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等四人辞去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在这次会上，关于纪登奎等人的辞职，陈云专门讲了话：“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这种检讨没完没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的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李艳、熊志勇，《再生中国》下册，第559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1980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副总理职务，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副总理。由此，纪登奎正式退出政坛。
（一）
1983年元旦前两天，即1982年12月28日，九号院召开全体会议，纪登奎正式出现在这次会上。这是纪登奎第一次在九号院公开露面。此前我们内部已经听说，纪登奎将来九号院做“研究员”。这天的会议是在九号院里的二号院会议室召开，主要内容是讲岁末年初的工作。会议开始，杜润生主任向大家简单介绍了纪登奎，与会众人报以掌声。纪登奎站起来，双手抱拳向大家致意，但是一言未发，随即坐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纪登奎。因为我在孩童时期即闻纪登奎大名，这次见到他有些莫名的兴奋，在日记里描述了当天会议的场景。
根据我的了解，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做“研究员”，并没有正式任命文件。纪登奎来九号院之前，我因为在秘书处为两位部长级干部管理文件，通常可以看省部级文件，但是，没有任何印象曾经有关于纪登奎工作安排的文件。2013年春天，我与杜润生主任当时的秘书高文斌见面，谈到许多九号院往事，他也说，纪登奎到九号院来并没有文件，估计应该是根据领导人批示来的，但是，九号院也没有人看到这个批示。高文斌原来是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机要秘书，1979年初国家农委成立时，由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直接介绍来到九号院，随后担任杜润生主任秘书，后来担任办公厅主任，是当年我在九号院工作时的直接领导。关于纪登奎来到九号院的过程，如果我的信息来源有误，那么，高文斌的说法应该比较可靠。
纪登奎到九号院以后，九号院里没有给他安排办公室，也没有转来工资关系。他的工资关系依然在国务院系统，他家里的后勤服务主要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司负责。从直接观察来看，纪登奎到九号院来“工作”的实际含义主要是：其一，他的党员组织关系转来了农研中心，在九号院参加基层党组织活动，因为根据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要参加到一个基层组织中去；其二，他看文件的渠道转到九号院机要系统，以前则在国务院办公厅系统看文件；其三，他在九号院期间的“研究工作”，并没有明确职责，也很少有需要直接完成的调研任务，主要是参加一些九号院召开的会议，偶尔外出到地方做一些考察调研。他参加的会议，通常是分管的副主任或者主任定，然后由我们秘书处或者具体业务部门发出邀请通知，询问他是否参加，至于是否参加，则由他自己决定。他的外出调研考察活动，基本上是自己安排，有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的意思，一般没有什么明确的调查任务。
纪登奎在九号院做“研究员”为期五年半，即1982年12月首次来到九号院，直到1988年7月突然去世。大致上，他的研究员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期有两年多，他主要是参加整党。虽然纪登奎是九号院的党员，参加九号院的党组织活动，但是，显然九号院不是他参加“整党”的真正单位所在。因为他在整党过程中的“个人对照检查”，还有他的党员登记问题，都是需要中央高层来决定，而不是九号院党组织决定。在整党这段时间，九号院秘书处与他接触并不多，他本人也较少参加九号院的会议。当时，他从中办带来的王秘书还在，我们秘书处通常与这位王秘书接触多一些。王秘书原是一位中央警卫局的现役军官，后来他离开纪登奎回到中南海警卫部队，担任一个团级单位的政委去了。王秘书走了以后，纪登奎就没有了专职秘书，九号院秘书处根据领导安排开始具体接手他的秘书工作。从这个时候，纪登奎参加九号院的活动明显增多，我作为秘书处工作人员，也开始直接为他做一些服务性工作。
在我的印象里，纪登奎作为研究员，参加过一些九号院内部会议，但是并不多。单位里议论到他参加会议的表现，一般看法是，发言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说，通常轮到他发言，他还是会谈一些意见，而不是有意推辞或者沉默不语。但是，他讲话显然很谨慎，通常不多讲，比较简短，尤其不涉及敏感问题。这显然不是他个人的风格。就纪登奎晚年的个性而言，个人场合十分健谈，常常口若悬河，哪怕是对我这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闲谈时他都常常一讲一两个小时，特别是我陪他散步时，基本上他从来都是在侃侃而谈，极少默默走路。我曾经与纪登奎长子纪坡民聊起他的这个健谈特点，纪坡民说他在家里也十分健谈，而且更为突出。
来到九号院以后，纪登奎曾有一些外出考察调研活动，前期曾到安徽滁县考察农业大包干，也曾到浙江等地考察私人雇工问题，还曾到宁夏等考察西部扶贫和生态建设问题。纪登奎的这些前期调查，我并不很了解，因为那时候他有专职秘书。据我所知，这几次考察后，他都没有写调查报告。当然，这些调查的政策研究意义还是清晰的，就是纪登奎参加当时一些内部会议时，根据这些考察提出了自己的政策意见，如提出要允许私人雇工、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等等。总体来说，纪登奎作为“研究员”，既非正式职称，也非行政职务，其准确含义，应该是“从事研究工作”。他在九号院里做研究工作，并没有具体分工和职责。就九号院里的领导人来说，也没有人好意思直接指派他做什么工作。
（二）
在我的印象中，纪登奎在九号院期间的外出调查，真正有特定任务的调研，就是广西和贵州的粮食问题调查，并且写了专门的调查报告，即“关于广西粮食问题的汇报”和“关于贵州粮食问题的汇报”。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纪登奎在九号院工作期间，只写过这两篇调查报告。这两篇报告的总字数约有15000字。纪登奎的这次西南调研，是九号院当时统一组织的大规模调研活动之一。农村改革以后，粮食产量经历了连续六年的快速增长，但是从1985年开始，粮食减产并连年徘徊，到1987年还没有恢复到1984年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很担心，同时也有一些疑虑，既有对当时农业生产具体政策措施的争议，也有关于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调整的争议，甚至还出现了由粮食减产对农业家庭承包制度的质疑。九号院为此面临很大压力，专门安排了若干调研组，分头到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的十多个省区开展专门调查。在这种情况下，纪登奎根据统一安排到西南从事粮食调研。外出旅途中闲谈，纪登奎说到，出发前他去看望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李先念。李先念告诉他，已经与杜润生谈过话：“粮食问题是个天大的事情，如果粮食出问题，没有人担得了这个责任”。从纪登奎闲谈中流露出，李先念对于当时的粮食问题很担忧，在谈话中还表达了对于杜润生的某种不满。
从贵州调查回来后，在纪登奎家里，他曾问我是否能够执笔写调查报告，我说自己水平不行。他虽然鼓励了我几句，但是显然也认为我水平不够，说：“那就我自己动手吧”。所以，就自己动手写了。他大概一个人在家里写了一个月，我主要是为他查资料、找数据等等。我当时就知道，他对于我的工作并不满意。因为有几次，我们一起核对和整理座谈会资料，我记录掌握的情况还不如他完整，他说：“你对农村和农业太不熟悉”。其实我不是工作态度不认真，主要是因为调查涉及众多政府部门的工作运行和基础信息，我缺少经验和积累，有些事情弄不明白，记录也不得要领。有一天我陪他散步，说到粮食问题调查报告，他说：“我发现，你听我讲上层那些事，比听地方上讲粮食问题更有兴趣，这样怎么研究农业？”我无言以对，只是笑笑。纪登奎亲自执笔完成的这篇报告，作者署名是“调查组”，他本人并没有署名。因为是内部报告，主要是用于对高层领导的汇报，也没有正式发表。后来，这个报告刊登在九号院里的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上，刊登时间为1987年11月。
对我来说，在协助纪登奎写调查报告的时候，甚至直到报告完成并报送高层，都没有看出他的报告有什么过人之处。最近，因为写作本文的需要，我重读他的报告，还重读了当时九号院的其他粮食调查报告。我为他的文章所吸引。显然，他的文章洋溢着一种特殊的气势。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作为政策咨询的调研报告，都无疑是难得佳作。当年我没有发现他的报告的过人之处，一个原因是为整理数字资料、校对打印等具体事务所累，来不及思考比较，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我对于政策报告的鉴赏水平太低。
以下为纪登奎执笔的调研报告片段，主要分析贵州省粮食生产困难局面的原因：
“贵州粮食产量低而不稳，解决粮食问题是艰巨的。解放以来，粮食生产经历了曲折的、徘徊的历程。包产到户后有重大突破，但近两年又出现了徘徊局面。今年（1987年）能否结束两年徘徊局面，恢复到1984年粮食生产的历史最高记录？省里说，还是个未知数。
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像全国一样，贵州粮食生产有了迅猛的增长。近两年，是什么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徘徊呢？
天灾。这是事实。人多地少，土地瘠薄，生态破坏严重，旱灾周期缩短。1977年发生大旱，1981年又一次，1985、1986年又连续大旱。而抗灾能力差。
包干到户调动起的积极性是同一定的物质条件结合，才实现前几年增产的，如果不能保持这种积极性，并且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就会出现徘徊甚至下降的局面。安顺地委书记陈运武同志对粮食生产情况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包产到户后，粮食生产有迅猛发展。但这两年又进入新的徘徊期。这是因为粮食价格虽有提高，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很大，种粮比较效益降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投入减少，80%的耕地肥力衰退，水利设施带病操作，农业后劲不足。新的徘徊已两年，今年有可能继续徘徊下去。加以人口逐增，耕地日减，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收购减少，调入增加，更加重了扭转徘徊局面的难度。”
“最敏感的问题，还是价格问题。三中全会后，粮价提高了，农民是满意的。现在供应农民的生产资料提价了；其它农产品价格放开了（如肉、菜等）；多种经营发展起来，种粮所得利益比较低。发生这种比价的变化，实际上把三中全会后给粮农带来的利益冲销了一部分。各种价格比，粮价又落到了‘锅底’。
贵州党政领导做出极大努力给种粮农民以补偿。（一）1986年地方财政对粮食补贴了8000万元；（二）合同定购的粮肥挂钩，贵州每定购100斤，奖平价化肥40斤，大大高于全国水平。
农民以极大的兴趣，两眼盯着这40斤平价化肥（化肥平价一包20元，市价一包30元）。可是，对农民这点好处，中间又几乎流失了一半。
是怎样流的，流到哪里去了？据说：一是干部批条供应；二是平转议；三是扩大奖售范围；四是投机倒把走后门不正之风，等等。由于平市差价的拉大，不要说平价化肥流失了，有的就是议价的也买不到了。
这种粮肥挂钩的办法，收粮的不管化肥，卖肥的不管收粮食，出了差子，都没人承担责任。
农民生气了，你粮肥挂钩合同不兑现，我不卖粮，定购合同不签字。政府和农民之间产生了顶牛状态。但粮食必须拿到手里，于是干部只好采取行政手段，硬性分配任务。退回到统派购的老路，干脆把‘合同’两个字钩销了。改为指令性的发‘定购任务通知书’。”
纪登奎在调查报告中，非常清晰、生动地概括了造成贵州粮食生产连年徘徊的主要因素。报告文字干净洗练，节奏清晰明快，令人读起来饶有兴味。
在报告中，纪登奎还重点反映了粮食统购政策自1985年调整为合同定购以后出现的社会紧张状况：
在收购粮食工作中，不少地方采取强制手段，搞得党和农民关系紧张。据博白县调查，为了收购粮食，1986年出动1260名干部（其中包括公安干警120名），下乡征粮170天。对交不齐粮食的农户，甚至采取强迫命令手段。其结果有些农村收了“透底粮”。该县1986年10月间，因修水电站占用农田，被人煽动，曾发生过农民烧了工棚，数十名公安干警被缴械的严重事件，今年初逮捕了九个农民才算平息下去。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如果我们在粮食收购上不解决价格不合理和任务重等问题，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就有可能被坏人利用，类似农民闹事事件就可能重演。
在这个报告中，纪登奎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描述，就我的了解而言，可能是九号院内部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最早报告。
纪登奎分析了当时粮食收购难的现象：“农民看到价差大就等等看。农民认为公粮是必须完成的。对于合同定购部分则认为是吃亏‘粮’，不愿交。农村干部只好靠行政手段，挨家挨户催缴。这就是粮食工作越来越困难的原因，这种状况实在难以为继。”他还特别指出：“以上列举的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等问题，确是存在的，但不是改革带来的，恰恰相反，这说明党在农村改革中的一些政策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完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在报告结尾部分，纪登奎提出了解决贵州粮食问题的政策意见，核心问题聚焦于农民积极性：
普遍反映，农村工作出现了“两难”局面（一是计划生育工作难，一是粮食定购难），这就不仅仅是粮食问题，实质上在粮食问题上出现了党和农民的关系紧张情况。这种状况是需要尽快改变的。调动农民积极性，从根本上说有两条：一条，提高粮食价格；二条，工业品与农产品实行等价交换。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纪登奎观察问题的角度，非常注重从农民的角度，更多考虑农民的立场和利益。如果与当时九号院其他五六个粮食调查报告比较，纪登奎报告的农民视角则显得更加鲜明。
在报告中，纪登奎还谈了如何解决贵州的粮食与生态问题。
贵州年降雨一千多毫米，但旱灾频繁发生，根本原因是生态破坏严重造成的。
如上所述，贵州总耕地2858万亩，70%的耕地挂在坡上。35度以上有600万亩，25度以上有1000万亩。由于粮食不足，农民毁林开荒，植被大为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的结果，就像毕节地区那样，解放以来毁林开荒61万亩，扩大耕地面积41%，山上表土冲光，岩石裸露，只有短短二十年时间，就变成“石化”而无法利用了。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都丧失了，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贵州还有6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因而这种对生态的破坏，至今没有停止，仍然是沿着开荒—冲刷—减产—缺粮—再开荒的路，恶性循环。
已经到了从根本上解决的时候了。
我们应向自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把土地资源的破坏停下来？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在执政期间能不能把破坏停下来？”
1985年，国家给贵州调了2亿斤粮食搞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每退一亩补粮食70斤，5元钱。这一年退下来几百万亩，第二年，又复耕了。这个办法，没有成功。
看来，太急了不行。退下来，劳力不能就业，补了粮还是不够吃。
在这个报告中，纪登奎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在执政期间能否把生态破坏停下来？”显然，他从粮食角度提出的生态问题，站在了很高的历史高度，流露了一种历史责任感，可谓辞约意雄，令人深思。
在报告最后，纪登奎转达了贵州省委的意见，请求中央研究解决。贵州省委的这个意见，先由省委书记胡锦涛在与纪登奎的谈话中原则提出，然后，在纪登奎主持的座谈会上，省长王朝文和省委常委兼任农村工作部长乔学珩又做了具体解释和阐述。
贵州省委请求中央同意他们对粮食问题的方针。具体要求有两条：
（一）稳定每年调入粮食20亿斤。
（二）把从贵州外调的20万吨化肥，给他们留下来。
这两项要求，第一项中央领导同志已表示过同意。第二项，请予以考虑。
在我看来，纪登奎执笔的西南粮食问题调查报告，是一篇难得一见的高水平政策报告。与当年相比，我已经有了二十六七年的政策研究经验，自己写过一些研究报告，也看过很多其他人的研究报告，还看过很多国外智库研究报告，判断能力有所提升。我阅读比较了九号院当年那批粮食问题调查报告，共八篇，虽然可以说各有特点，但是，若认真讲究起来，纪登奎执笔的报告更胜一筹。其他粮食报告，有的说了很多事情，但是过于平铺直叙，结构松散，令人难得要领；有的报告说理过多，且“理”游离于“事”外，有故作高深之嫌，像是给中央领导上课；还有的报告则像政府工作报告，较多官场套话，甚至很多意识形态式样的表达。纪登奎报告的特点是，叙事清晰，论点清晰，政策意见也很清晰，读来令人印象深刻。报告的文字平实、简约，而且活泼生动；行文节奏明快，思路富有跳跃性，但逻辑环节简明有力。这让我想到胡适讨论文章写法时强调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清楚明白”，“清楚明白”才可能“美丽动人”。
也许因为纪登奎本人担任过中央领导，知道领导人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报告，所以把报告写成这样。现在，人们正在提倡新文风，特别是政策研究提倡新文风，而这篇报告体现的文风确实值得称道。读了他的报告，使得我想起苏东坡论及文章的一句名言：“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作者之“气”的外在体现或者集中表现，而所谓“气”看上去无影无踪，却反映作者的文化修养、才情胸襟、思想关怀等内在素养。
（三）
纪登奎对于自己的“研究员”工作，似乎有一种矛盾心态。通常情况下，他不认为“研究员”是一种正式工作安排，或者说他并不看重。他聊天时有时会提到，某位中央领导“最近说要安排我的工作”，言下之意，现在做研究员不算工作。这使他显得有点怅然。
但是，有时候，纪登奎对研究员工作也很看重。纪登奎把自己的工作安排与张闻天相类比，认为做政策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中共历史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曾担任“负总责”即“总书记”的职位，延安时期曾主动“让位”于毛泽东，建国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支持彭德怀，尖锐批评了“大跃进”，被毛泽东列入“反动集团”。撤职后的张闻天，被安排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做研究，去世时官方公布的身份是“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纪登奎晚年的“研究员”安排似乎与张闻天堪有一比。但是，情况又有很大不同。从晚年政治处境和生活境况看，纪登奎要比张闻天好很多。有资料显示，“文革”初期张闻天的工资关系即从中央办公厅转到了经济研究所，作为高级领导人的“生活特供”被取消，家里的“红机子”电话也被撤掉，还经常被批斗，后来又被遣送到偏远的广东肇庆，有病都不准回北京。比较而言，纪登奎生活处境相当优越，与张闻天不可同日而语（将另有专章介绍）。从作为“研究员”业绩来看，纪登奎也与张闻天有很大不同。张闻天更像是一个标准的学者，有一种异常强烈的理论关怀和写作爱好，所以，晚年孜孜不倦于研究与写作，既有政策调查报告，也有系统理论文章。特别是在肇庆期间，张闻天在年迈多病、受到监管的条件下，写下了近十万字文稿，系统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纪登奎晚年虽然也是研究员，但是成果不多，似乎心思也不在研究写作上。据我所知，纪登奎没有准备集中精力写研究类文章。与我闲谈时，他多次说到，准备写个人回忆录，已经开始做一些准备。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他准备把回忆录和一些研究问题的思考成果一起表达出来。
纪登奎做研究员的几年间，似乎可以说业绩不彰。我这里的业绩不彰，是指从当时中央农村政策的形成过程看，看不出纪登奎具体直接的作用。主要依据是，他没有写出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意见报告，也没有主持过重要的政策研究项目，甚至也没有直接主持过重要的内部会议和政策讨论。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纪登奎在政策研究中作用并不重要，甚至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考察高层政策过程发现，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人，不一定都是那些直接写政策报告、直接提出政策意见的人。如九号院里的有些研究人员，人们通常知道他们起草过推进农村改革的文件，他们也多以此为荣，但是，改革艰难破冰的时候，他们也起草过反对农村改革的文件。换一个角度看，一些有重要政策影响力的人，其政策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写建议、主持会议这些形式性渠道，而往往另有渠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重大政策决定，有时候并不是形成于正式会议或文字报告中，而往往是在不正规的高层私人谈话中，或者高层领导人的批示中。以农村大包干的早期推进为例，万里曾在私下场合向邓小平汇报，被邓小平默许，但是在公开场合，中央高层的正式态度还是反对的。在中国的决策体制下，政策研究工作的特殊作用，或者发挥作用的复杂过程，不能仅从一篇报告来判断。因为政策建议者发挥作用的渠道方式丰富多样，一些政策规定很难说清楚来自何人何方。就纪登奎来说，因为他在高层有特殊沟通渠道，也许曾经在一些农村政策决定上有重要影响，但是本人未曾与闻。
虽然，从工作安排的角度讲，纪登奎晚年是九号院里的研究员，具体职责是农村政策研究，但是显然，他思考研究的兴奋点主要不是农村问题。从闲谈中，我能够领略到，纪登奎关注思考的主要兴奋点，是当时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势，是正在进行中的高层改革争论。从更宽广的角度看，他还关注思考中共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评价，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有一次聊起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他给我讲了很长时间的苏联农业集体化，特别是高层掌握的政治迫害悲剧。他说，在中国推进农业合作化之前，斯大林方面曾经专门告诉毛泽东，苏联在集体化过程中曾经发生大量死人和农业减产问题，但是毛泽东不为所动。我从日常接触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赋闲后的纪登奎内心并不宁静，思想深处依然是政治风云激荡，很多想法显然比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时更加超然和深邃。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些思考写出来，或者，起码没有来得及写出来。
对政策研究而言，研究者本人的政务经验相当重要，因为政策研究不仅关注政策背后的道理，而且要关注政策本身的执行。正所谓：一项得不到执行的政策，不是一项好政策；或者说，政策执行是政策制定的继续。从根本上讲，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同属于政策过程。当“政策设计”只是空中楼阁的时候，这样的政策研究显然是失败的。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有过从政经验的官员进入政策研究界，对于提升政策研究质量非常重要。在西方国家，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往往大量进入研究机构，被一些智库聘用。在中国，虽然有不少官员退职后被安排到研究单位，但是，因为政治环境和体制制约，事实上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或者说，这种人物在政策研究机构，往往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与我闲谈时，纪登奎就不止一次感慨，他参与政策研究，在一些场合谈意见，虽然比起当中央领导人时有方便的地方，但是，因为有种种政治敏感和官场禁忌的考虑，很多话其实很不好说，往往说多了不好，说少了也不好。所以，还是尽量少参入事情为好。对于曾经的党政领导人来说，如果在公共场合或媒介针对政策问题发表意见，顾虑和禁忌就更多。纪登奎所说的这种情况，现在仍然没有重大改变。一些离开官场的官员进入研究单位，其实成为一种退休养老安排，或者纯粹名义上的安排。如此看来，在当前中国情况下，要充分发挥各类退职官员在智库研究中的作用，进而有力地提升政策研究业界的水平，还需要相应的体制环境改变。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