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5日下午五点十五分，恩师吴式南先生在温州离世。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三个月前，因为久未见到他，我托当地的两个朋友去探望他，和他通了一次 话，那时他精神状态还好，说话也有力，不料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2016年，他的著作《发现艺术之美》出版前，我曾写了一篇长文《九山湖畔有吾师》作为前言，后来又收入我的《开门见山——故乡雁荡杂忆》一书。如今，我永远失去了我的恩师，他的形骸已在这个疫情覆盖的寒冬化为灰烬。
我遇见先生是在1986年秋天，温州口音浓厚的普通话却掩盖不住他的睿智和正直。三十六年过去了，那时，我十九岁，先生五十三岁。九山湖畔，他给我们讲课的情景常在我的眼前。至今我仍记得，他讲到“时日何丧，我与汝偕亡”的咒诅、“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庭有枇杷树……今亭亭如盖矣”的思念时，特别是讲到林琴南在课堂上讲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对开头的“呜呼！余少孤”这个五个字竟足足讲了一个小时，自己不胜悲怆，学生也都为之泣下时，先生说，人的灵性的感应力和挥发力是何等神奇，人性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构成了文学既共时又是历时的生命的秘密。这些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还有他当时的那种语气、腔调。
他先后给我们开过写作概论、文学概论两门课，从来没有使用过教材，所以，他的课不用带教材，课前课后也不需要看教材。他讲的都是他自己的心得，不是那种死板乏味、从书本到书本的东西，而是浸透着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那时离他劫后归来，重返讲台不过八年。他历尽沧桑，把百炼钢化作了绕指柔。
不久前，在西子湖畔的“優教育思想力沙龙”上演讲，我想起了先生当年讲到思维方式时，在一维的直线美、二维的平面美、三维的立体美，四维的运动美，五维的梦幻美之外，自创了六维和七维，就是零维的“点”的美， 以及“空白”本身的维外美。正是先生将“点”和“空白”的思维最早带给了我，让我明白突破思维的束缚和一切现成的框架是多么重要，人必须不断地从有限中挣脱出来，去思考更辽阔的指向无限的世界。
1987年夏天，先生敲开我们宿舍的门，手里抱着一摞打印好的论文，让我们一起修改他已校出的错字。论文的题目很长《文学语象生成的“结构变换”及其模式（文学的“物元分析”——一个新方法的应用尝试）》，他要在暑假去广州的全国第三次物元分析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我不知“物元分析”是什么，也不知文学语象的“结构变换”是什么，他为朱自清《荷塘月色》中那个著名片断画的“语象生成解剖图”，占了整整一页。我对这一切充满了好奇，向先生要了一份打印稿。这是我真正走近先生和认识先生的开始。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想以“困惑”为线写一本中国文化史，先生给我写了两封信，他在第二封信中对我说：
你在读书中发现了“困惑”，这是一个很好的觉悟。……但话又说回来，所谓“困惑”，也就是问题，这只是科学研究的起点，自然还不是问题本身，更不是科学的结论。虽然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还显得重要。……所以你悟到了困惑，还只是开始跨入了一个初步的、朦胧的境界。……我的第一个看法，是希望你在此初觉的基点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点），抓住一两个实在的问题，宜具体，宜小，先做扎扎实实的思考和研究。搞学问的，总得走“小博、小专——中博、中专——大博、大专”的道路。力不从心，搞空对空导弹式的射击，在学术研究上似并不可取。未知你意如何？
我的第二个看法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搞点学术训练，起码要有10年时间。……我觉得，你现在的一切读书、思索和写作，都可看作是做进行“学术训练”。在这个意义上，我举双手赞成你放手去读去想去写。再说一遍，这个锻炼太重要了，如果你立志要成为一个学者。
这封信对我一生的影响之大难以估量。
至今想来，他对现实和未来也不无洞见。早在 1988年6月26日，他就写信对我说：“我们的古国……看来还得经受历史的磨难，才会真正站立起来。我这代不行，你这一代恐也未必行……年青人血气方刚，有凛冽的正义感，是非分明，我觉得还是把这些可贵的特点用在文化反思和批判上，如果能够务使在学术上露露锋芒……”
我没有听他善意的劝告。1990年到1991年当我困于黄龙山时，他曾几次入山看我，给我送书和食物，鼓励我好好读书，不要灰心。他自己在我这个年龄也曾被打入另册，从1958年到1978年，漫长的二十年他在“挑大粪”，种水果，心中想的却是人性和文学、审美等问题，琢磨出了“文学对应论”“文学人性论”。他生于1933年，1952年考入杭州六和塔附近的浙江师范学院中文专修课，当时之江大学刚被肢解，文科部分留在原地，师资还是之江的老底子，夏承焘、姜亮夫、蒋礼鸿、孙席珍等皆一时之选，他还是夏承焘先生古典文学的课代表。1958年，他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被划成“右派”。
1990年代后期，我们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2001年，我惊喜地收到先生通过《书屋》编辑部转来的一封信，那时他早已退休，却一直在温州市报刊协会工作到八十岁。
2004年，我的书稿《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另一种读法》完成后，曾将打印一份请先生帮忙校对了一遍，这个书名就是他起的。过了两年，辗转几家出版社才出版。2006年5月，他收到终于问世的新书，很兴奋地写信给我，心中一直有个悬念，这本书怎么还没出版，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障碍。他大大地夸了这本书，说是“智慧、勇敢、见识和汗水的产物”之后，对我说：“你还应该定下计划，写笔底波澜的续篇——1949至1989这四十年的中国言论史的钩沉。当然这是更难写、也更有风险、更为吃力的。但是为了实现自己言论报国的大志，早点作准备，化他三到五年工夫，有意识地去从事，默默地顽强地去搞，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将这四十年的‘波澜’加以钩沉，即使只是留下一些只鳞片爪的史料，也是震动人心、有益于后代的……”
他想起了聂绀弩的诗：“二十岁人天怕我，新闻记者笔饶谁？”想起现实，他不免沮丧，又想到他自己年轻时代的蒙难，他禁不住套用聂诗说了一句：“二十岁人天怕我，一介书生不饶×。” 他的豪气并没有被消磨殆尽。
他多次跟我说，书读累了，文章写倦了可以多搞些业余的爱好，以娱乐自己，他自己就爱好篆刻、书法、绘画，几笔勾出的鲁迅就颇为传神，还画了一幅夸父逐日送给我。在这封信中，他想起了我在黄龙山时曾尝试练习书法，当时我让好友送了几本字帖给我，记得以草书为主，也没有坚持下来。
他常跟我说自己是平庸之辈，而在我看来，像他这样有见识、有风骨、饱受磨难依然乐观面对生活的知识分子，与“平庸”二字是无缘的。他在2001年写给我的一封密密麻麻七页纸的长信中指出，“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具备的“五项条件或特性”：
1、独立、自由的个人；
2、直面现实的勇者：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不负、不诬、不饰、不隐、不昏；
3、专门知识的依托：独立的学术、真知灼见、锲而不舍；
4、独立技艺的赋有：或文章、或技术、或才艺；
5、生产或创造思想的能力：能给某个时期或某个领域作出规范。
他这一辈子也曾不断地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过。
此时，我想到的不仅是他讲台上所讲的，更重要的是他和我漫谈时所说的，三十五年前，他来我家住过一晚，在我家的小木楼上的谈话要点我当时记在一张纸上，保存至今。他从八大山人、扬州八怪说到皮亚杰，从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说到《红楼梦》和《金瓶梅》的翻译，他说的审美方程式、教育学是人学……都是我前所未闻的。
在昏黄的灯光下，那个山村的夜晚，先生的思路活跃，谈天说地，许多新鲜的见解都持久地影响了我。
我还想到在九山湖畔他狭窄的房中一次次闲话，关于王国维的“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三国人物的性格类型和民族性等，可惜他都没有写下来……直到晚年，他的生活压力始终很大，读书写作的时间很少。他曾对我说过：“午夜醒来，思绪时常繁杂又惘然。”
他生平的著述只出过两种，一是《语文审美教育概论》，他作为副主编，撰写了部分章节，还担任了全书通稿工作；二是他的专著《发现艺术之美》。他几乎默默无闻地消磨了一生，但从未放弃过独立思考。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只有三条路，一当战士，二当隐士，如果命长，则是先战士后隐士。他为此感到寒心。他又说，当下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骨头软，在金钱面前是骨头腐，在浮名面前是骨头薄。他希望我研究一下知识分子的“贱”“耻”“伪”“恶”，一定很有意义。
呜呼，先生走了，九山湖畔从此再也没有他的身影。我希望有一天能把他的遗作，特别是给我的这些信整理出来，先生的心灵将继续活在这些文字中。
2022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