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外界都在说纪登奎在九号院是“正部级研究员”。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比较符合纪登奎晚年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的实际情况，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这个说法的正式依据。
　　记得有一次开会，秘书处要编印会议人员名单，我们不能确定纪登奎的职务如何填写，就请示一位副主任，得到的答复是：就写“正部级研究员”。纪登奎看到名单后，虽然没有表示不悦，但是并不认可，他说：“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我是正部级。”他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认为自己已经被明确“降级”，即从过去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降为正部级。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说自己仍然是“副总理级”或者现在说的“副国级”。那么，他是什么级，其实很难说清楚。在这里，我试图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描述纪登奎晚年的“待遇”状况，或者说，呈现一位国务院副总理遭到某种贬黜后的生活状况。
　　干部待遇是这个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党史研究，中共干部待遇体制自延安时期逐步建立，是任弼时担任五大书记之一时主持设计的，建国以后这套制度逐步严密和完备。从基本制度框架看，不论是“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的现在，没有大的变化。高级干部的待遇基本上可以分为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两个方面。构成生活待遇的基本要素有：工资、住房、医疗、用车、生活特供等；构成政治待遇的，主要是收阅党内文件的层级和会议活动。大致上，能够从这种种待遇观察推测一个人的体制内地位。
　　（一）
　　我并不知道高层关于纪登奎晚年生活待遇是如何规定的，但是，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可以大致上描述他的生活待遇概况，从而可以探测高层领导人失势后的生活状况。
　　如果是现在，很容易从工资看出级别，因为现在的工资是与行政级别直接对应的。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是这样，因为行政级别是和工资级别分开的。如一个干部的职务是副部长，但是他的工资级别可以比一个老处长还低。因为工资待遇和职务级别没有内在联系，从工资无法判断他卸任后的真正级别和待遇。纪登奎的行政级别是九级，当地委书记和副总理的时候，工资都是拿九级工资，每月230元左右。纪登奎的工资关系不在九号院，每月领工资是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当时，九号院里的高级干部中，有三个人工资关系在外单位，除了纪登奎以外，还有从林业部常务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杨珏，从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武少文。这两位部长为什么工资关系没有转来，他们自己说为了退休还回原来的部里，因为这些部委的待遇条件更好。当时，高级干部工作调动并不转工资关系，情况是比较多的，连他们的司机、秘书也有这种情况。在工资之外，不同的中央机关，对于高级干部的待遇条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并没有正式的制度规定，主要依据这些部门自身的条件。1990年九号院撤销时，退下来的高级干部基本上都被农业部接管。但是，中央办公厅曾专门通知，张平化、张秀山、杜润生不必退到农业部老干部局，可以转到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部门。这三个人都曾是中顾委委员，行政级别分别是五级和六级。据说中办对老干部的照顾更好。后来，张平化、张秀山都转到中办了，杜润生则表示不愿意离开农口，不到中央办公厅，继续留在了农业部，成为农业部的退休老干部。
　　纪登奎担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时，住在西单附近，是一个有独立院落的二层楼，家里驻有一个班的警卫人员。1980年正式辞去中央领导职位后，搬到后来的住房，是内务部街一个四合院。这是过去清代大太监李莲英的住房，华国锋任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时曾住在这里，但是华国锋当时住的房子更多。纪登奎说，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再住原来西单的房子。这个院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他本人以及家属居住，后院主要住工作人员。这个院落的北面是正房，东西各有厢房，正房和厢房还有耳房，约有二十来间。显然，这所房子不如原来西单附近的房子，但明显高于一般部长级干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级干部住房，部长基本都住在单元楼里，一般五六个房间，面积一百八九十平方米。当时国务院系统的部长宿舍，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木樨地22号楼和24号楼，九号院里杜润生等几个领导也住在那里；党中央系统的部长宿舍，比较集中的是万寿路甲15号，朱厚泽、王郁昭等来京后住在这里。纪登奎家里还有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出的厨师。根据内部规定，部长级干部家里没有厨师。住这个房子是要交房租的，纪登奎在世时这个院落的房租每月是五十元，从工资里直接扣除。纪登奎家里没有通常中央领导人所配备的保健医生、警卫员等。
　　根据内部规定，高级干部去世以后，遗孀可以继续居住原来住房，遗孀去世后，原住房将被收回，居住在其中的子女则被另外安排。对于子女住所的另行安排，通常是一个很艰难的谈判过程，即用多少公寓房来换取家属同意搬离原住房。纪登奎去世不久，夫人还健在，有关部门曾经商谈过退出原住房的事情，但是因为另行安排的住房家属不满意，没能协商好，就继续住了下来。2011年夏天，纪登奎夫人王纯去世。现在，这个房子还继续归纪登奎子女居住。有关部门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让纪登奎家属搬离，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一般情况是，领导人夫妇均去世以后，原住房会比较快地被调整安排，别的领导人要搬进来居住。如果有了新的安排，有关部门就会在谈判中让步，会尽量多给子女住房，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据说，有一位领导人夫妇都去世后，子女继续居住在中南海附近的一处院落里，经多次谈判，其子女都拒绝让出这个院落。而此时，这个院落已经安排了一位现任的中央领导人将要搬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实行了强制搬离。也许，有关部门之所以没有急于让纪登奎家属搬离，是因为尚无领导人需入住这所房子。
　　纪登奎当时有一部专车，是进口的日本车，并配一名专职司机。司机老张是他在位时候的两位司机之一。纪登奎离京外出坐火车，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安排一个软卧包厢。从这种交通条件的安排看，基本上属于正部级待遇。按照规定，正部长可以一个人住一个软卧包厢，相当于四张软卧车票，同时，随行工作人员还可以有两个人一起坐软卧，即另买两张软卧车票。换一个说法，即一个正部长外出乘火车，按照规定可以报销六张软卧票，也就是一个半包厢。当时出差，纪登奎愿意我们与他坐在一个包厢里，只用了四张票。这样，就不必另买工作人员车票。如果是副部级乘火车，则只能报销本人一张软卧票和一位随行人员的软卧火车票。副总理外出坐火车，按规定是乘坐“公务车”，即在某列火车上单加一节领导人专用车厢，车厢里有办公室、休息室、会客室，还有随从人员包厢。纪登奎的司机老张经常与我聊天，他说原来是他当副总理时的司机，那时候是配备了两辆车，两个司机；另外，家里还有一辆生活用车，主要是工作人员办家务事用的。
　　来到九号院的时候，纪登奎已经没有警卫员。按照规定，副总理享受二级警卫，是有警卫员跟随的。如果出差，副总理级别的官员不仅有随身警卫，而且有关保卫部门也会派出人员负责沿路的警卫工作。就二级警卫的一般要求来说，通常在路过的主要交通路口要安排执勤人员，在宾馆下榻时通常会要求所住楼层实行封闭。一级警卫则有更高要求。从我陪同纪登奎出差的情况看，北京方面没有派出任何警卫人员。到了地方以后，省里安排了警卫人员，但是，我以为这是地方考虑到他曾经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才安排了警卫人员，而不是因为有规定性警卫要求。另外，外出中食品安全检查也属于警卫范围。按照规定，副总理级别的外出吃饭，需要有专门的食品安全检查。记得有一次地方宴请，席间上来了娃娃鱼，这种鱼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陪同的省委常委兼农工部长说，上年赵紫阳来了拒绝吃，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的规定，作为总理不能带头违反。纪登奎则说：“我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你们既然做了，那我就吃。”
　　按照规定，副总理以上领导人有生活用品的特殊供应，一般叫“特供”。部长级干部没有这种待遇。纪登奎退出现职后，依然享受生活特供。特供是以食品为主的生活用品。在贵州遵义时，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两瓶茅台酒，我告诉他后，他开始说就不要了，对我说：“我不要了，你都拿走吧。我的特供里有茅台。”因为他有“特供”，每月可以从特供点买两瓶茅台。后来在回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又说到茅台酒，他说他的孩子们有时候常为这两瓶茅台酒争执，他的孩子有时候要把他的茅台酒送同事朋友。下车时，我当着他的面，把两瓶茅台酒给了司机，他并没有说什么。
　　医疗待遇是干部待遇非常重要的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曾经有文件，规定某些资历的干部可以享受副部级或者部级的医疗或者住房待遇，通常被称为单项副部级待遇，可以由自己做出选择。如我曾经担任秘书的武少文部长，夫人“文革”前曾是省财政厅长，根据文件可以享受单项副部级住房或者医疗待遇，因为家里住房已经是部长的房子，就自然选择了副部级医疗待遇。从我的观察来说，纪登奎后来的医疗待遇，很难说得清楚是什么级别。他的医疗关系仍然在北京医院，与原来当副总理时没有什么变化。按照当时卫生部保健局的通俗说法，他的医疗保健属于“200号”范围。“200号”是指正部长以上全国约有200人，这个范围的人员由国家卫生部直接结算医疗费用。但是，在200号之内的医疗待遇有何差别，如部长级和“副国级”如何区别，“副国级”与“正国级”如何区别，甚至同为“副国级”之间是否有区别，这些都涉及更具体的医疗条件以及相应费用问题，非局内人并不清楚。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开始推行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经常听到的离退休干部原则是：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因为官员通常都不愿意离开岗位，需要用这种条件作为激励。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原则的准确出处。一般来说，“生活待遇”是比较清楚的，主要与具体的生活条件有关。“政治待遇”所指何事，似乎不那么清楚。对于离开了领导岗位的人来说，不论是退到二线，还是正式办理离退休，具体的领导职权就没有了。对高级干部来说，没有了领导职权的政治待遇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我的观察来说，主要就是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知情权，说得更有力点，也可以算是一种参与权。这种参与权的具体形式，就是开会的待遇和看文件的待遇，更集中地表现在看文件的待遇。
　　纪登奎退出领导岗位后的政治待遇，显然我不可能全面了解。因为，他与中央高层还有一些单独联系，我们九号院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更不参与。从我所知道的参加会议情况看，从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重要会议了。一般来说，退休官员开会的待遇大概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礼节性的会议，纯属待遇问题，比如中央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新年茶话会、国庆观礼等等，通常是按照官员级别划定邀请范围，象征了一种政治待遇；一种是履行知情权的会议，如传达会议文件和高层领导人讲话，或就某些问题听取一定范围老干部的意见。一般来说，会议传达到哪一级别，与文件阅读到哪一级别，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会议和文件，可以口头传达到一定级别干部，但要求不准记录。纪登奎到九号院以后，参加的会议主要是农村政策的讨论座谈。在我的印象里，中央高层研究制定政策的会议，他没有正式参加过。
　　对于高级干部来说，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待遇，或者说是体制内政治信任的基本指标。在现行体制中，看文件的级别和范围，可以说是除了实际职权外最重要的权力，或者说是实际性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党内文件都有发放范围或阅读的级别规定，一个干部可以看什么级别的文件，直接显示其政治地位。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之后，看文件的级别显然是部级，并且在部级干部的文件传阅中，排序也不在前边。在他前边的，是现职的部长级干部。当年的九号院机构里，部长级干部有十五六位，看文件的基本顺序是，现职部长级干部为第一顺序，非现职（或无领导职务部级干部）为第二顺序。在现职部级干部中，看文件按照排名顺序。如果同样的省部级文件有两份，则现职和非现职同时开始传阅，如果只有一份，则是从现职部长中根据排名开始传阅；现职部长传阅以后，非现职的部长开始传阅。有的机密文件，或者有传阅时间要求的，或者是不适宜秘书人员阅读的，通常通知本人来机要室阅读。部长本人到机要室看文件，则不怎么讲究排名顺序，先到者先看，后到者后看。通常情况下，高级干部阅读文件可以在办公室，也可以在家里。根据规定，送取文件不得使用公共交通，也不能骑自行车。那时候，我送机要文件，或者是单位派出专车，或者是领导的司机来单位里接。
　　通常情况下，不是因为开会或者到机要室看文件，纪登奎并不来九号院。大部分文件是送到他家里去，他在家里看完后再退回机要室。纪登奎在辞职后，直到来九号院之前，看文件是什么待遇，我不得而知。高级干部看文件的范围，并非机要人员确定划分。如果降低了某位高层领导人的文件阅读级别，一定是在高层内部有批示规定。李文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胡耀邦辞职后看文件的待遇变化。李文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担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是胡耀邦的老部下，他在《我与胡耀邦的交往》（见《文史精华》2008年第7期）中谈到，1988年秋天曾去看望辞去总书记后的胡耀邦。“我们谈当时的抢购风和飞涨的物价，还有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耀邦时常陷入沉默。”他笑了笑说：“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的。”辞去总书记的胡耀邦，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说到好多文件已经不给他送了，显示高层看文件仍然有很多范围的规定或区分。
　　有些文章说中国是“文件治国”。当然，文件治国比“最高指示治国”、“批示治国”要进步很多。因为文件比领导“指示”、“批示”更具有规范性、公开性，所以具有较多的现代政府运行的特质。但是，“文件治国”与“法律治国”比，显然要逊色很多，因为法律具有更多的规范性、公开性，也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与政府工作比较，党内工作对于文件的依赖更加严重。对于党内高级干部来说，控制阅读文件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控制一个人参与政治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从这个意义上，阅读文件的权力，是党内官员的基础性政治权力，阅读文件的范围直接决定于政治地位的高低。
　　（三）
　　综合来看，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后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长级范围内的。问题在于，他从副总理位置上发生的这种待遇变化，并没有看到文件依据。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的工作安排的内部文件，也没有看到高层领导关于他的待遇问题的批示。据说，高层有口头传达，说纪登奎享受正部级待遇，但并没有准确出处。我们同事间曾经议论，他的这种待遇变化，虽然没有公开文件规定，如明文规定其级别从副总理级降为正部长级，但是，一定有某种来自最高层的官方依据。这种依据可能是某个高层领导人的批示，而这种批示不在党内和社会上公布，甚至在党内高层也不正式传达，仅仅是批示给有关人员执行。
　　高层有一种比较正规的说法：纪登奎在文革中有“严重政治问题”。但是，高层对于纪登奎的组织处理，显然与另一种犯错误官员的处理不同。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九号院曾经接收过一个受到撤职处分的部长，即原林业部部长杨忠。杨忠因为黑龙江兴安岭大火灾受到处分，被撤销部长职务，行政级别从正部级降为正局级。他来到九号院，待遇问题很清晰，一切按照正局级安排，并被安排担任一组组长，当时的组就是一个相当于司局的单位。杨忠的处理，从官场程序而言，经过了国务院的公共议程，有明确的规则，有明确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的规则和错误，在形式上，处分是完备的。但是，对于纪登奎来说，连表面上的处理规则和是非标准也无法确立，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处理和说法，似乎没有任何一项错误可以彻底追究。因为责任是理不清的。这种情况显示，党内组织处理的制度化水平不高，随意性很大，不仅对于社会没有公开性，而且内部的程序和规则也不清晰。
　　为什么高层对纪登奎的处理语焉不详？或者说，没有明确的处分，但给予了某种惩罚。当时，九号院一些高级干部时有议论，基本说法是，纪登奎的问题实在复杂，不那么容易处理。不明不白降了级别待遇，其实有深层隐情，就是他的错误也是有些不明不白。虽然，纪登奎在高层十年间，得罪了不少人，积怨甚深甚众。但是，从党内处理来说，难以通过正式程序给以明确说法。所以问题不明不白，降级也是非正规进行。为什么纪登奎的错误难以处理，因为这些问题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联系在一起，也与当时还在位的李先念等若干领导人纠结在一起，无法往深处追究，否则，会牵扯到更加复杂难办的人和事。也就是说，纪登奎的“严重政治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清算的。
　　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清算，是国际范围内的大问题。特别是，对于过往政治领导人的清算处理，因为历史事件和政治责任的复杂性，采取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办法，也是一种无奈之中的明智之举。具体到纪登奎，如果真要把他的错误和责任梳理分辨清楚，那就不是如何对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要彻底披露和梳理一个时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认定的事件及其责任，也不是一个人，而是直接关乎众多领导人的历史责任和道德形象，也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整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