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4日下午，突然在“思之先生九秩华诞”群里出现一个哭泣的表情，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中一惊，难道思之先生走了。我赶紧跟孙国栋兄联系，他确认先生刚刚离世。这个群是先生九十岁时建的，历经数次封建，一直没有解散，但平时不大有消息。
此刻，我心中浮起来的总是萧红哭鲁迅先生的几句诗——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在北京的一个餐馆，我参与策划，谢泳、丁东等合编的《中学人文读本》刚刚问世，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的长者就有张思之、戴煌、邵燕祥、蓝英年、何家栋、梁从诫等先生，中饭时我们在一桌，思之先生当时75岁，身体很好，我们虽然只是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却呼吸到了他传递的美意，他说早已读过我的文章，我问起他那本在海峡另一边问世的《我的辩词与梦想》，他当时说，回头就给我找一本寄去。他那种待人接物的谦卑和周到，让我这个晚生了几乎四十年的晚辈都很不好意思。
我回到杭州不久，就收到了那本砖头般的大书，他谦逊地写着“资料一册”。那一个个矗立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案件，是他作为辩护律师亲手办的，也几乎无一例外以败诉告终。等我牢牢地记住了他这个名字，已经是1991年1月15日，那天是除夕，夜半时分，我独自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不久前辩护的那个要案，及当事人给他写的信。无论他做了多么出色的辩护，都影响不了判决的结果。我没有想到十一年后，能遇到他，更没想到还成为他的忘年交，有过无数次的长谈，通过多封信，他的信似乎总是用原子笔写的。他对我的帮助更是令我一生感念，那些事足以写一篇长文，先留待他日。
作为律师，他扮演的角色却又常常超越了律师，或者说他无意中做了比律师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历史的见证人，正义的守护者。他像守护眼珠子一样守护着他心中的人间正义，他用自己注定的失败见证着正义尚未降临的历史。他有沮丧，更有愤怒，他心中常常燃起正义的火焰，但他又总是表现得那样淡定、从容和平静，无论面对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案，面对山一样的压力。
他可以算是鼎革之后的第一代律师，但而立之年就落入了“阳谋”的网罗之中。等他从深渊中走出，大好年华已虚掷，他以知天命之年重返律师界，当他作为林、江两案的钦定辩护人出现在电视镜头中时，我还是雁荡山中懵懂无知的一个少年，对此一无所知。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大兴安岭大火案辩护，参与组建北京律师协会、创办《中国律师》杂志的事迹，我完全隔膜。直到那个除夕之夜，他的名字进入我的生命中，从此，他辩护的许多注定失败的案子也正是我密切关注的，甚至跟我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
他的作为，他那些自谦很不满意的辩词，注定是要屹立在中国文明史上的，而不仅在律师史、法律史的意义上，更不能以成败来论。论其为人，有绅士风度，谈吐优雅，风趣幽默，对人的好，让人几乎无法抗拒。论其专业，他从不大言、空饰，而是坚实地从法条、法理和人间正义出发，他的智慧不仅在看得见的辩词之间，更在看不见的辩词之外。即使对他大为不满的势力，也挑不出什么来。他站在那里，仿佛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这样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出现，不是法学院、律师资格证或所谓知名度就足以成就的，他毫无疑问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中走来，如今又回到历史中去了。
读他的辩词其实就是读历史，他的母语是民国教育陶铸出来的，经得起推敲，字斟句酌，追求优雅，却不浮华。他一辈子忘不了傅庚生先生，那是他高中的国文老师。2005年，我想编一册《过去的中学》，请他写一篇回忆文章，他很快就寄来了《绵绵师魂谁继？——追忆战时中学生活片断》，相隔六十二年，傅庚生先生的那堂国文课，关于李清照的名篇《声声慢》的赏析，令他一生难忘。他从此爱上了宋词元曲。
1943年，他16岁弃学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奔赴印缅战区时，这位少年随身带的三本书中就有《宋词选》（另两本是《鲁迅杂感选集》《英汉辞典》）。
记得也是那年暑假，我们全家去北京，他要请我们吃饭，在一家酒店大堂等我们，我见他随身带的就是一本《元曲选》，那时我儿子还是个小学生，在旁边画了一辆小汽车，撕下来送来张爷爷。他夹在了那本《元曲选》中。
《过去的中学》于2006年问世，我寄了一册样书给他，我相信他一定读过，两年后，我读到他获得德国伯尔基金会颁发的佩特拉·凯利奖，他在柏林的演说最后说，“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那正是《过去的中学》中一篇回忆文章中的故事，重庆南开中学国文老师陶光在一位同学作文的开头加了一个逗号，被叫做“一点师”，那个句子本来是：“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
2011年8月，我和思之先生在北京见面，带给他复印好的一大包书稿，因次年是中国引入律师制度一百周年，我编了一册《追寻律师的传统》，请他写一篇序，他没有推辞，当年11月，他就完成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序言中的这句话而今读来依然掷地作金石声——
时至今日，作为律师，必须坚持一个光照百代的传统观点：人的自由权利、生命尊严是我们应予维护的至高利益。
他在朝阳法学院念书时，正是政权交替的前夜，他也曾是左翼理想的信奉者，如果不是苦难、浩劫给他结结实实的教训，他未必能回到文明的正轨，成为尊重文明、守护正义的一代律师。只有在文明史的尺度之下，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出现。他来自律师这个职业阶层，却超越了职业给他的束缚。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他不像个律师，而是说他身上没有那种律师气，与百余年来中国律师史上的那些大律师，无论是阮性存、刘崇佑、吴凯声还是施洋、张耀曾、章士钊都不一样，他身上的书卷气反而更浓些，这种书卷气又不是学究气，虽然他当过中学语文老师，甚至那段经历对他有深刻影响。他也没有那么天真烂漫，特别是没有那种革命者似的浪漫想象，他是脚踏实地的，对于现实的残酷向来有清醒的认识。他接许多案子，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他在法庭内外一站，就是一个文明的身影，上接民国尚存的正气，下开还未到来的时代。有时候面对他，我觉得，如果他是神话中的角色，那也是属于夸父、精卫这个序列的。他一生最光荣的逐日或填海事业，是从六十岁以后才真正开始的。直到晚年，他的脚步都没有停下，他为许多被迫害和被侮辱的人出头，没有考虑任何个人得失。年轻的律师同行对他怀抱敬意的大有人在，对他不以为然的恐也不乏其人。他对此很清醒，他从不以律师界的泰斗自居，更不想被尊为偶像。八十岁生日之后，他以“八零后”自许，从没有想过退休，直到病魔击倒他，他仍挺过来了。
在他最后的岁月，在北京崇文门并不宽大的公寓里，他常常在老虎图前的那张躺椅上静静地坐着。每次去北京看他，他总是要送到电梯口，那时他已腿脚不大方便。最后一次见他，是和国栋兄约好了一起去的。疫情以来，几年都没有进京，也不想北上，只是在心中念着他，有时候将他的书拿出来翻翻，也是当作历史书看的，虽然时间并不那么久远。
死亡从来就不是结束，尤其对于他这样的人而言。思之先生熟读文天祥的《正气歌》，许多诗句都能脱口而出，他也是从那个古老的根脉上来的。但他已生活在20世纪到21世纪朝向现代文明的轨道上，他的努力也已成就了一种新的根脉。我为自己曾近距离亲炙过先生这样的人而无比欣慰。文明是怎样演进的，胡适先生很喜欢这句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他也做到了。从今天起，他的肉身虽然脱离了这个世界，但只要文明史还能继续，他就不会消失，他的道义力量必会在未来的世代激起回响。
2022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