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见流沙河先生已有六年，2013年夏天我去他家闲聊，那次陪我一起去的李玉龙兄病故也有四年多了。我与先生一共只见过两面，但最早读到他的文字却还是少年时，三十六、七年前。昨天下午得知先生离世的消息，晚上我和孩子们一起《与腊梅对话》，读的第一篇作品竟然就是他的诗《残冬》，这不是临时想到的，而是一周前就准备好的，预习资料也早已发给孩子们。孰料，孩子们齐诵此诗时，几个小时前，作者却在成都停止了他肉身的呼吸，只留下象形文字的呼吸。这首诗很短：
天地迷蒙好大雾，
竹篱茅舍都遮住。
手冻僵，脚冻木，
破烂衣裳空着肚。
一早忙出门，
贤妻问我去何处。
我去园中看腊梅，
昨晚幽香吹入户。
向南枝，花已露，
不怕檐冰结成柱。
春天就要来，
你听鸟啼残雪树！
初冬，腊梅尚未开，等腊梅开了，春天又将近了，而诗人已乘风归去。犹忆去年秋天，孩子们“与蟋蟀对话”，都喜欢上了流沙河先生的那只“蟋蟀”。今年夏秋之际，我们“与知了对话”，又读过先生的一则札记《夜蝉与雪蕉》，断的是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夜蝉的公案。春天“与诸葛亮对话”，读的也是先生的一则札记，他发现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那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源自诸葛亮《黄牛庙记》的“乱石排空，惊涛拍岸”。不久前“与梧桐对话”、“与树叶对话”，也都选了他的小诗。这两年，孩子们在课堂中不断与作为诗人的流沙河和作为学者、作家的流沙河相遇，对他已经一点也不陌生了。不料昨夜我们读《残冬》时竟是他的离世之日，孩子们得知这一消息，霎时间静默了。
好在他的诗还在、书还在，我们断不会因他肉身的消失而从此隔绝。
前不久，我到浙师大去看望81岁的王尚文先生，在他的书柜上见到《流沙河诗话》，这是几本诗话单行本的合集，其中包括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影响甚大的《隔海说诗》，正是这本小册子让少年的我对海峡对岸、使用相同母语写作的诗人有了初步了解。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杭州出版社与李青唐兄初识，几乎每次见面他都要提起这本小册子，他爱书，这套1985年前后出版的“今诗话丛书”收入曾卓、牛汉、邵燕祥、公刘、邹荻帆、罗洛等人的诗话，他几乎收齐了，唯独缺了《隔海说诗》。我隐约记得我早年曾买过几册，也包括了这一册，白色封皮，小开本，“流沙河”三个字签名的样子，红颜色，很醒目。他念兹在兹，一直等我找出来送他，而我终于没有找到，只找到公刘、邹荻帆、罗洛等人的。金华归来，我马上订了一本印制粗糙的旧书《流沙河诗话》，这几天正好读完了。比之三十六、七年前，我在《星星》诗刊初读先生“台湾诗人十二家”专栏的感受，今日重读依然觉得清新可喜，而且将我带回到那个遥远的有诗、有远方的年代。
二
1979年，《星星》诗刊复刊，我还在雁荡山中念初中，没有留意，大约1983年冬天，也是在雁荡山中，一位同学带来了一期32开的《星星》旧刊，上面就有流沙河先生介绍台湾诗人的专栏，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他在1957年因此罹祸的《草木篇》。1984年8月，我十七岁，第一次出远门，从杭州乘119次绿皮火车到了天津、北京，一路淘书，在北京白石桥的一家旧书店淘到了一本《流沙河诗集》，其中就有曾经举世皆知的《草木篇》。
1956年10月30日，年轻的诗人在成都写下这一组短小的散文诗，一共五首：《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前面还抄了白居易的诗句“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草木篇》因在1957年春天被作为“毒草”遭全国批判，还被最高领袖亲自点名，“流沙河”也因此被整个华人世界所知，那年他不过26岁。当时在未名湖畔与他一样落网的同龄人彭令昭读到过这首诗，远在香港、比他年长八岁、尚未创办《明报》的查良镛也读到了（几年后还在《明报》副刊提及）。
而我要等到1984年8月22日，才第一次读到《草木篇》，《藤》《仙人掌》是其中的两篇：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淡绿色封面的《流沙河诗集》朴素大方，1982年12月第一版，1984年1月第二次印刷，定价0.82元，折价0.49元，我一直保存着，他的《年轮》《草木新篇》《草木余篇》《故园九咏》也都是我所喜欢的。前些日子，我和孩子们一起《与树叶对话》，读的是他的《枫与银杏》：
一个说秋天是红色的，
一个说秋天是金色的。
画家说秋天有各种色彩，
秋天说我没有任何颜色。
这是《草木新篇》中的一篇，是他蒙难二十二年后归来，1979年复出那年夏天写的，徘徊在沱江之阳，他想到了沉江的诗人屈原心爱的木兰，想到了从来不会节外生枝的竹子，想到了梧桐和虞美人、除虫菊和牵牛花，也想到了枫和银杏。
四十多年过去了，诗人早已不再写诗，而是回到《诗经》现场，探寻象形文字的秘密，还试图进入庄子的灵魂，他活出了一个读书人在这个时代难得的精气神。还记得许良英先生在世时，在中关村812楼的书房里跟我谈起当世有风骨、有才华的文人，他举了两人，一是沙叶新，一是流沙河。他们都有一个“沙”字，却不是恒河沙数中可有可无的一粒沙子，一个的底色是剧作家，一个的底色是诗人，晚年却都傲然独立，在文化乃至公共事务中都显示出了一代文人的风骨。去年沙叶新先生凋零，今年流沙河先生归去。让人禁不住慨叹老成凋零。
我不能忘记流沙河先生在生命最后十几年的时光，做过的两件事，一是上个戊子年他没有犹豫就签下的大名，而在许多人心中他似乎是那样珍惜羽毛。二是上个辛卯年，他为与他忘年之交的小辈仗义伸手，亲自给比他年长五岁的律师先生张写信。我在认识他之前，成都文人圈曾为1957年之后的恩怨对他颇有非议，他也曾撰文回应，自认从不是斗士、英雄，但作为弱者，他有自己的底线。
第一次见到他已是2007年春天，距我在北京白石桥淘到《流沙河诗集》过去了二十三年，云飞兄陪我登门拜访，记得是午后，云飞兄多喝了几杯，在他家的沙发上坐下没不久就睡着了。我和先生，两人相对，虽是初见，却毫无隔膜，他读过我那时登在《书屋》《随笔》《炎黄春秋》等报刊上的一些文字，我们闲聊，话题也海天空阔，他说起少年时所读的书，青年蒙难时的遭遇，云淡风轻，绝无怨天怨地，说起现实和未来，谈吐之间时有灼识，甚至有大胆的想象，一针见血的洞见。我记得当时录了音，却一直没有整理成文。他的一口四川话，婉转动人，韵味深长，听起来有音乐感。他的一首“流沙河体”书法也为许多人所喜爱。临别时，他赠我一册新书《流沙河近作》，他进屋写好了递给我，同时用毛笔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给我。今天我再次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才知那一天是2007年4月8日，已是十二年半前了。那年他76岁，虽瘦小，却很有精神。
过了五年，大约2013年夏天，《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兄陪我到了流沙河先生的新居，师母吴茂华女士也在场。我们在客厅里闲聊了很久，我说起打算出一册演讲集《史想录》，想请他方便时写个书名。那时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远，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话题，我讲了两条瑞典皇家文学院之所以授奖给他的潜在理由。先生听了竟然很赞许。中间他起身进了书房许久，然后带了一幅字出来，上面正是“史想录”三个字，还有他的署名，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要给我颁发“诺贝尔评论奖”，奖品就是这三个字。为的是我那两条获奖理由的猜想。我说，那就叫“流沙河评论奖”好了。说老实话，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多么了不起，有些获奖者事实上也不怎么样。
当时，他已年过八十，但气色很好，谈起字源尤其滔滔不绝。那天他还专门谈到了《旧约·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在旷野路上吃的“吗哪”到底是什么，他提到了一种植物，可惜我忘了。我们还比较了太平天国洪秀全所说的“甘露”，这种野草与“吗哪”的区别。
一转眼六年又三个月过去了，世事变迁，期间我也去过成都几次，却未曾再找先生闲聊。他的文章、书则时有见到，知道他身体安好，还在讲《诗经》、讲文字的源头。88岁毕竟还不算老，哪想到上一次见面，就是最后的一次。草木一秋人一世，对于他，萦绕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正是《草木篇》，无论屈辱还是荣耀，《草木篇》六十多年来从未隐没。我又想起他四十年前的诗句：“秋天说我没有任何颜色。”他也不在乎自己的颜色，无论春天的颜色，还是秋天的颜色。我确信，他在母语的时空里不会从此远去，又岂止是他二十五岁写下的那组《草木篇》而已。我想到了这对不顾平仄的挽联，送别先生：
草木皆兵草木灰草木一秋人一世；江河数沙江河枯江河千古诗千载。
2019年11月24日流沙河先生去世的次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