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读书》杂志曾经发起过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文精神成为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是在学术体制日益科层化的今天，人文精神的实现不仅没有变成一种社会现实，而且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奢侈品，让人可望而不可及。更让人难堪的是，知识界的精神生活日益贫乏，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讲，今天中国只剩下“没有文化的学者”和“没有趣味的文人”。
为什么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人文精神离我们不是愈来愈近，而是愈来愈远呢？个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人们对此也是众说纷纭。但是近日读完唐小兵先生的新作《与民国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却使我蓦然惊醒。书中有一段话引自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的回忆文章，读来印象尤为深刻，“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小兵自己在点评北平知识界人物时也认为，“虽然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体现一种带有文化品位的精神贵族趣味，是对古今中西之争中的文明与文化之体认与再阐释，当然也不乏京派文学对个体心灵的体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偏向精英和血缘，追求雅致。”
重新审视民国知识界，最直接的观感，他们都是一群文人，身上洋溢着一种文人精神。这种文人精神，不仅表明他们是有专业的现代知识人，更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不时彰显一种家国情怀。
一
文人的志业是求知，这是一种纯粹的智力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现代中国知识人来说，专业就是一种信仰。陈寅恪先生无疑是一位典型的现代文人。吴宓留美时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相识，日记中曾记载“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庭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所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于浪掷光阴。陈君昔亦未尝苦读，惟生于名族，图书典籍，储藏丰富，随意翻阅，所得已多；又亲故通家，多文人硕儒，侧席趋庭，耳濡目染，无在而不获益。况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学，故造诣出群，非偶然也。”
无论是学术还是人格，陈寅恪都成了吴宓钦佩的对象，从这简短的语句可见吴宓人生得一知己的难以自禁的欢愉与兴奋。就连吴宓购买西文书籍，也是得陈寅恪等提醒，而开始搜购收藏以备回国后教研之需。吴宓在1919年8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亦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馀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在其老友吴宓的笔下，时年29岁的青年陈寅恪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
在专业信仰的支配下，学术对文人来说是极其神圣的。在西南联大执教的金岳霖，既可以坦然承认自己在逻辑学的讲授和研究方面跟新回国的同事相比存在差距，因而鼓励自己激赏的学生去接受最好的专业训练，同时又会在公共的学术场合不留情面地与研究黑格尔的贺麟教授辩难。这无疑是向学生表明在知识和真理的探索面前，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是在人格上平等的。权威并不是压制学术自由表达和争论的学阀，而是捍卫学术尊严和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知识领袖。这是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出的学者应该遵守的知识上的诚实原则，也是孔子所言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学术风气下，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知识的尊严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即使是被视为军阀的阎锡山，其实也有作为文人的鲜为人知的一面。阎锡山曾兼任山西大学校长，著述有《阎伯川言论集》、《大同之路》、《大同世界》等20多本书籍。即使是逃至台湾，依旧孜孜不倦，奋笔疾书，一直到逝世为止。阎氏能够著书立说，与其经年累月的读书生涯有关。书中特别引录近日在大陆首次出版的《阎锡山日记（1931-1950）》，描述阎氏的精神世界。如1937年5月21日的日记写道：“读书防迷，做事防浮，前进防颠，后退防馁。”佛祖慧能曾言所谓“禅定”即：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这些都是“修身养性、明心见道”的日常功夫，对阎锡山而言，在一个乱世想有一番作为，就必须“拿上等于死了的心，做活人的事，能减少许多的痴粘”。在1932年7月29日的日记中指出：“中国学问偏于做人，欧美学问偏于做事。做人做事均为人生两要，惟应于做事中求做人，不可撂了做事求做人，因富强文明皆由做事中求得也。”正是据于这种个人之经验与观感，阎锡山认为儒道之衰的根由就在于“轻事功，重语录”，政治是众人之事，没有对人性、人心、人际的深度理解，没有对社会各种机制的深刻把握，就不太可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作出切实的选择，可见阎锡山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军阀”。
在许纪霖先生看来，民国文人有一种“趣味”，也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他们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比如说杨振宁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一些中文系的教授未必及得上他，王元化先生都对他称赞。那个时候搞中国研究的懂西学，搞西学研究的也懂中学。中西不分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曾经一度考虑要将外文系和中文系合起来，因为觉得文学应该兼通中西。
二
文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精神家园生活，而不是功利性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的火花来源于自由的交流，而不是计划学术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北平上海等地文人们的文化沙龙，也就是书中所说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朋友圈”，无疑让人浮想联翩。
当时首屈一指的沙龙，当数林徽因、梁思成家的“太太客厅”。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工作，租下了位于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三号院。这座四合院很快便成了北平乃至全国最有名的公共文化空间。四合院前院便是林徽因、梁思成家的“太太客厅”，这里每个周末都汇聚着各路知识精英，有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学者，有沈从文、徐志摩等文人，也有萧乾、卞之琳等青年学生。林徽因不仅才貌双全，社交能力也很强，是“太太客厅”当仁不让的主持者和核心，如当时来访中国常到“太太客厅”做客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她交际起来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部围着她转。”
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众所周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后院金岳霖家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公共空间”，周六、周日也常有聚会。学者陈岱孙对此描述道：“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日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每星期日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来客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金岳霖非常随意、平和，因此来客虽与林徽因“太太客厅”的客人有重叠，但更为广泛。客人有学界中人，有学生，还有外籍学人。作为留学归国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是沙龙中的必备“点心”，金岳霖在回忆录中写道：“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的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因为金岳霖是湖南人，以“食”著称的金岳霖家便有了“湖南饭店”的称号。
除了林徽因、金岳霖这个四合院里前后两个沙龙外，当时有代表性的还有北平地安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主持的沙龙，以及北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沈从文主持的沙龙。这两个沙龙文艺气息比较重。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朱光潜与同住的梁宗岱在北平慈慧殿三号主持了一个“读诗会”。这缘起于朱光潜在英国留学期间，接触过“读书会”这一形式，对此非常认同：“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集。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朱光潜住的慈慧殿三号是一个庙堂旁的荒凉建筑，本身就富有诗意。来参加读诗会的人以北平高校师生为主，活动主要是谈诗读诗，还有戏剧扮演、学术演讲等，气氛十分活跃，有时甚至发生激烈争吵，梁宗岱便经常因为文艺上的问题和别人吵架甚至挥拳相向。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文中对这个读诗会给予了很高评价：“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所有北方系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当时身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沈从文自己也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组织了一个沙龙，作为《大公报·文艺副刊》与北平知识分子沟通的桥梁，后来逐渐成为京派文人的交流中心。相对而言，这个室外的沙龙更公共、更开放，来参加的多是北平的文艺青年，作家王西彦回忆道：“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所约的人也并无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从文先生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归他付钱作东。大家先先后后地到了，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坐了下来，很自然形成了一个以沈从文先生为中心的局面。可是交谈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并不像是从文先生在主持什么会议，因而既没有一定的议题，谈话的内容虽大致以文学和写作为主，也可以旁及其他，如时局和人生问题，等等。时间也没有规定，每次总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无论是林徽因的“太太客厅”，还是沈从文的“今雨轩”，那时候的文人们其实是在构建一种精神家园生活，他们利用聚餐、茶会、座谈等形式组织沙龙，在沙龙中切磋学问、交流思想、增进感情，无疑是独具特色的，堪称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沙龙的“东方版”。
三
在小兵的书中，处处流露出民国文人的抱负是一种家国情怀，而不是单纯地追名逐利。在这方面，传统士大夫情结与现代自由主义，其实是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即使是作为自由主义领袖人物的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胡适在1936年回复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曾经坦白其生活信仰：“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王安石），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张居正），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作为晚年胡适生活中最亲近的后学，胡颂平在他编著的《胡适之晚年谈话录》中多次谈到，读《论语》等古代典籍所意会到的学人气象，在他接触的胡适身上时有流露。
胡适的可贵之处在于终其一生，做到家国情怀的言行一致。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上海登岸时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教育文化凋敝，遂下决心做一个将真理与光明传导给中国人的启蒙主义者，他认定只有从教育、思想与文化入手才可以为现代中国的新生奠定基石，于是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大倡中国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之类的文艺复兴，并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而在好友陈独秀等人被捕，他接手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之后，潜伏胡适内心而一贯被自我压抑的政治意识就发抒出来，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努力周报》倡导好人政府，到《新月》时期的讨论人权与约法，公开挑战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威权统治；从1930年代因为日寇侵入而心忧国家命运，与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起《独立评论》，提倡“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一直到1950年代的台湾政论刊物《自由中国》，胡适一直是现代中国公共舆论最重要的推手。
胡适曾经在发表于《努力周报》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如此申述他的政论理想：“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1933年4月，当汪精卫盛情邀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而其友朋如傅斯年、翁文灏、吴景超等人纷纷入阁，他如此婉言拒绝：“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这确实是见证了政治的黑暗，却又力图革新政治，为中国政治生活浇灌一种新生命的胡适，在现代中国全力塑造的一种新气象，也就是通过知识人的讲学议政，而让科举制废除后日益边缘化的知识人重返社会中心，重建政治权威和心灵秩序的一种努力。
与胡适较为单纯的自由主义者立场不同的是，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的政治色彩似乎更为复杂，很难说张季鸾是一个纯粹的传统主义者或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似乎是一个无法被历史论述归类的人。但是在小兵看来，张季鸾却是一位弥漫着浓厚士大夫意识而又深具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报人。正如张季鸾自己所说：“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扩大对父母对子弟的感情，爱大家的父母与子弟。从报答亲恩，扩大而为报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这种思想，是很对很需要。同时，应该排斥只知自私的错误的家族主义，不要只求自家繁荣，甚至于不惜损人利己。”张季鸾将其人生观的核心命名为“报恩主义”：“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不过我并无理论，不是得诸注入的知识，是从孤儿的孺慕，感到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全社会皆对我有恩，都应该报。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
正如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即使像吴宓、梅光迪那样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文人，也同样具有家国天下情怀。吴宓在哈佛大学的老师白璧德先生比较反感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文化遭到了破坏，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吴宓、梅光迪回到中国后能够拯救中国文化。吴宓回国创办《学衡》杂志，其实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情怀在里面。甚至包括上海不少左翼知识分子，也有很强的救国情感在，包括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所谓“亭子间里的文人”。书中引录《申报.自由谈》栏目不知名作者的一段文字，“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灵魂，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青春。我吃自己的脑汁，嚼自己的灵魂，是苦？是涩？也只有自己才知道。天啊，这是生活吗？这样，我所以每一看见笔，便存着敌意，便想逃，然而，直到现在我每天还是得寻找我的笔，握着，紧紧地。我想，总有一天我得搁下这劳什子，总有一天我得把我的灵魂叫回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国天下情怀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文学教授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知识分子”不是为了稻粱谋，而是以一种业余的精神去做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讲得更为明确，“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而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许纪霖先生也不止一次地强调 “知识分子”都有家国天下的大情怀，他在《“我是19世纪之子”：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一文中提到，王元化先生晚年心境常怀苦痛，身体的痛苦尚在其次。他说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忧患。这与他们的家国天下情怀、忧患意识有关。
四
小兵在书中专门辟有《故旧》一辑，谈及关于清末民初的新旧之争。就时代特色而言，民国时期与今天的相似之处，都是一个转型时代。如李大钊所言，在北京看见贺新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张灏先生也强调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时代，特别指出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皇权的瓦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边缘化。余英时更是认为，这种边缘化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自我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身处其中，其精神文化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周作人在1925年的《语丝》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叫《十字街头的塔》。他就认为，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房子已经拆掉，新的却还未建起。对于时代的巨变，相比其他群体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感知，与此同时，他们会有种无力感，毕竟无法短时期内造就一个新的秩序，这一秩序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个体的心灵秩序。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也曾经论及这一点：“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转型时代，无论是制度文明，还是道德文化，均是在重建进程之中。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安身立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民国时期知识界的焦灼、彷徨与苦闷，作为今天的知识人同样感同身受。但是与百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代中国知识界最大的不同，或许还是一种文人精神的缺失。掩卷深思，笔者以为在百年后的今天，是不是我们在谈论人文精神之前，有必要倡导一种传统与现代文化兼容的文人精神，为这个浮躁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流，让这种文人精神重塑中国知识界的文化面貌，重建当代知识界的尊严与荣耀。《易经》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是没有真正的文人，何来人文精神？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