虽然书中对日本的政治体制着墨不多，但是已经敏锐地指出，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寡头政治。

关于明治日本的寡头政治，美国学者拉姆塞耶、罗森布鲁斯合著的《寡头政治：帝制日本的制度选择》一书的看法最具代表性。该书作者强调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的是寡头制而不是独裁制，是一小群人的统治。如果他们能够相互合作，本来可以维护甚至可能增加他们共有的政治资本，实现共有政治资本最大化的目标。但是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往往通过无情的欺骗去追求个人政治资本的最大化。

寡头政治最大的危害是纵容了军国主义势力的坐大。日本军队从一开始直接听命于寡头体制，而不受政党政治家的控制。到了1931年，几乎所有的寡头都死去了，而军队却独立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寡头们从未能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接班人达成一致，包括军队的寡头领导人。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无能，也不是因为日本民众们还没准备好接受民主政治。相反，问题症结在于寡头们因自我保护而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尤其是军队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宪法的制度设计是失败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不睦并未使权力转移到立法机构中。寡头们选择了使军队独立的次优策略，使军队不受控制的制度固定下来。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日本政治在逐渐朝着更广泛的公众参与的方向演进，但军队从未交出其潜在的权力。寡头们让军队独立，是为了阻止他们当中拥有公众支持的寡头扩张势力。

当然，寡头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容化解。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模式潜在危机是财政困境，工业国有化政策、政府财政补贴措施与军备开销均直接导致了税收增加，最终承担者还是日本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承担了严重的税收压力。密勒对此指出：“我们发现在日本当代，大部分活动实质都受到寡头统治层核心势力的把持和操纵。其他大国不会像日本这样，特权阶级如此根深蒂固，并且如此善于攫取人民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不仅于此，这种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是致命性的决策风险，一旦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所有的一切都将分崩离析。后来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就是日本特色大国崛起模式最终失败的最好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