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黛玉“聚散”的悖论

（兼解杜牧的七绝《遣怀》）

曹雪芹是中国顶级小说大师，他在红楼梦里不时的有些“半论说式叙述”。文本第31回有一段对宝玉和黛玉相关“聚”与“散”的悖反认识的小议论，颇具探研价值。

——原文这样写到：

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她）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说，“人有聚就有散，

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

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喜之时，他反

以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

谢了没趣；只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

按说，曹氏这种借某事所发的“论说性叙述”，在红楼中也常有。小说虽靠形象（情节人物）传递意念，然其“嵌入叙事”（所谓“人物界入”）中若有微妙的哲思哲理浸透，使叙述文字张力扩大，更显沉实，又不显理性说教，那便是更妙的小说叙述语言。

上面一段文字即如此。

况且这段议论一举三得：既是一种人生感觉描述，又是对事物的多元认识，同时也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比较。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二玉”这断然相背的感觉认识呐？

说起来，这红楼“男一号”和“女一号”之所以有超越生命的挚爱乃至终成人生大悲剧，其中性格特点之一，就是他们的生命里都有一种与油滑的世俗世界冲突的、“通灵”（宝玉自带“通灵宝玉”；黛玉前世系“灵”河畔一株草）的、纯真性格。这是“二玉”形象的基调，也是曹大师和红楼小说能傲然于世的主因之一。其中，这“二玉的‘聚’‘散’的认识之差”看似相悖，实出一辙，是典型的知与行的现实性“悖论”。此外，女性的思维特点是“以自我定位世界”一一这是女性的生命心理特征之一。于是，黛玉的“喜散不喜聚”是一种与“她”性格、身世十分吻合的“孤标傲世”的消极态度。因为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尽管在姥姥家也须谨慎言行——所谓“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第3回）。可林黛玉是位恃才傲物的“通灵”姐，性情较张扬，目无下尘，时有出语刻薄之状。这就形成她与环境的矛盾。所以，她平素既要紧守自己内心的那一份不受外界侵扰的独立性，又有一种逃避或说惧怕与世俗融合的“隐士般”防范心理。

当然，这也是林黛玉作为中国的女性智者的一种生存必然。

——我为什么强调“中国的”？

——因为这要跟西方智识女性作文化生态环境的比较。

当时中国，本来没有女性出头机会。如果像王熙凤那样“老娘有才能，就要强出头”的逻辑，最终也只能落个“眼前无路想回头”。可在西方，像乔治·桑啦、邓肯啦，这样的女文学艺术家则不同；她们绝对不须要什么隐忍，她们足以同男性一样到社会上拼一拼、搏一搏。我总能记起乔治·桑对那些说她不守女人清规者的反驳。她说“婚姻迟早会被废除。一种更人道的关系将代替婚姻关系来繁衍后代”。我不想讨论乔治·桑这种超前预想，就她这种有才能女性的张狂言态，黛玉小姐断不敢有，也不可能有。因而，回避“聚”的热闹、预感悲悯生命之苦是她这位通灵少女之必然。

再说说宝玉的“喜聚不喜散”。

贾宝玉是个男孩儿。从男性心理性格讲，他是“以世界定位自己”的。于是，他的“通灵”叛逆性格恰恰决定了，他要到世俗的平庸中“逃避”一些非世俗的、来源于正统的、冠冕堂皇的“思想劫掠”。譬如，父亲的训斥啦，宝钗、袭人、湘云这“卫道少女三人帮”的那些貌似有理的规劝啦，等等。这也反映出贾宝玉这一曹氏塑造的以“情种人生”作为“补天”形象的小说主人公，不可能像“狼奶学派”和“文革学派”企盼的那样——成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革命领袖”；他只能到世俗中“厮混”，贪恋与姐妹一处时的温馨，借以保持相对的思想独立与清醒，以求得一份不畏人言的精神上的自我与自由。也就是说，他是有意无意地让自己堕入世俗，赖于哪怕是短暂的“审美人生”（“大观园”里的生活），甚至不惜做成一种行为“假像”来麻痹别人慰藉自己。

当然，这位“通灵”公子的一些言行大多是受其潜质驱使，未必是清醒有意的。

还记得杜牧有一首写自己真性情的五言绝句《遣怀》吧。

落魄江湖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倖名

一一细品此诗，真真道出“宝玉”那类乎杜牧先生的心志。

即便是“十年”的一个荒唐的人生之梦，也没有使一个真正的大智慧的文化人，良知泯灭；“赢得青楼薄倖名”说明，作者对放在“掌中”都嫌“轻”的“纤细”“楚腰”，不是玩弄，而是一种人世之“美”的赏慰；而这种赏慰又是“落魄”后“载酒”“江湖”才能获得的；于是，作者把“薄倖名”看成是“赢得”的，即自觉为之的。而这种“赢得”又说明“落魄”只是形式而已，既有“被迫”性又有“自乐”的一面。

这样看，宝玉“喜聚不喜散”、看似“图热闹”的人生况味，岂不是“赢得”的。

总之，无论黛玉的“喜散不喜聚”，还是宝玉的“喜聚不喜散”都属于真正有思想的文化人，在污浊世俗里、在自身无法突破的生存环境中的一种无奈的“逃避”，是试图保持自我、不被同化异化的一种自我防范，一种深心的无奈，一种人生的悲哀。

而这样的“无奈与悲哀”，千古至今，中国真正的文化人一直都在默默承受着。

一首被误解的好词

两个冤家/

都难丢下/

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

两个人形容俊俏/

都难描画/

想昨宵/

幽期私订在荼蘼架/

一个偷情/

一个寻拿/

拿住了三曹对案/

我也无回话

这是《红楼梦》第28回妓女“云儿”唱的“小曲”。

——贴近说，这算是当时的“通俗歌曲”。

这首曲词看似格调不高，但描述的“故事”蛮有趣味：

歌中讲的是一个放浪的、胆大的女孩儿，同时爱上两个“形容俊俏”的男生；有一晚上，她跟其一“偷情”时，被另一个“拿住”——结果，“三曹对案/我也无回话”。

应该说，这首歌在红楼中虽与“宝黛钗湘”作的那些诗文有雅与俗格调上的霄壤之别。但在“俗文化”范畴里，在描述的完整性与形象性上，是可圈可点的。这里既有情节过程的交待，又不乏人物心态描摩，有故事有人物——且其中凸显一个“市井女孩”，对非传统爱情的大胆尝试，以及她那种“可叹可怜可气”的乖乖无奈相。

这里还须说明两点：

1-这“荼蘼架”下的“幽期私订”不等于搞淫乱；这“偷情”只能解释成“无奈的约会”。2-这形骸放浪的市井女孩儿，不但能大胆突破传统爱情模式，且具一定的审美眼光。

她是因“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才“难丢下”的，而不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利益利害——这就显出一种审美追求和心底纯洁性来。这比那些“拜物拜金拜权势拜虚荣”的爱情追求，强多了。准确说，这“女孩儿”的爱情追求比慕权贵图荣华的“薛宝钗”的爱婚姻观强不知多少倍。同时，不管她做的是对是错，她不耍赖、不为自己辨解，这就更体现出一种有独立做人原则的意识。此外，同时爱上两个异性“都难丢下”，也属人之常情，不是什么罪不可恕的。流传于上世纪50年代乃至今天，中国人还在传唱的前苏联歌曲《山楂树》，那就是一个女孩儿同时爱上了“镟工”和“铁匠”嘛。

怕是只有那些具顽固的男权意识的人，才总觉女人是不能同时爱上两个男人。

——准确地说，这首曲词中有一股十分新鲜的生活气息，即当时已具规模的城市市民生活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应该说在整部“红楼梦”中也是难能可贵的“另类清爽”。

可惜，我们所有“红楼诗词解读”本里，都把这首曲词当成低俗乃至淫秽之作。

蔡义江先生干脆说这是“写宝玉‘富贵闲人’放荡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作者“对此类淫腔滥调时挟嘲弄”※。关于蔡先生的满嘴腐气，我在一些文章里批评过，不想多费笔墨。仅“富贵闲人”一语引用在这里，就足见蔡先生根本没读懂“红楼梦”。因为，贾宝玉的这个绰号本身就是薛宝钗不理解贾宝玉的“情种人生”的世俗之见，是曹氏的反讽语。可蔡先生不明白这一点，居然也拿起这个“武器”攻击“贾宝玉”，岂不大谬！必须承认，贾宝玉的很多新思想就是从贾府之外得来的，读《西厢记》《牡丹亭》就是明证。什么叫“放荡生活”？跟朋友喝喝酒、听听通俗歌曲就“放荡”了吗？

这样说，蔡仪江先生岂不比贾政还要“假正经”“假政委”了吗？

——这说明什么？

——这只能说明蔡先生精神意识还浸滞在一、二百年前皇道统的思维框架里，他以此思维来评《红楼梦》评“红楼诗”，岂能不时时处处与“通灵”的、反皇道统的“宝玉黛玉”相抵牾嘛。而如是说，蔡先生的评红文章，我们倒要反过来阅读与理解喽。

此外，“脂评”称“此唱一曲，为直剌宝玉”，我认为这属不伦不类之语，且浅显。

※    见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第175页

    （此两则“小议”选自《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