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先生在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他的名片上则印着：“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
2018年7月27日早晨起来，得到沙叶新先生已于前一天凌晨离世的消息，想起十几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沙先生是个剧作家，我最早读到的却不是他的剧作，而是他2002年在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时的那篇演讲稿，嬉笑怒骂之间，却不乏深沉的思索。
他在谈到戏剧时说：“戏剧目前不景气很大原因就是面对真实的的生活它掉头不顾，因为它太真实，不敢面对；而面对虚假的生活它扑面而去，因为虚假能一团和气。……人要活在真实中，戏剧也要活在真实中。但生活不要戏剧化。生活戏剧化会很恶心。生活戏剧化叫装酷，叫作秀。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演戏。”活在真实中，也可以看作是他后半生的追求。在剧作之外，他的《“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这一系列文章可以为证。
2004年1月我曾写过一篇小文《上海有个沙叶新》，其中有这样一番话：
上海有个沙叶新，是这座物质化城市的大幸。有人把他誉为‘上海的吴祖光’不是偶然的。年过花甲的沙叶新先生不仅为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挽回了一点面子，……正是他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上海久违的精神气骨。
大概他读到了此文，2005年6月15日，他来杭州，次日中午和华东师大的几个老同学有个聚会，电话约我参加。聚会的地方在吴山脚下惠民路上的和茶馆，因当天的合影中有时间，我查到了那两天的日记，上午他就到了茶馆，还来过电话催我，下午他赶两点四十四分的火车回沪。中饭后，他悄悄去结了账，理由为他是客人，理应由他埋单。一年后，我到上海，在他家附近一起吃饭，他又去结了账，理由反过来，他是主人，理应他来埋单。
第一次见面具体谈了些什么已然淡忘，只记得谈得很轻松，虽是初次见面，却一点也不生分，他身上没有那种大文人的自命清高。之后，他来杭州也曾约我见面，那次就我们俩，似乎是初秋天气，我们就在西湖水边席地而坐，随意闲聊。我第一次去过他家是2006年，他签名赠我的几本书上都写着日期：2006年10月25日，《尊严》《自由的笑声》和《耶稣·孔子·披头士》三本书此刻就在我的手头，另有一个没有在国内公开出版的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他没有复本了，交我带回，复印后还给他。
那天下午，在他的“善作剧楼”谈天，他是善言之人，常常妙语如珠，对于“异议”这个词，他能一口气说出这样一席话：
“有异议的人，往往有异禀；有异禀的人，才会有异议。异有何不好？异花奇卉，异宝奇珍，异彩纷呈，异趣盎然，异军突起，异想天开，这样的世界才能日新月异。”
他的《抽象发言》《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等随笔和他的剧本之所以大受欢迎，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精彩的语言。一个剧作家，语言当然是生命线，但仅有语言是不够的，还要有大胆的想象力，有对人情世态的洞察力，以及对时代的悲悯和承担，这一切在他的许多剧作中都可以看到。
他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崛起的一代剧作家，《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等剧作代表了他在那个时代的追问和寻找，1987年完成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让孔子、耶稣、伽利略、贝多芬、牛顿、宇航员、列侬和上帝同时出场，在荒诞中思考的却是人类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共同困境。
2007年冬天，我打算编一本《LZ之死》，纪念林昭殉难四十年，约他写一篇稿子，他答应了，但到2008年上半年，他在我们通话时表示抱歉，交不了稿了，他本来已构思好了，写个独幕剧，舞台在滴水洞，角色有L和M，她们的对话，结果他查出身体有病，要进医院动手术，并嘱我不要对他人说。
再次见到他，已经是2009年春天，我和胡杰兄去上海他家，当时正值“五四”九十周年前夕，主要是请他谈谈《幸遇先生蔡》，这个剧本是他在2001年完成的，本来是为北大百年写的，直到2008年才在《上海文学》公开发表，香港中英剧团公演时好评如潮，可惜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化疗之后虽然瘦骨嶙峋，却依然精神饱满，与我们谈了很多旧事新事，写蔡元培他是倾注了心力的，《幸遇先生蔡》可以说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高峰。
自称“天下第一大戏迷”的他生于1939年，比1936年出生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小了三岁，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时代。2008年4月6日，他在《网友们，再见了》一文中回答网友的提问时说：“不，我只是关心政治，永远不会参与政治和从事政治，那不是我的职业。我没这个野心，也没这个本事。如果我痴心妄想做中国的哈维尔，那我真的如一个网友告诫我的，‘那是做白日梦！’我同意他对我的告诫。” 早在1986年，他就公开发表文章称自己的思想有四个基本原则，即“离经”而不“叛道”、“崇洋”而不“媚外”、“犯上”而不“作乱”、“自由”而不“泛滥”。
他始终守护着剧作家这个角色，直到生命的最后十年，在病痛之中，他也在不断地构思新的剧本。在《幸遇先生蔡》之后，他还为中文世界奉献了《邓丽君》《自由女人》《良心胡耀邦》这些沉甸甸的剧本。面对重重困难（在内地出版、演出都不可能）和压力，他完成的不止是一个个纸上的剧本，而是对时代和历史的回应。我相信，这些剧本属于中国文学史，而不仅在舞台上演出。
大约二三年前，他打电话给我，说自己身体比较虚弱，但还是想写一个剧本，关于LZ的爱情故事，已经着手收集材料，他对1958年LZ与甘粹的这段感情经历很有感触，听说甘粹有一本回忆录，问我能否找到，我说我可以送他。随后我快递了一册甘粹的《北大魂》给他。
2015年9月，我收到他签名赠我的《良心胡耀邦——大型话剧（征求意见稿）》，上面的日期是9月1日。当时，他身体不大好，要我找一个朋友去他家取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最后的一部剧作，也不清楚关于LZ的剧本动笔了否。去年下半年得知他病重入院，我给他写过一封信通过微信传过去，没有回音，他没能再次离开医院。
作为一个剧作家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但在我心中，他更是一个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一个留下了作品和笑声的人。他一直笑对人生，即使在病痛之中，他留给家人的遗嘱是，不要追悼会，不要惊动任何朋友、读者，他只想静悄悄地、有尊严地离开。他曾说：“警惕台上的骗子，莫做台下的傻子。”他始终相信哈维尔所说的：“要活在真实中”，他做到了。
2018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