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顾准同龄，都出生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那一年，如果他们活着，也不过九十岁，如今健在的李锐、胡绩伟等中共党内的民主派老人只比他们小了一、两岁。胡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却博览群书，有几分书生意气，有本读书类月刊《博览群书》封面上几个字就是他题写的，每次看了，想见斯人、斯世，都禁不住叹一口气，不是为耀邦个人的命运，而是为我们这个多难之邦，这个不死不活、希望渺茫的民族。胡耀邦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6年了，16年来官方极力回避这个曾经做过中共党主席、总书记的名字，几乎没有举办过任何像样的纪念活动，但是最近以来道路传闻言之凿凿，官方将高调举行纪念胡耀邦诞辰 90周年的活动，相当于官方传媒的香港《文汇报》刊登的消息已证实这不是什么传闻。
随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党史笔记》等党史著作的陆续问世，我们已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祸根早在江西、在延安就已种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王实味到胡风，从高岗到彭德怀，从刘少奇到陈伯达、林彪，他们吞食的都是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至死都未能悟到这一点。胡耀邦恐怕也不例外，但他有一颗不泯的童心，有一种难得的真诚，能坚持独立思考，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他身上还有天真的一面。这在世故、成熟的中共高层中是十分罕见的，在曾经身居高位的人中，我们只能在张闻天、彭德怀和胡耀邦等少数几人身上看到这样的天真。他们与周恩来的世故和圆熟形成了巨大的对比。正因为胡耀邦的天真，心中无私，当邓小平找他谈话：“我全下，你半个下”时，他才会脱口而出：“我同意。”而且他出门后就向秘书赞美邓：“这是当代的华盛顿啊！”他打心眼里为邓主动退下叫好，压根就没有想到这是犯忌、犯禁的。也因此，他才会和邓有“十大分歧”，他才会由衷地赞美美国，认为美国人不在乎是总统还是农民，都崇尚自己做的工作。
我们这个民族特别早熟，所谓少年老成就是，而中共这个又是在极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内外环境都是那么严峻，杀头如同风吹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能保持人性不被扭曲，坚持几分天真的确实是异数，胡耀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于那套虚伪、演戏的官场术他始终没有学会，他在权术主导的权力格局中失败几乎是命定的，但他已竭尽所能。
虽然胡耀邦自述是时代把他推到名义的总书记位置上，“他只不过替邓小平、陈云他们做些工作”，但众所周知，上个世纪70年代末，正是他主持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这两件事，为改革开放扫请了道路，使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之所以大得人心也是因此。他曾斩钉截铁地说： “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什么人定的案，只要证明是错了，都要坚决纠正。”他这样做，当时所面临的阻力是我们今天难以想像的，包括高居金字塔尖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就不满他的做法，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一提出来，华就找他谈话，说这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推翻呢？他的回答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在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同时，他已经认真地想过如何在制度上保证不出或少出冤假错案，结果当然没有做成。
李锐送给胡耀邦的诗中有一句：“活在人心便永生”，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一个在权力舞台上黯然谢幕的政治人物能不断地被后世的人们悄悄缅怀，这比任何官方的评价、满眼昂贵的鲜花、盛大的纪念会、冠冕堂皇的大文章都要来得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