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美吟〉这组诗标显出红楼女诗人林黛玉的思想境界的拓展与腾飞——她已经从感悲个人命运遭际转而对整个华族女性命运的关注、悲悯、思索，并透视出灾难的症结——矛头直指皇道统社会——这在智识女性黛玉小姐的短暂生命中，是难能可贵的思想视阈的擢升。当然，这也是当时士人“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济天下”的儒家意识。

虽说，黛玉小姐只是位闺中少女。

而对红楼女一号这一思想掘发的忽略，是以往研红的重大歉缺。

（1）

    中华古诗文从《诗经》年月到明清时代，浩如烟海；可即使古文功夫甚深的学究又能诵读过多少？至于能拔擢出些让人记住乃至入心理解的，又有多少？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诔数量之多质量之优，称小说之最，算下来也仅200余首（篇），读众能真正理解的好诗文乃至评红家笔墨能阐释到位的，又有多少？

——为此，立志想评好红楼诗的我，常感困惑莫名。

   今天，我们来赏评的这首红楼诗，就是一首几乎置根于我心中、一直让我有一种沉怀难去之感的诗。而这首诗又是我在孩童时代，随母亲诵读而深留心底的。

是的，这是一首悲壮的、具史诗意味的短诗，仅四句28字；“她”描画之刻骨、注情之浓烈、聚焦之凝重、练字之精准、留韵之沉心，都难得突出绝妙。

请看：    

肠断乌啼夜啸风

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饮剑何如楚帐中

大家都知道，这是红楼首席诗人林黛玉〈五美吟〉中的第二首诗——〈虞姬〉。

这〈五美吟〉是一篇红楼不可多得的大文章（组诗）之一。

这篇（组）诗文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红楼情节发展到第64回，作者从全书悲剧大局把握，该有〈五美吟〉这样的、有历史透视意义的、并能帮助读众掘发小说更深沉艺术层面的诗文出现了。具体说，这既有情节的前因后果，也有人物性情（黛玉形象）的脉胳承接；黛玉〈五美吟〉是写在薛宝琴〈十首灯谜怀古诗〉之后的。更重要的是，这组诗标显出红楼女诗人林黛玉的思想境界的拓展与腾飞——她已经从感悲个人命运遭际转而对整个华族女性命运的关注、悲悯与思索——这在智识女性黛玉小姐的短暂生命中，是难能可贵的思想视阈的擢升。当然，这也是当时士人“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及天下”的儒家意识色彩。虽说，林黛玉只是闺中少女。

——而对红楼女一号这一思想掘发的忽略，是以往研红的重大歉缺。

这组诗，也具小说情节的必然特色，其中有四点可归纳：

1-在薛宝琴写〈十首灯谜怀古诗〉之前的红楼诗里基本无“写史”“写政”之笔墨痕迹。这须读众注意到。这与曹氏红楼“整体曲笔意向”相关——就是说，曹氏红楼里绝对规避谈“政事”（时政或史政），诗中亦如此。个中缘由，自然是那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淫威[1]。2-薛宝琴的怀古诗稍稍掀动了这片严遮着的门帘；就是说“她”这位外来的（相对贾府）、在红楼里具理想意义的（相比红楼中其他女孩儿的人生命运似有一种完美完善之感）小女子是“借怀古加灯谜”这团障眼之雾，开始在红楼诗中搞出些“政论”“史论”响动（潜藏在诗意中）的；虽说并不十分明显，但毕竟有这样的味道了。3-黛玉眼下借写七绝诗（请注意，林黛玉此前还没尽展过写七言绝句的才华），也开始“怀古”了——这“五美”即古代五位美女——这在情节上带点顺理成章；4-这五首诗虽说是写人物，然而也能从中隐约反映出某些相关的“政史”事件。

——我以为这便是此〈五美吟〉在小说情节上的“前因后果”。

当然，还须提醒读众：这里无论“薛宝琴”的诗意还是“林黛玉”的诗情，都是红楼作者曹大师的艺术意向与心底良知，是他给小说人物注入的意识知觉。这虽属常识，但也须叮嘱朋友们，不要“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误’识庐山真面目”。

再看人物性情的依据。

这人物自然是指“仙姝”林黛玉：1-黛玉的“咏絮才”是红楼作者著意张扬的；前面第51回薛宝琴一次写了十首怀古七绝，且诗维视阈十分开阔，大有纵横古今的味道，这对于把诗当成生命一部分的黛玉小姐，不能说没有心灵激发，诗怀触动。2-那次，她仅同“钗宝”一道只写了一首七绝，且还不是怀古代人物的。这样看，黛玉小姐自然会产生两种潜遗憾：一是诗才没得尽展；二是诗围（维）视阈没能突破。

这，自然就造成了骨子里好强的林黛玉再挥笔墨——在“七绝”上作大文章。于是，在有了这两种“红楼前提”下，我们来解读〈五美吟〉是更有味道的。

（2）

然而不急，欣赏〈虞姬〉诗还不能独论孤议；须从这组诗的第一首〈西施〉谈起。

“一代倾城遂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白头溪边尚浣沙”——此诗既是〈五美吟〉的开篇，又是〈虞姬〉诗的前一首诗，其中必有关联。尤其在用情缓急上、切入选点上、引思绾联上，都会有起伏与承接的艺术匹配的必然。

这有点像古典交响曲，一至四乐章各具不同格调。只是音乐靠激发,诗文讲品咂；交响曲第一章是“快板，鸣奏曲”，第二章是“慢板，变奏曲”；而〈五美吟〉组诗恰恰相反，第一首〈西施〉是缓徐递进，第二首〈虞姬〉却陡然凶险起来。

具体说：

〈西施〉是这整组诗的开篇，诗情宜缓，在为后续做铺垫；同时在意味上亦该绵长含蓄，不宜动决绝笔墨、不可太戏剧化。这属“启篇”的常规。

为了不喧宾夺主，我只能为〈西〉诗〈虞〉诗做概括比较：

如果说〈西〉诗的情境，仿佛一位灵秀女孩儿在历史的浩渺长河里款行信步，循着一个响亮名字找到了一位叫“西施”的美女，见她正在一座豪华宫殿里独自愁索——原来那西施正回忆久别的、怕是永远无法再归去的家乡……于是，这灵秀女孩儿就联想到西施和东施相关“家乡”的不同人生命运，并做了观照思考……那么，〈虞〉诗就不同了，〈虞〉诗直捷写到垓下之战最后一夜，笔者如上帝样的，神不知鬼不觉地降临在四面楚歌、乌啼夜风的楚军大帐，望着回天乏术的项羽将军的英雄凝眸和他美貌情人的肃杀的面容；聆听他们对歌，并看着那纤纤白手紧握滴血利剑的烈女，缓缓颓然于地……至于对“黥彭”之“醢”的遥想，自然也是那上帝笔者早知道的。

——这该就是此二诗不同的写作角度与笔者在其间的不同职分吧。

——这当然也是“舒缓追弔”与“亲临恸悲”两种诗围（思维）。

（3）

其实，要解此诗，自然该把“虞姬”与“西施”的生存状态先做比较。

从历史记载，我们大致知道——西施是作为阴谋政治一剂“慢性毒药”出现在历史中的。她属于“命运完全不能自控者”——人生无选择性。于是笔者对其的情感世界无法做更细微的体恤关怀，只能以“空自忆儿家”来作已呈结果的探索加惋惜的交待，使追思意味绵长，让后辈读众长存心隅感念之。虞姬则不然，她属“以情为重的女人”，是被裹挟到战争悲剧里来的，她最后的决绝行为已表现出她所有的操守、情致、果决、无奈，以及对情人的忠贞；笔者是从对其敬重而感佩起笔；这是此诗峻拔的前提。于是，作者聚焦了场景，凝缩于“楚帐”；让人情势态骤然“窘促”。

至于“转合”二句的联想深涉也必然带肃杀之气的。

起句“肠断”情之切一步到位；而后才写“乌啼夜啸风”的环境——这是黛玉写诗直奔要冲（斩首行动）的一贯风格。这里先写“肠断”后写“乌啼”“夜风”，看似简单的字词调配，无奇趣。其实作者在创作时，是“费些神思”才展呈出来的——这一点无“磨笔尖经验”是体会不出的。试想，用“乌啼肠断夜啸风”不蛮可以吗？不是更显自然通顺吗？可那一是平仄上有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诗句的震撼度上远不及让“肠断”凸显于前，更能肃杀读众肃心魂。当然，汉诗作“平仄”的斟酌，也常迫使笔者不得不颠倒辞语位置。但起句能把“肠断”的主情绪如此提前掷出，而后再配以“乌啼夜啸风”的外环境描摹，这无疑是笔者的巧思与诗律学的妙曼之合。

对诗理解一向很差的蔡义江先生，标新立异（可能）地搞了个“肠断乌骓夜啸风”[2]——他自以为这样既附会了“项羽骑乌骓”的史实又顺应了“马嘶马鸣”的自然状，甚是得意，图藉此添充一下自己评红楼诗的无趣味，实乃画虎反类犬，倒成了“效颦该笑蔡义江”了。诚然，这里可能有真伪难辨的版本之误，但认诗确度要凭诗质为依循——“乌啼夜啸风”自然而生动，有接受美学的普遍意义，是一幅极具实感的、让人有亲临的恐惧之夜之感，而“乌骓夜啸风”不是不可用，但较之“乌啼夜啸风”失之于雕琢与偶然性；这对诗来说，是败笔。黛玉是通灵的“咏絮才”，能如此愚笨落墨？由此可见，蔡先生不懂得诗虽然有“推敲性”但更须有“顺势自然性”。

   ——而搞这种“故弄蹩脚”之为，蔡先生在其著述中常干。倒胃口。

接下的承句，无疑是要近写、实写、写惨重之情的。

于是，下面出现“虞兮幽恨对重瞳”这样的情浓、势浓、意浓，字字沉重的诗句。然而，作者可不是仅用这七字来“说实事”。“虞兮”此是“双关语”——既在诗中点明“虞姬”这人物，又是当时项羽将军对她唱的诀别歌的原词[3]；此外，这“虞兮”二字在“用字贵响”（严羽语）上，体现出深浓的叹息。“幽恨”让人联想多多，“恨”已把这种生离死别表达尽，但恨谁呢？其实无目标。说恨敌；那太浅显。于是只能加“幽”字，这既是“恨”本身的深邃繁复九曲回肠，又是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可言之哀状。“对”字似乎很平淡，其实分量却极重，这里融入一个女人面“对”爱人所有的死别离恨，也有一个男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女人无法挽回的厄运之愧赧，尤其对于项羽这样的大英雄——这能让人联想到他在第二天的“乌江自刎”。“重瞳”二字于此处绝不单指项羽其人；另外还有两种指向：1-是指虞姬与项羽到了最后要自刎时刻的相对无言——只能相互眼对眼凝视。2-是指虞姬自刎的刹那间目光的“凝聚”。

——因此，这一句的诗分量与“练字工”在整首诗中是极重要的。

下面的转合两句，属议论——自然是整首诗（整个事件）的“引深拔高”。

说这转句“黥彭甘受他年醢”，原是说了一件（实两件）别人的事，跟前首诗转句说“东村女”一样，但“黥彭”之死跟东施效颦怎能同日而语？其分量之重是骇人听闻的。然而，“黥彭”两个人后来被刘邦剁成肉酱一事的分量之重反倒在这里显轻了，不生硬了，就是因为前面承句（即虞姬饮剑）的描述已经在读众心理十分凛冽。“黥彭”是与“项虞”同时代的名将，之所以被无赖皇帝刘邦惨杀无疑有自身原因。这“甘受”是十分可嚼味的——可见作者在此是留有很大有让人思考辩析余地的——就是说，笔者不想在“英布彭越”的功过是非上说三道四，只提“（他年）醢”这一结果。1-此事复杂不易说清；2-不愿分散诗的主氛围。可这两位风云一时的豪杰的结局，必须端出来与“饮剑楚帐”来作观照。于是，这“甘受”既是他们应该“受”的也是他们必然“受”的。而“饮剑何如楚帐中”也自然形成一种生命对比，及壮悲之结果。是的，这让人想到了什么？谨死法的不同吗？“黥彭”在政治和军事的（其实也是人生的）漩涡中翻云覆雨的下场，岂能比得上一弱女子“饮剑”之壮举？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当然也不只是“何如”这一问，而是高傲的认定。“何如”一问，只是诗的一种“软着陆”——更好的引人联想。这种对一位弱女子“饮剑”的肯定，最后形成此诗最亮点。“饮剑”一辞足见汉语言之妙，明明血淋淋的自杀，却用一“饮”字抚平血腥，美化绝死，妙极。

——这让我们再次感叹华族文学语言的丰富多彩。

由是，当我们真正解读完此诗，心就不可能再平静了。那楚帐的恐怖、夜之景深的描述；那英雄与情人无奈的命运悲剧；那战乱中女性的颠沛与最后的惨局；那貌美而贤良让项羽挚爱终生的虞姬，以一个女人的柔弱而把手中剑横向纤颈；那血，那美眸的失神，那滴血之剑跌落于地的锵铿之声……都会永远沉留在读众心隅中的。

——这就是红楼诗中〈虞姬〉的突出魅力和〈五美吟〉的魅力。

（4）

那么，或许有读者会进一步探求，作者（曹氏或“林黛玉”）下这么大功夫写这首诗或这组诗，其艺术意向是什么呢？其实，这组诗的篇题“五美吟”三字已见端倪——这“美”是双关语，既指历史上的美女又指本诗文对“她们”的赞美。

而这“赞美”，自然要做阐释——黛玉小姐以往的诗文都是抒发个人情怀、感伤自我命运、追索自己灵魂的；而现在由自身而感悲起历史上著名女性的命运遭际。这虽说与前番薛宝琴写了十首怀古七绝相关，但也是黛玉小姐自我文思诗域的拓展精神境界的飞升。就红楼作者曹雪芹来说，正是驾驭或说借助自己作品中人物的诗才，搞更进一步的小说拓展和文学发挥——把前头借宝琴之“笔墨”没能尽述的自己“历史观”一部分补述出来——以完成他既定的“对中华女性命运的悲悯”。

——此正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宴）同怀（悲）”嘛。

这〈虞〉诗虽是〈五美吟〉中一首，但这无疑也是一首史诗，一首悲壮的史诗，一首感人的爱情史诗；是这组诗中的最显凸出、分量最重的一首诗。

总论〈五美吟〉这组诗，其文字背后之意隐蔽较深——其旨在曹氏历史观的发挥；而整组诗的布局又显得十分独特——逞“四反一正”式。所谓“四反一正”即是把前四首诗搞成朝一个“让人感悲无穷”的方向写，突然第五首陡转昂扬以“示新途”。其实，这历来是曹大师诡谲艺术之一，譬如，他在薛宝琴的〈十首灯谜怀古诗〉里就搞过“八史二佚”的构局；此次意有改换。只是以往我们的红学老爷们从不朝这方面下功夫而已。就〈五美吟〉这组诗总的思想精神及每首诗的意向是——作者从五种不同角度表达“华族女性”在历史上扮演的“社会牺牲品”角色。其第一首〈西施〉是说“华族女性常常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第二首〈虞姬〉是说“华族女性常常是‘战争动乱’的牺牲品”；第三首〈明妃〉是说“华族女性常常是‘皇室谋略’的牺牲品”；第四首〈绿珠〉是说“华族女性常常是‘富豪兴衰’的牺牲品”；而唯有第五首〈红拂〉立意在看似无意却独特图新——诗意陡转，说“女性的人生意义在于及时追随自己心上人，同‘他’一起去做该投入的事业”——这样就形成了作者有意“点明”前四首“华族女性的历史悲剧”性之后，而指出未来女性的出路”——这样一种全组诗的布局。

归纳起来：既层次分明又阐释深刻；具像具体，分之成章聚之显理；结幕尚有“翘尾”之势。实不愧诗组合的千古佳作——

望研红朋友关注这绝世〈五美吟〉。

由此，曹氏满含悲情人性人文的“历史观”再次呈现。而本文全息审析的该组第二首〈虞姬〉是这五首诗中最感人的，因为“她”聚焦于生离死别之间。

评论或解读一首诗，一般说该是“美”的，可华族人由于长期生活在“意图伦理”的理想化中，大多把“美”只误识为和煦春风、春江花月，或是欲求之便当；不知悲剧之悲壮之美才是最有益人的心灵的。亚理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是“激起怜悯和恐惧，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4]。朱光潜先生又说“亚理士多德的净化说与弗洛伊德心理学联系起来是不无道理的……他们承认净化是‘对灵魂起治疗作用，就像药物对肉体起作用一样’”[5]。但愿先哲们的这两段话，能对我们理解悲剧意义，有裨益。

其实，阅读〈虞姬〉诗后，就该有使灵魂净化的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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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清朝“康雍乾”时代的“文字狱”。

[2]  见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1979-10第1版）第186页[注释]第2条。

[3]    “力拔出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歌）见《史记》〈项羽本纪〉。

[4]  亚理士多德《诗学》第六章。

[5]  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北京第一版）第10章〈净化与情绪的缓和〉第185页

[此文编入“羽之野红学评论集”《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