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昨天傍晚，有朋友来问，钟沛璋先生是否去世了。我说还不知道，马上联系北京的师友，很快就得到了确认。钟先生已于2月6日9时57分去世。作为1924年生人，他在百年尺度的有限人生中，已竭尽所能，就是肉身的呼吸也在地球上持续了九十六个春秋以上。但想到他的离去，我依然眼中含泪，因为我想到了他八十几岁之后，每次见面长谈，总是眼中含着泪水，为国族的命运，为人类的前途，他常常叹息有心无力，却总是劝比他年轻的人发奋努力，怀抱希望。

我与先生初识于2002年以后，那年6月他的新书在香港问世，我有幸得到一本，写了一篇感想，被他读到了，大约通过丁东老师，他问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之后的五六年，他几乎每年都来杭州度假，有些年份还会来几次，多数时候他住在西湖边的刘庄或汪庄，偶尔住在九溪玫瑰园等处。他来西湖，几乎都会约我去长谈，那时他已八十来岁，除了腿脚不大灵便，思维很快，记忆力超强，他只是见过我妻子一面，却记住了她的姓名，每次来信、见面总要让我代为问候。

我们谈论的话题很广，从现实到历史，从文化到教育，他一度醉心于教育调查，还到浙江许多地方走了一圈，写了一篇教育忧思录发表在刊物上。他跟我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真知灼见”，他常常说自己喜欢与有真知灼见的中青年打交道。在他眼中，这样的人包括许多《东方》的作者，包括郑也夫、雷颐、秦晖、吴思及已故的王小波等人，他曾多次提及丁东、邢小群伉俪，还有跟他一起办过《东方》的梁晓燕、朱正琳、李大同这些人。

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读到过他的言论，知他推动新闻立法的努力。但真正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是在九十年代《东方》杂志创办之后。这本挂在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名下的双月刊，他是社长兼总编辑。我直到1995年6月8日才在西湖边的杭州三联书店发现，那是《东方》的第十期，一读之下，大为惊喜，从开始追读。1996年6月，我路过北京，在北大三角地的书店不仅买到了1996年第三期，就是《编者的话》提及巴金倡建“文革博物馆”那一期。同时，还买到了另外四期过刊。也是此行，我遇到多年的挚友张铭，他买过最初几期《东方》，知道我喜欢，一并送给了我。这十来本《东方》我一直保存着。即使钟先生送了我全套的合订本三大本之后，也不忍舍弃。

几年后我才知道，《东方》出完1996年第6期就未能继续出下去。我来不及成为钟先生时代《东方》的作者，只是它忠实的读者。大约2001年，我发现《东方》又回来了，我在上面发表过几篇长文，如《孙中山的四个历史性遗憾》《华盛顿告别政坛之后》《解读金庸小说的三个永恒话题》《人民精神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俄罗斯三题》等。此时的社长是王瑛，李公明一度也做过执行主编。我迟来了五年，已无缘于与钟先生的《东方》。

迄今，我仍怀念滋养过我青春岁月的《东方》，从1995到1996年，从杭州到山西。没想到仅仅六年以后，我与筚路蓝缕办《东方》的钟先生有了促膝闲聊的机会。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时光，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录音，只在日记中留下了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录。后来，钟先生因腿脚不便，不大来杭州了，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和电话联系。我去北京，也曾先后去他家几次，一次是和丁东、邢小群两位老师一起去的，当时邢老师学会开车不久，正是“五一二”地震的第二天，2008年5月13日，钟先生家客厅的电视在播放滚动的新闻。2012年秋天的那次是出版社几个编辑陪我去的，他们看到钟先生的书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很有兴趣，一心想给他出一本书。为这事钟先生给我打过不少电话，最后书还是没出成，只是做了几本样书给他做纪念，我也有幸得到一册。我收到此书是2013年6月11日。此时先生已年近九十。封底上印着他手书的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爱好书法，还印过一本《钟沛璋墨迹自选集》送亲友，他说自己不是书法家，却自幼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2011年初冬，我偶尔跟他提起，想要他的一幅字，他马上问写什么内容，我就将明代诗人谢铎关于我故乡雁荡山的两句诗给他，几天后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特快专递，是一副对联：

声名一代谢公岭，形胜千年雁荡山。

二

我与钟先生交往的中心话题之一是《东方》，多次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保留了《东方》完整的档案，他也时有流露希望我来整理一下的意思。2004年3月19日我终于下决心做这件事，当天给他写信。他收到信十分高兴，3月26日给我回信说，他已找梁晓燕等人谈过这事。《东方》的档案，包括麦天枢、刘东等人起草的策划案手稿，会议记录，读者、作者的来信，他给有关部门的信，各中文媒体关于《东方》的报道等，他都保存完好，全部寄给了我。（在我家放了七八年，他向我要回去了。）

他晚年的“最后一搏”就是独立创办《东方》，从1992年到1997年，前后六个年头，可谓殚精竭虑，费尽移山心力。《东方》成为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表征，曾经独领风骚，虽然为时不到四年。他以古稀之年，满怀热情，要以小小的《东方》构建书斋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从十五岁在上海投身革命阵营，他创办了国统区唯一由中共地下党掌握的公开广播电台，那时他在上海交大化工系念书，还受命主编《青年知识》半月刊，筹办《学生报》。

1948年春天，他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过电讯翻译，金庸辞职去了上海后，这个职位空缺。作为地下党杭州工委委员，他要潜伏下来，一度曾做过家庭教师。1949年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全国第一份《青年报》，他的文章受到胡耀邦的关注，进京出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创办了广有影响的《辣椒》等副刊，直到1957年落马。七十年代末他重回《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曾经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李大同的的《冰点故事》于2005年11月问世，其中写到一个他的段子，那是1983年3月5日见报的社论《再论雷锋》，1963年中青报那篇社论《论雷锋》就是他执笔的。这一次，报社有两个评论新秀为此准备了一个多月，拖到3月4号还只是个他很不满意的初稿——

“据说从下午开始，他泡上一杯好茶，沉思片刻，开始运笔如飞，写一张稿纸就由人送到工厂排一张，等到深夜已然完稿，片刻，全部文稿已经排出清样送来，老钟在清样上勾勾画画，遂成定稿。3月5日见报，又是轰动效应，全国报纸转载——这可是一篇近万字的整版社论! ”

这是一个老报人“倚马可待”的本事，在中国报业史上倒是不乏这样的例子。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他自己晚年早已不放在心上。

如果从少年时代办电台算起，他的新闻生涯长达四十年以上。他深知新闻关乎国运，也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八十年代钟先生在中宣部新闻局长任上，曾致力于推动新闻法的起草。他给我写信用的信封不是《东方》杂志社的，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

至于《东方》，定位很清晰，只是一本思想文化的综合刊物，不报道新闻，而是更深入地思考时代面临的问题。短短数年，竟聚集了几百个学者或学者型的作家，发表了七百多篇学理严谨、有社会关怀的文章。不少作者正是通过《东方》开始引人注目，最典型的就是秦晖，他从1994年起以“卞悟”的笔名发表的四论“公正至上”系列，以及关于南非的系列，比如《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等文章，都为他赢得了声誉。王小波是小说家，作为杂文家，他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文字正是1994年起在《东方》开的一个专栏“社会伦理漫谈”。《东方》的许多重头文章，以及“顾准与《顾准文集》”等专题都曾打动正在思考的几代读者。《东方》的发行量从创刊之初的四千份迅速翻了三倍，到1995年就已突破一万两千份，仅邮发就达到八千份，这也正是我初遇《东方》之时。

我拖了整整五年，.到2009年，才完成大约三万字的长文《1992到1996：<东方>纪事——<东方>研究（上）》。此文初稿完成之后，我就寄给了钟先生，他有详细的校改，而且是不止一次的修改，既有红笔的，也有蓝笔和黑笔的。他将《东方》视为百年中国追求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历史接力棒中短短的一程。他为此而骄傲，也为此而抱憾。

此文最初发表在《领导者》2009年第四期，2010年1月文汇出版社出版《良友》第十辑发表时有所删节。当时我打算还要写个下篇，主要就《东方》的七百多篇文章与那个时代的思潮做一些梳理。一方面因为忙碌，一方面也因发表的困难，最终下篇没有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于2010年编了一套包括《东方》《方法》《书屋》在内的文选，称为“思想时代文丛”，我请钟先生担任顾问，他一口答应了。2013年1月，这套书终于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就是《直面转型时代：<东方>文选1993—1996》，选了三十二篇文章。我和编辑一起将样书送到他家，他那时已坐在轮椅上，很开心地抱着这套书。

三

经过20世纪以来的风云跌宕，他早已看淡了人间的功利。八年前，许良英先生去世时，我去北京送别，和他通话，他甚是哀伤。他们都是1947年12月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委员，直属上海局青年组领导，他是宣传委员，许先生是组织委员，领导当时浙大、之江和英士大学三个支部，五十几个地下党员，他负责之江和英士大学两个支部。那正是于子三运动时。不久，地下党杭州工委编印了一本《青年手册》，他执笔写了《当前学生运动的任务》。

钟先生晚年颇为寂寞，我在电话中都听得出来，他学会了简单地使用电脑，会接收邮件，但我似乎从未给他写过邮件，总是写信，通过邮寄寄过去。有时候，他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等待着接收各种资讯，国内外的大事，思想界的动态，都是他关心的。由于他搬到燕郊去了，加上这些年很少去北京，偶尔有电话，也只是简单的问候，而无思想的交流。2016年春天，他寄来墨迹自选集，还不忘同时签上我妻子的姓名。

十五六年前，我在《冰点故事》中看到李大同自述为何离开《东方》的这一段，其中说到作为下属对他的“大失所望”，“尽管老钟是他这一代人里的出类拔萃之辈……但新的知识储备明显欠缺。长期在传统体制内浸淫，已经习惯‘一把手’全权决定一切的模式。”起因是他约来的一篇谈论特异功能的万言长文，李大同作为唯一的编辑，坚决不同意发表。这事我曾当面问过钟先生，他说李大同说的是事实。那一瞬，他的眼神略有闪烁，但他直面了这一问题，对李大同在《东方》的编辑工作仍然给予肯定。

在我眼中，他的底色是老派共产党人，正直，爱才，忧国忧民，这几乎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多年的磨难也没有改变他。与他走在一起的还有李锐、何方、杜导正这些老人。岁月无情，他们正在不断凋零。我相信，在最后的这些岁月，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肉身成灰又有谁能幸免？而且我早已明白，他的眼里为什么常含泪水。

少年心事，青年《辣椒》，平生首次惹祸，一心求问去向；

中年跌宕，暮年《东方》，世纪最后一搏，毕生无愧天地。

——谨以此不合平仄之联敬挽钟沛璋先生

2021年2月8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