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关系是修补升级、同步制衡、彻底颠覆兼而有之。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后现代主义以挑战者的姿态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出现,不仅表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观念存在重大缺陷,也是现实世界后现代特征逐渐增强的趋势在学术研究中的投射。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论述;后现代国际关系言说;后现代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后期的一个世界性文化思潮,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各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经历了这一思潮的洗礼,都增添了新的变革与发展的动力。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当今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向“以后”发展,后现代主义与时代发展趋势的种种暗合之处将会陆续鲜明地显露出来。就国际关系、世界政治而言,由于全球化所具有的高度时空压缩特征和强大的内在动力,我们不妨做一个“宏大叙事”式的预测: 21世纪将会是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全面向“后现代”转向的世纪。

一 后结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

探究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和启示,我们不妨从后现代主义之前的结构主义说起。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结构主义的观点亦具有重要的地位。结构主义者把结构—语言概念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当中,把结构定义为一个共同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者的研究带来了稳固而有效的平台。[1]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结构现实主义当然也是一个稳固而有效的分析框架。

作为后现代主义源头的后结构主义却认为,结构主义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科学上的狂妄自大: (1)试图为文化研究创建一个“科学的”基础; (2)追求本质、真理、客观性、确定性和系统性等标准的现代目标[2]这大概就是“道可道者非常道也”,言说无法呈现世界。看来后结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西方禅术”,而非“精细科学”或“硬”科学。

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继承了尼采、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在于其压迫性的机械论权力,它将特殊及个别在某一“虚构的统一”点上“结合为整体”。[3]个体被构筑为一个整体并被赋予统一的认同和立场———这大概是当代世界公开的秘密。

关于后现代主义最广为人知的简短描述,可能就是利奥塔的“对元叙事的不信任”。[4]后现代主义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通过零散化、平面化、无深度、非中心、非稳定、非体系化、以不确定代替元叙事等等论述,对现代性的批判更为激进和全面。后现代主义的使命,简言之,就是反对一切宏大叙事(体系建构和普遍规律的寻求) ,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精致、巍峨的“柏拉图城堡”,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后现代的“后”,既是关于历史阶段的序列符号,也有“更加”的意思,是对现代性的升级版本———“后现代主义要否定的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5]同时也有“反”和“非”的意思———要彻底颠覆现代性。笔者认为后现代的“后”之于现代性的含义,修补升级、同步制衡、彻底颠覆兼而有之,视各种现代性论述的内涵及其与当代世界的关系而定,或修补,或制衡,或颠覆,总之不能一概而论。

二　后殖民论述:后现代观念在世界事务中的延伸

在一次访谈中,尽管爱德华•W. 萨义德说他是在写《东方学》之后才认识福柯,但他承认自己与福柯有相像之处,福柯的分析方法对他影响很大。萨义德还提到,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福柯对知识都具有一种战略的、地理上的敏感,而葛兰西则是他们两位的引导者。萨义德还认为,德里达使我们走进文本,福柯则使我们走进后又能走出来。[6]通过萨义德的上述表白,我们对他的后殖民论述的师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后殖民论述( Post2Colonial Discourse)是当今世界事务中弱势群体(如弱小国家、少数族群)的重要理论资源,是后结构—后现代主义在世界事务中的应用。福柯关于话语无法传达本质、知识只是权力的工具的论述,构成了后殖民论述的意识形态根基。此外,后结构主义的双重阅读策略在萨义德、霍米•巴巴(HomiK. Bhabha)等人那里被运用到了极致,文本分析与学术史解构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大特征。

后殖民论述揭露了世界上的一个黑幕:任何知识都掺杂了主观成分并蕴含着霸权,而大批处于弱势、边缘的人只能任由强势者代替他们来表述其观念、建构其形象。事实上,主观建构在国际关系决策过程中(含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往往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更不用说故意歪曲、强词夺理、诱导和利用大众是国际关系理性基础上的一种“通用的智慧”。

对他者的建构和想像在当代世界事务中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本身。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电影《小岛惊魂》( The Others)揭示了对他者的建构中的最大问题———建构者对自身缺乏真切的认识。而建构一个恶的或未进化的他者,就可以使国际关系中的暴力、征服成为必要的正义。因此,将个人视角的非中心化“越界”到他者那里,与他者寻求对话而非霸权式的独白,是构筑全球和谐关系的必要基础。

后殖民论述反对本质的、绝对的言说以及僵硬的二元对立模式。萨义德就曾批评S. P. 亨廷顿把各种文明看做是一堵堵不透水的墙的本质主义立场。[7]事实上,在西方和伊斯兰之间长期存在着两个互相敌对、怨恨和排斥的知识体系。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知识是权力,但在伊斯兰国家,知识何尝不是一种权力? 结果,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主义对垒绝对主义,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内在紧张和难以避免的悲剧。[8]当今世界的最大危险就是重新冷战化。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一个怪异的事实却是:误解、隔阂、妖魔化也在加深。萨义德批评人类中间的种种“边界战争”———“非洲化”非洲,“东方化”东方,“西方化”西方,“美国化”美国,无休无止且别无选择。同时萨义德也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前景:边界内部的各种对抗性社会运动在这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上正在汇聚为普遍的理论或共同的意愿,或者从地理角度来看,它们正在成长为一张潜在的世界地图,这张世界地图上不存在神意裁定或教条式的空间、本质或特权。[9]

据笔者看来,后殖民论述只是对西方霸权的一种劝解,是劝说西方在对外关系方面走得更稳妥一点,但绝不是要完全颠覆西方。萨义德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关系中走的就是摇晃着保持平衡的路数,并且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东方内部的种种霸权话语保持警惕。笔者认为,强者并不必然在道德上比别人矮一等,而弱者并不自动、天然正确,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视角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成分,弱者的话语同样也可以质疑。这是在接触充满“正义”和“愤怒”的后殖民论述时应当持有的一种戒备。

三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言说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论述出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观念联盟,其代表人物包括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德里安(JamesDer Derian)、夏皮罗(Michael Shap iro)、沃尔克(R. B. J. Walker)等人。这些学者熟练地运用边缘、解构、流亡、话语、知识、霸权、双重阅读等后结构—后现代主义话语,对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

正统国际关系理论植根于西方的现代性,而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二元对立,如人与人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在国际关系方面则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机械论的权力观念、国家中心论。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后现代观念有助于我们从殖民性知识形式下解放出来,这种知识形式同各种明显的和隐蔽的统治结构如国家主权主义( statism) 、核主义、父权制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0]简言之,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心就是要颠覆国家在这一理论中的“霸权”。

德里安(又译“代元”)认为正统的国际关系学是一座牢房,国际社会则受到了国家的窒息式的压迫。[11]不约而同地,自认为表达风格不同于马基雅维利、怀特、布尔而接近于福柯、克里斯蒂娃( Kristeva)和德里达[12]的理查德•阿什利也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一个糅合了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学说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的混合体”。[13]如果要用“后现代”的语式来表述,或许可以这样来说:新现实主义理论肯定是完美的理论,正如它肯定不是一样,因为这是一个铁罐子里头的“完美”。换言之,最精致的理论也可能是最精致的牢笼。

沃尔克也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固步自封和傲慢自大提出了批评:国际关系学沾沾自喜地生活在与世隔绝之中,对于具有哲学理性思维的旁观者来说,这一学科经常呈现出某种未开化的状态,它时常被沾染上新马基雅维利式政策分析的污点,或者干脆完全拜倒在原始经验主义的神坛面前;它所展示出的只是某种残缺不全的而且是停滞的想像和批评空间,从而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世界。[14]

至于如何突破这种与世隔绝的停滞的状态,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必须清除世界权力结构的种种界限,打通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界限,乃至需要用一种政治学理论取代国际关系学。阿什利指出,国内和国际的界限是通过实践而建构的,这一界限是可以渗透和可移动的。对于沃尔兹和吉尔平坚持以国家作为他们进行理论化的“阿基米德支点”,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理论支点应当无所不包,特别要揭示国际关系中各种被压抑的诉求。此外,正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简约化风格也受到了批评。[15]

对于现代性对国际关系的消极影响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主张,美国的后现代宗教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 Griffin)从4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1.“现代范式”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无情变成了一种现代伦理。从国家角度来说,追求自我利益是天经地义,就像“自然界”所发生的那样,并且我们还自我安慰地说,这样做其实也就促进了整体的利益。后现代主义将提及“神圣实在”这个概念,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梦想,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具有这种意识的伦理观将不再把暴力视做达到目的的理想方式。

2.“现代范式”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过于物质化而缺乏“内在价值”,它催生了一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加剧了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同时也导致了殖民主义、大规模奴役和战争,还加剧了把他者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做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其他部分仅仅看做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和神圣性的客体。所以,后现代主义主张“世界的返魅”,重建人类内在的神圣价值。

3.“现代范式”中的人性观片面强调性欲、物欲,强调人的接受性价值,而不是人的创造性价值。在处理同弱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大国也往往忽略了这些弱小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人类的创造性价值和彼此尊重。

4.“现代范式”中的非生态论、非关系性的存在观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生态论的观点认为个人都彼此内在地联系和相互依存,为他者的利益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后现代伦理学鼓励人们遵守《圣经》的训喻: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后现代思想并不鼓励天真的幻想,但鼓励我们从我们以前的敌人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并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使这种优点得以表现出来。[16]

在分析方法上,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怀疑文本的真实性。德里安认为,后结构主义不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家能通过他们的学术分析来如实反映世界政治,因为理论家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定义有所差异,而且又通过理论家和书本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延迟。[17]从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对国际关系中作为中介的人为建构的文本进行双重阅读。文本在这里是一个广泛的隐喻,包括学术著作、媒体观点、学术会议、领导人演说、小说和电影电视影像、官方文件、国家间协定和声明、国际公约等等。

在对策研究上,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引入一种后现代政治:跨国新社会运动、人民主权、信任跨国非政府组织(NGO)而不是政府、在世界事务中民众有非暴力对抗的权力。当然,对于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比较缺乏建设性的系统的对策主张。不过,尽管后现代主义的言说对国家的理性决策影响不大,但可以为世界政治中的许多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意识形态和观念引导,因此也有相当的实践应用价值。

四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后现代可能性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能否出现“后现代流派”或“后现代转向”? 笔者认为目前尚缺乏现实基础和理论准备,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的风格和视角上,可以探索引入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某些元素。

(一)后现代精神:坚守精神上的“流亡”状态后现代、后殖民论述中的知识分子永远处在精神的流亡状态。“流亡”有双重含义,不仅指独立性———不服从意识形态霸权,不依附权贵,不执著于某种思想和本质,同时也指不认可截然的二元对立,在思想的广阔空间里允许“移民”、“越界”和“流亡”,包括“移民”到“对手”那里。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就是“流亡”,其最主要的职责则是向权力说真话。萨义德提出了“对抗或对照的知识( antithetical knowledge) ”这一概念,意思是由一些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书写来反对占优势的正统观念的人所书写出来的知识。[18]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界也应当有这样一批人存在,对主流的国家本位的论述有所制衡;同时,基于“流亡”立场和知识—文化的混杂性特征,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立场(包括文化立场、意识形态立场、利益立场)看问题也是非常必要的,尽管这种“越界”可能不被“己方”和“敌方”所接受,而成为一个到处“格格不入”的人(不过萨义德曾说不必处处人地皆宜,他宁愿选择“格格不入”[19]) 。

(二)后现代视角:尝试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所谓“月球人”的角度,就是无差别,无国界,无中心,无预设立场,无轻重厚薄,重视非国家因素和跨国场景。站在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非洲微小部落的事务和纽约富豪的事务同等重要。固然这个部落所拥有的权力可能微小到无法代入科学化的国际关系权力公式,但不等于这个世界对它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也不等于它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里没有独到的智慧,不等于它对这个世界没有独到的贡献。它的存在是不可替代的。

在一个风险跨国化、风险全球化的时代,以邻为壑的零和式的国际政策所产生的恶果难以避免会“回撞”到自己身上。昨天为一个微小部落敲响的丧钟,明天也许会为远方一个昨天还漠然视之的国家而鸣。为避免灾难的循环,必须追求国际社会的进化———让人类真正成为有权力的一方,来抑制傲慢的国家体系。

这种月球人立场显然不会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流,目前为人所知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大国视角和本国利益为依归的。这些理论与国际关系残酷、丑陋的现实互为镜像,必须有一些来自“边缘”(其实基本人性中善意的一面不能完全算做是边缘,只是这种善意没有像一个国家那样聚拢起来并且有强制力作为支撑)的力量来制衡这些残酷的理论和现实。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执著于种族、意识形态和国家的界限是地球上许多国际关系僵局和悲剧的起源。

那么谁是地球上的“月球人”? 或者说,谁来代表基本人道和人类整体以及未来的人类(未出生的未来人类也是弱者) ? 谁来做地球上的“地球人”(因为现在大家首先是某国人) ? 谁来努力推动一些国家不愿或懒于从事的跨国公共商品建设? 在民族国家体系下,或许只能是非政府的人民公益组织和跨国的公民社会以及一些尽管由国家构成,但成立后逐渐独立于国家之外、有自己独立理念的国际组织。笔者认为,聚拢世界人心中的善意并使它拥有现实力量,是摆脱因“国家理性”而造成的国际关系困境的重要出路,因而也是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后现代主义者是“中心”的坚决反对者。而在当代世界,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确实受到了挑战,某些问题由非国家机制来处理看来要好过由国家来处理,或者离不开非国家机制的协调。而国内NGO和跨国NGO的存在,其意义在于抑制、制衡国家的霸权和推动国家所不愿或懒于推动的跨国公共行动。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是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但这个主体通常也是自私、短视和褊狭的,例如在《京都议定书》争端中,大多数国家都努力去争取多一点废气排放的指标(原因一) ;这在一个有良知的人和普遍的人类那里是难以容忍的(原因二)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普遍的人类就应当建立自己的权力机制和跨国工作网络来制衡国家的自私、短视和褊狭。

(三)对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做双重阅读并广泛发掘全球地方智慧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一种现象,就是在“科学化”的旗帜下,自作主张地将本来是为美国自己服务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照搬过来,并且应用于具体的案例研究。这种理论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单边的立场着重研究“双边性”问题,而较少关注第三方或世界上沉默、“不相干”的大多数(或许是为了简约) ,以机械论、物质化的观点来研究国际关系的现实。照此逻辑下去,中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上终将成为美国的一个复制品。当然,为了摆脱作为“历史客体”的“百年屈辱”,为了“复兴”自己主观建构出来的历史上的“盛世”,中国人似乎并不介意成为自己所声言反对的对象。

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进行挖掘和思考。[20]据笔者的理解,这个本源就是现代性。依照后现代的主张,必须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做双重阅读和解构。我想陈乐民先生所说的“注意”,不会是朝觐式的单重阅读,而应当具有后现代的批判内涵。

后现代的武器可以来自现代以后,也可以来自前现代。前现代的、地方性的智慧都可以用来“后”(这里是动词)那个“现代”。因此,我们中国人在参与全球新一代国际关系理论集群的建构时,可以在批判性吸收包括现代性、后现代在内的西方精神资源的同时,努力挖掘中国的和世界上其他沉默的、边缘的国家的独到的精神资源和地方智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把我们司空见惯的白色分成许多种,他们注意到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事物的差异,这就是一种难以替代的视角和知识) ,进而向世界贡献出有价值的理论言说。

(四)探索国际关系的文化—精神层面

后现代理论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理论,这是它的学科特长。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视角和观念来重新审视和解剖国际关系。

知识与文化互相“越界”和“混杂”的加速发展正在逐渐改变世界政治的面貌。尽管难以获得非常清晰的知识与文化影响国际关系的因果链条,但这种影响是始终存在的。文化使国际关系的权力公式更为复杂。下列论述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起点:

1. 批判:文化(知识、话语、文本)的实质是权力的重要工具,总是充满人为因素,都有遮蔽事实、制造神话的一面。当今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更加注重行为的合法性,都在知识和话语上下功夫。因此有必要保持文化—精神上的自主性,对国际关系文本、话语,国际关系的学术史以及各种主体对“他者”的建构进行双重阅读,以探究其中被遮蔽的内容和动机。并且笔者认为,知识的解构与知识的积累、增长不是负相关关系,而是正相关关系。

2. 研究:文化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和分析层次,随着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时代与跨国关系时代的到来,文化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力、穿透力日益上升,完全可以进入国际关系的主流分析系统。文化本身、文化间的互动、文化的格局都将影响行为者的行为,而文化上的误解、僵硬的二元对立和互相拒斥则可能带来惨重代价。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国家的物质权力,也要关注国家的文化建构取向与文化的跨国互动,关注文化“软权力”对于全球公民社会的意义。当代世界文化的混杂性、认同的流动性、文化上普遍的跨国越界行为都将给国际关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3. 行动:在多元竞争的世界文化—知识格局中寻求良性互动。当代世界的文化等级格局暗合当代世界的权力等级格局,强者不断进行观念领跑和建构话语霸权,弱者则甚至不能自己表述自己,对强者存在物质、精神上的双重依附。但世界的文化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上,文化上的中心—边缘局面是流徙不居的。我们要争取以实力派的姿态在世界上做知识、话语的领跑者,同时也成为霸权话语(包括自己内部的霸权话语)的制衡者和怀疑者。因此,我们要重视文化上的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的建造,同时应当允许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坚守边缘、质疑中心的学术生态存在。最后,基于文化的流徙性与混杂性,这些工作应当是在世界文化—知识网络中进行的,换言之,要加强同世界上所有地方、所有角落的学者和知识资源的交流与互动。

4. 追问: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和实践中应当保持精神和价值上的追问。大卫•雷•格里芬认为,现代思想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对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物这一点估计不足。[21]我们的国际关系观念中是否也缺乏一种“宗教性(它不一定要附着于宗教)的存在”? 我想,这可能是后现代主义对我们这个学科的最大的启示。理性只能提供有限的答案,这个世界需要解释,也需要启示。

五　余论:后现代帝国、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两个动向值得注意:一个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本体样式上已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后现代变异,并且这种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能会加强;一个是后现代主义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内部变异和修正以维持自身的活力,这种变异和修正可能会增强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

(一)后现代帝国的出现

后现代主义论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J. A. 霍布逊、列宁等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萨义德等人也对殖民帝国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然而时代的发展使后现代主义和它的批判对象之间也发生了“越界”,并形成了“后现代帝国”这一奇特的组合。

关于“后现代帝国”有两种引起公众注意的表述。一种是罗伯特•库珀提出的欧盟模式。他认为欧盟身处的后现代体系不是依靠势力均衡,也不强调主权或国内国外事务的区分,在这个体系中各个成员的内部事务可以互相干预。后现代体系的成员们不会考虑互相侵略,只有外部的现代和前现代地区会对它们的安全构成威胁。新帝国模式包括自愿型帝国主义(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与邻居式帝国主义(如欧盟) 。[22]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者对库珀的观点可以不屑一顾的话,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后现代帝国”论述则给后现代主义者带来了当头棒喝。这两位作者怀疑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会走入死胡同,它们花了那么大的气力来描述、抗争现代权力形式,可如果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控制我们的社会,那该怎么办?事实上,一种新的权力范式、一种后现代主权已取代了现代主权,通过混杂的、零碎的主体性构成的等级结构(这可正是后现代主义所颂扬的结构)来实施统治。[23]

这两位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中的权力结构和逻辑对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已具有完全的“免疫力”。换言之,这种新颖的权力结构和逻辑本身就是后现代的样式。实际上,这个帝国本身也正致力于扫除主权的现代形式,驱动差异在分界间游戏。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者所推崇的许多概念在现今流行的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形态中得到绝佳的响应。世界市场一直就是出色的反基础论、反原质论话语。流通、流动性、多样性和混杂一直就是它的可能条件。随着世界市场的实现越来越彻底,它也趋向于解构民族国家的边界。[24]

当然,这些差异并没有在平滑的全球空间里自由游戏,而是被控制在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结构所构成的全球权力网络之中。帝国的空间是平滑连续的,或看上去已摆脱了现代性边界所造成的分裂或沟壑。在帝国平滑连续的空间中,权力没有一个确定的场所(也在“流徙”中) ,它无迹可寻,但也无处不在。[25]换言之,帝国的统治形式已经从现代转向了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正在合流,一种全球化政治的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后现代帝国正在悄然出现。

关于如何制衡这种新型帝国,两位作者寄希望于反对帝国的全球公民社会。后现代帝国的弱点是无法控制流动。民众可以在后现代帝国中通过广泛的全球互动将其自身组成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形成全球范围内民众的潜在自治。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便是一个反帝国机制的范例。[26]而戴维•赫尔德给出的对策则是世界主义的民主共同体、作为政治行动的跨国性共同结构的民主,即民主的世界主义模式。他还特别提出建立一个由民主的各民族组成的独立的大会,直接由人民选举并对他们负责。新的大会在早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联合国的补充,即“第二院”。他还建议,国际法院应具有强制司法权,并创立新的国际人权法庭。[27]

总之,针对流动的、边界模糊的后现代帝国,完整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全球民主体系及其机构和全球公民社会内部的广泛流动、互动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种种缺陷, [28]并未成为当代世界的主导性话语。现代性中的绝对的普遍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绝对的相对主义,二者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关于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其实我们可以套用王治河先生所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态度:我们要否定的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偏执;要否定的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

笔者认为,后现代企图完全消灭权宜式的各种理性是不现实的。我们这个永远也不会完善的世界甚至还需要一些友好的、非霸权的中心,完全去中心化、去本质化与世界的真实相悖。同时,后现代主义也应正视自己的缺陷,发展出与现代性共存互补的新形态(如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29]等) 。关于什么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答案显然是开放式的,格里芬的答案只是诸多答案中的一种,但它们之间至少可以有一个共识,即这个世界是仍然需要“建设”的,需要相对的稳定性。当然,相对性也总是世界上最稳定的一种状态。

总之,笔者希望本文中所介绍的后现代国际关系观念能对在现代性主导下的主流国际关系观念起到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同步的修补、在场的制衡以及一些必要的颠覆。

注释：

[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第23页。

[2]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26页。

[3] [美]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著,张妮妮译:《真实之复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版,第76页。

[4] [美]斯蒂芬•K. 怀特著,孙曙光译:《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5页。

[5]参见王治河:《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载[美]大卫•雷•格里芬编,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此

文为该书的代序。

[6]GauriViswanathan, ed. ,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Inter2views w ith EdwardW. Sai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2, pp. 79 280.

[7] [美]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 1999年版,第446～447页。

[8]参见庄礼伟:《亚伯拉罕时代的遗产》,载《南风窗》, 2002年10月下。

[9] EdwardW. Said, Culture and Im 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Books, 1994, p. 311.

[10][美]里查•A. 福尔柯:《追求后现代》,载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第125页。

[11]参见[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前言。

[12]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106 ～107页。

[13] [美]理查德•K. 阿什利:《新现实主义的贫困》,载[美]罗伯特•O. 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235页。

[14] [挪]伊弗•B. 诺伊曼、[丹]奥勒•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460页。

[15]伊弗•B. 诺伊曼、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第464、510、466页。

[16]参见大卫•雷•格里芬:《和平与后现代范式》,载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第213～230页。

[17]转引自张曙光、胡礼忠编:《伦理与国际事务新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401页。

[18]Edward W. Said, Covering Islam,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7, p. 157.

[19] [美]爱德华•W. 萨义德著,彭淮栋译:《格格不入》,北京: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357页。

[20] 转引自袁明:《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总序(写于2002 年10月) ,这套丛书已由北京的世界知识出版社陆续出版。

[21] 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第213页。

[22] Robert Cooper, “Why We Still Need Emp ires, ”The Observer, April 7, 2002, http: / /www. observer. co. uk /worldview / story/0, 11581,680117, 00.html.

[23][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42～143页。

[24]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146、153页。

[25]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191页。

[26]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18章:《反对帝国的民众》。

[27][英]戴维•赫尔德著,胡伟等译:《民主与全球秩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章:《政治共同体与世界主义秩序》;第12章:《世界主义民主与国际新秩序》。

[28]对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批评可参阅[美]乔治•瑞泽尔著,谢中立等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年版,第336～349页;阿里夫•德里克则批评后殖民主义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对世界现状的漠视,因为民族主义、革命、本土等等都是本质主义的,都是世界的基本现实, [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王宁等译:《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24页。

[29]参阅大卫•格里芬为“桑尼( SUNY,纽约州立大学)丛书”所写的序言,载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第234～239页。

作者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