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年前，也就是1874年，教育家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迎接元旦，写了一篇《明治七年元旦献词》。他说：“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
那一年，正值庆应义塾六年。
蓦然回首，国语书塾也已六年了。
不过，庆应义塾的前身“兰学塾”（或名“福泽屋”）早在1858年就出现了，1863年改名为“英学塾”，等到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时，已有十年的历史，那是明治元年，载入世界历史的明治维新第一年。更何况，庆应义塾是个全日制学校，国语书塾只是我个人读书著书之余和孩子们一起与世界对话的“想象的共同体”，不是学校，也不是机构，一句话，不是一个实体。我们只是在时间的缝隙里偷一点闲、读一点经典，走一走自然和人文的现场，更多的时间要靠孩子们平时在家自觉地努力，在路上，在车上，在茶余饭后，晨昏朝夕，日复一日，与古今中外的作者对话，与日月星辰、风云雨雾、花鸟虫鱼对话，我所做的就是将他们带到母语的浩瀚大海面前，让他们各自取一瓢饮。
但有一点与福泽谕吉是相通的，我最看重的也是一个孩子“独立精神”的养成。一个生命个体如何养成独立精神，在面对世界时，始终如一地保持独立判断、独立思考，在天地之间、时间的洪荒中拥有独立精神，这才是教育要寻求的目标，也是人之为人的基石。比人民更重要的是一个一个的个人，这一点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早就说清楚了，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想得很明白，国家起源于个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一语中的。教育正是从个人出发的，也以每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为目的。好的教育也许有各自不同的好法，但千好万好都离不开确立人的价值这一条。离开了这个目的，我们无法想象教育将变成什么。
回望六年前的今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八，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江潮年年此日挟风雷之势而来，我选择这一天和孩子们一起与这一大自然不可复制的奇观对话。当时来的孩子以小学五年级为主，多数还在读高二（个别已升入大学）。时间像水一样从我的身体里流过。我从五十之年动念课童，如今五十六岁矣。令我欣慰的是，从那时起，先后出现在我面前的孩子们绽放的生命，大大超乎我的想象，他们正在长成一棵树的样子，每棵树又各有各的姿态。
六年来，最初来到国语书塾的孩子已从小学生变成了高中生或大学生，之后来的孩子也正在精神成长的过程中。国语书塾并不教人现成的知识，而希望启发孩子们去探寻未知的知识。想象力、审美力、思想力是我反复强调的，没有这一切，创造性就无从说起。我的朋友唐小兵教授不久前去探望八十四岁仍笔耕不辍的北大教授钱理群，钱先生认为：“想象力、好奇心和创造力是人之为人最本真的属性，愿我们都能悬之为鹄的”
这些说法如此简明，如此朴素，却是颠扑不破、放在任何世代都不会过时的常识。教育作为以人与人相遇为主要表征的人类实践也没有那么高深莫测。我曾说过如果要写两本书说说我对教育的理解，第一本是《教育相遇论》，第二本是《教育对话论》。教育说到底就是人与人的相遇，人与书的相遇，人与自然的相遇，人与自我的相遇……我想起许多美好的不可替代的相遇——
琦君与她的老师“一代词宗”夏承焘的相遇，从童年到青年；叶嘉莹与她的老师顾随在辅仁大学的相遇；汪曾祺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相遇；钱穆与吕思勉在常州府中学堂的相遇，余英时与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相遇；马星野与朱自清在温州中学的相遇；丰子恺与李叔同在浙江一师的相遇；许良英与物理学家王淦昌在浙大的相遇……这是学生与老师的相遇，还有学生与学生的相遇，叶圣陶、王伯祥、顾颉刚这几个作家、学者都是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翻译家许渊冲与物理学家杨振宁、诗人穆旦和作家汪曾祺、翻译家巫宁坤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他们在文林街、翠湖的茶馆泡出了各自的未来……
一本书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重构你的人生，人与书的相遇是神奇的。
四十年前，我在故乡雁荡山偶然接触到的那些读物，如今仍活我的生命中。因为书的存在，空间的阻隔被打破了，时间也并非不可逾越。我在故乡的星空和月光之下，摇晃的烛光下读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万籁俱寂中我真切地听到他们穿越时空的呼吸。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与那些书相遇，这一生将会怎样度过。
六年来，国语书塾的核心课程就是“与世界对话”。2021年，《童课：与世界对话》第一辑三册（与墙、门、窗对话）问世，八十多岁的语文教育家王尚文教授费心写下了美好的前言。2022年，第二辑四册（与橘、枣、苹果、叫卖声对话）。不久，第三辑五册（与风、云、雾、雨、雷电对话）即将出版。第四辑四册（与猫、狗、牛、马对话）也已初步编定。这些都是从“与世界对话”一百课中选出来的，一课一本书，一课一世界。这些课旨在启发孩子们的思路，编制一张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表达世界的蜘蛛网，从点到线，从线到网，思维方式的现成从形象到抽象，从具体到一般，如果离开了童年、少年时代的陶冶，很难想象一个人的未来。我相信未来不是从未来开始。
“三百千万”是我对国语书塾教育实践的概括，也就是“三年百课千人万里”，一个孩子在三年的课余时间，通过一百堂课认识一千个古今中外的作者，通过行万里路，奠定一生的人文根基，从童年、少年时代开始，建造起足够滋养一个人一生、安顿一个人一世的精神家园。
自2020年2月27日，因武汉起疫，我们被迫取消前往西班牙、葡萄牙的行程，一转眼，国语书塾的少年世界行已停摆了近四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于2024年2月重启少年世界行，这一次是“寻找笔尖上的日本”，那是东山魁夷、川端康成他们的京都，永井荷风的东京，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太宰治、德富芦花、小泉八云他们的富士山……最近这段时间我在东京，已差不多编定十几万字的游学手册。“三百千万”当然少不了“行万里路”的“万”。
福泽谕吉的元旦献词中说：“如果没有非常的勇气毅力，便会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往往有失足的危险。原来人的勇气不能仅凭读书而得，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作事的方法，若不经常接触实际熟悉事务，决不会产生勇气。”“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作事的方法”，诚哉斯言，这些话我也时常对国语书塾的孩子们说。教育要启人心思，而不仅仅是记忆、重复和练习，不是寻找已有的现成答案，更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教育就是要通过生命与生命的直接相遇（读书是间接的与作者相遇），通过与世界的对话，激活每个孩子的灵性，让他们真实地理解眼前的一切，找到自己，找到真实的心灵，不断地扩展自己生命的空框，以容得下宇宙的心去面对自己。
1990年春夏之交，我在塞北大同，偶然在报摊上买到一份文摘报，其中摘录了一个十三岁法国女孩的小诗，我当时就抄在了日记本上：
假如地球是方形
孩子们就有角落藏身
但地球却是圆形
我们不得不面对世界
直面这个世界，在时间的不断流逝中与世界对话，因为地球是圆的，我们的思维也应该是圆的。在国语书塾六周年之际，我回望来路，想到来日茫茫，但心中有了确定不变的价值，就无须惊慌，也不必着急。因为教育始终是慢的艺术，也是慢的哲学。可以坐下来慢慢地读一本书，也可以慢慢地想一个问题，甚至什么都不做，就像一棵树那样在时空中荡漾摇曳。我喜欢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话：
“你开始把你的情感欲望和哀愁一齐假借给树，它的荡漾摇曳也就变成你的荡漾摇曳，你自己也就变成一棵树。”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是一棵树，如散文家王鼎钧先生所言：“树为什么好看？树有一种努力向上生长的样子。”而我更看重的却是向下扎根。这是树的法则，也是人的法则、教育的法则。
2023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