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原编者按】MH370失联事件，让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执政状况遭遇了一次隆重的“国际体检”。是否如很多人批评的一样，马来西亚马政府习惯了黑箱运作和藐视民意才会有这样的表现？本文作者通过自己对马来西亚政治和社会的亲身体验和观察研究，还原一个马航事件背后真实的马来西亚政治和社会——巨大的城乡差距、变化的世代结构和竞争型威权政府。

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官方宣布失联的马航MH370班机在南印度洋终止飞行，但飞机为何改变航线仍是一个谜。其中最可怕的可能性莫过于班机驾驶员因政治原因与马当局谈判并遭当局拒绝，进而发生坠机，这种情况对反对党和当局都有极大杀伤力，但可能性较小。另一种同样可怕的假设，是班机驾驶员仅仅想制造神秘自杀事件，拉乘客陪葬，那么他要病态到多深、残忍到多深？第三种可能则是驾驶员遭胁迫，那么胁迫方是怎样近乎滴水不漏地让航班与外界毫无联络并且那么超然地没有任何诉求？

航班失联后，处在事件漩涡中心的马政府一些不专业、不敬业的应对态度，使该国由来已久的威权政治体制也被顺便围观。《纽约时报》发文批评马“家长式政治文化和养尊处优的领导人”，并援引一位亲反对党人士的话说：“全世界终于感受到了的这种失望，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很多年了。”该文认为，由于马执政党内部的“主仆政治”和公务员体制中对马来人实行优先特惠、对少数族群实行限制打压的政策，真正的人才很难晋升到政府高位。正是这种僵化傲慢的体制，使马当局的应变能力、办事规范性受到外界的质疑。

马来西亚政治曾多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由当时在任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印尼总统苏哈托组成的“亚洲价值观三人团”就曾充满各种自信地与西方展开政治理念的激辩；接着是1998年马哈蒂尔撤销副首相安瓦尔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指控其犯有“鸡奸”罪，从而引发一场浩大的“烈火莫熄”反威权运动；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发布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排行榜，马来西亚又赫然高居第三名。这个排行榜以亿万级富豪的财富占比和财富来路为衡量标准，俄罗斯排名第二，乌克兰排名第四──原来最近的克里米亚事件，居然就是两个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利益冲突。

马来西亚当局对这个排行榜做出了一个习惯性反应，那就是禁止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在马发行，理由是其中刊有同性恋者互吻的照片，尽管照片的拍摄现场是在中国。

MH370事件引发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国际“体检”

3月29日，马官方终于承认曾一度拖延公布失联飞机折返南飞的信息。应当说这个信息即便及时发布也不会对失联调查产生不利影响，马方没理由拖延。事后马国内外都有舆论指马政府习惯了黑箱运作和藐视民意才会有这样的拖延。当然也有舆论从专业角度为马官方辩护，认为政府应当只发布被确证无疑的信息，而这需要时间。于是又有舆论转批马政府的无能，但关于这一点亦有人提出：马来西亚历来是一个极少发生紧急灾害的国家，所以马航失联发生后手足无措也可以理解。针对这一点，也有人指马当局在打压反对党方面，其实效率很高，但在为公众服务方面反倒效率不高。

当舆论指责马军方雷达能力太差时，马当局关于失联事件的首要发言人国防部长兼代交通部长希山慕丁的反应倒是很快，表示会要求首相追加军方预算以购买先进雷达。这个表示不免让人想起2006年马来西亚的“蒙古女郎”案件，此事似与政府军购佣金有关，至今也没有破案，反对党认为这不是由于政府破案效率低，而是因为政府也是案件中的一个角色。

最近马官方又承认飞机失联后曾两度用卫星电话与飞机联络，此事与拖延公布飞机折返信息联系起来，又不免让人猜想马当局与控制飞机者之间可能有过谈判；若真有过谈判，马当局承担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就该是天文数字级了。马当局否认自己曾和控制飞机者搭上话，也许这是事实，但一般来说，一个有过不说真话记录的政府必然会有这样的代价：当它被迫说真话的时候，民众也未必会相信了。连中国电影工作者章子怡都发声说“马来西亚政府你伤害了全世界，我们在找飞机，你们在找时机”。

面对种种批评，马当局显得很委屈，表示要让历史来给自己处理失联事件的表现打分，同时也警告反对党──你们别妄想借消费飞机失联事件来为自己加分。当然马来西亚当局也确实够“倒霉”的，若没有马航失联事件，它的执政状况也不会遭遇一次隆重的“国际体检”。饱受争议的马当局应对失联事件的表现，始终和饱受争议的马来西亚政治捆绑在一起。

经由一架失联的马航飞机的指引，让我们且来看看马来西亚政治棋盘上的种种风云。

从一党独大到两大政治阵营对撼

1957年，英属马来亚脱离英国，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马来亚联合新加坡、沙捞越、沙巴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李光耀曾为此发表了含泪电视演说）。自1957年起至今，该国政府一直由巫统控制。

马来西亚政体的特点是“竞争型威权主义”，也称“选举型威权主义”，其含义是当局对社会实行强硬控制但又允许有形式上的多党选举，同时又通过操纵选举来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这是当今发展中国家最普遍的一种政体，它有选举但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它一党独大但不是独裁体制。为打压反对党和控制选举结果，威权政府常常使用的策略包括：直接发放金钱来贿选选民、通过所谓“利民”政策来间接向选民“买票”、对选民和参选人进行人身恐吓和暴力侵扰、篡改选民登记册、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动用官方媒体贬斥反对党、动用司法体系使强大的竞争对手失去竞争资格等等，拿族群上、宗教上的少数群体来当作社会矛盾的替罪羊也是一个流行的选战策略，最后，威权政府还有一记狠招──“算错”选票。

普京体制下的俄罗斯、李光耀体制下的新加坡、巫统体制下的马来西亚、蒋介石体制下的中国台湾等等，都是“竞争型威权主义”的典型案例。

威权政府并不常常动用刀枪，有时它们会乐于玩一些低劣呆萌的猫腻：2004年马来西亚第11届大选之前，一家NGO发现选民登记册中有许多“错误”，例如有142位选民登记在同一个地址：一间出售饰品的小商店；有156位选民登记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幽灵”地址。这些“幽灵选民”有可能是当局操纵选举的秘密武器，须知在历届大选中，有许多国会席位是以微弱差距决出的。到了2013年年初，马当局紧急为一些贫民区的住宅外墙猛刷油漆，被熏得头晕的街坊们明白，又一场大选要来了。

当然，马当局也有一种公开、霸道的操控选举的办法，那就是按照有利于执政党的原则来划分选区（即“杰里蝾螈”现象）。反对党占优的选区的总选民数很大，最多可达10多万，执政党占优的选区的总选民数很少，少到只有数千，但这两类选区都只能选出1名国会议员。

马当局还常在其掌控的报刊电视上攻击反对派人士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国或乔治•索罗斯（他是犹太人）的钱，这种宣传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是有效的。而重口味的安瓦尔“鸡奸”案已经从第一季发展到第三季，使巫统的头号敌人安瓦尔不仅在道德上饱受攻击，而且因司法审判多次失去参政权并且入狱。威权体制下同样有许多令人恐惧的地方。

当然，只要威权政体允许了多党选举，那么它终究会因选举的存在而发生一些改变。多党选举终究是有压力的，由于反对党能够合法存在，由于选民们可以通过选票表达个人意愿，由于存在输掉选举的可能性，那么威权政体也有可能做出一些自我革新以迎合时代的潮流和选民的需求，从而慢慢地完成一场和平的政治转型。

2008年3月马来第12届国会选举出现了一场“政治海啸”，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教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夺得国会222席中的82席，打破了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其中第一、第二大党分别是马来族的巫统和华人的马华公会）在国会一直占有2/3议席的优势地位。以这场大选为标志，马政治格局由“国阵”一家独大变成“国阵”与“民联”两大阵营对撼。

2013年5月5日，马来举行第13届国会选举，民联在国会的议席增长到89席，并且在全国总得票率方面，“民联”以50.87%超过了“国阵”的47.38%。国阵只是凭借对自己有利的选区划分制度，才有惊无险地保住了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

当前马两大政治阵营的竞争格局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竞争双方的实力越接近，民众被竞相“讨好”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在大选前夕“国阵”常有过度买票行为，而“民联”也有过度许诺现象，但随着选民们政治智商的逐渐提升，双方比拼的重点还是要回到长时段的日常表现上来。第二，两大政治阵营都是跨族群的政治联盟，从而促进了族群间关系的改善，抑制了右翼种族主义势力，温和的宗教、族群政策在两个阵营都成为主流。第三，基于马来西亚的联邦体制，反对党虽然不能在中央层面执政，但已经可以在地方政府执政，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执政能力，形成和平的政治竞赛局面。第四，还可以推动执政党以改革求生存。

作为改革家和太子党的纳吉布首相

2008年政治海啸之后，纳吉布成为巫统的新领导人进而成为新首相。他上台后，尝试推行政治上向社会释放权力、经济上向市场让渡权力的改革路线。纳吉布是前首相拉扎克•侯赛因之子，曾在英国留学，是典型的“太子党”。太子党有强人集权的固有倾向，但太子党办事也有太子党式的强势麻利。

2011年下半年，纳吉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幅度的政治─法律改革行动。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以新法取代“内安法”，把原先警方可以以“危害国家安全”或“危害国家经济或公共服务”为由拘留任何人，改为警方只能逮捕涉嫌“从事恐怖活动”、“颠覆国家民主体制”、“协助囚犯越狱”的人；把警方有权拘留任何人长达60天以协助调查，改为警方拘留嫌犯最长只能28天，之后被拘留者必须带往法庭面讯。

在“印刷出版法令”方面，原先印刷出版执照可在内政部长的评估下被随意撤销或冻结，现在法庭有权审核内政部长的这些决定。原先在决定吊销或冻结印刷出版执照之前，执照申请人无陈情权，现在有陈情权。

在“和平集会法令”方面，原先5人以上的集会游行都需警方发出的准证。现在在一些指定区域集会无需事前通知警方，在非指定区域的集会，主办方也只需递交集会通知书给警方备案；原先警方被允许使用武力来解散集会或逮捕任何拒绝解散的人，现在集会时警方在现场的任务是指挥交通和维护秩序。

在大专生参与政治活动方面，原先大专生不可参加、同情或支持任何社团、工会、政党，现在大专生可以成为任何政党成员和任何社会团体成员。

上述改革都扩大了马来西亚公民的政治权利。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马来西亚亦有“朱槿花革命”的苗头，纳吉布通过政治改革改善了马当局的国际形象，有利于马与其它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使得马当局可以骄傲地面对新加坡，因为后者仍然有“内安法”。

纳吉布还试图削减庞大的马公务员队伍并改革其薪酬制度。马公务员人数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是东南亚国家中最高的，供养这批人已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但公务员及其家属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大票仓，因此此项改革并未认真执行，在2013年大选之前，纳吉布还为全国公务员发放了丰厚的花红。

在经济发展方面，纳吉布的主导思路是增强私人企业活力，提升经济效率，发展高新科技，创造新的财富来源，为此纳吉布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创造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推动经济的自由化，消减垄断和马来族的经济特权（但这一条这几年基本没进展）。

2013年5月，纳吉布经由大选获得了组织新一届政府的权力，在巫统保守势力的环绕下，他会继续向前改革还是会向后退缩，都不得而知。

政治棋盘上的城乡断裂

近年来，马来西亚社会要求制衡威权，乃至要求“换政府”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这与城乡选民结构的变化有紧密的关系。尽管巫统方面把执政党2013年大选差点翻船归咎于华人选民的“造反”，但更多的中立意见认为，这次大选反对党总得票率超过执政党的原因是城市人口和中等阶层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他们拥有活跃的信息生活，高度关心腐败、良治、生活品质，在族群、宗教议题上持温和立场。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把城市中等阶层看作是马反对党的主要政治基础，而执政党的主要政治基础除上层权贵、公务员之外，在选民票上更多地依靠乡村马来族和乡村土著。

城市选民对一人一票制度怀有高度的期望，因此对选举是否干净公平非常敏感。自2006年始在首都吉隆坡已发生3次要求“干净公平选举”的公民集会，2013年大选期间吉隆坡成立了“大选人民法庭”，该法庭公开听取任何人关于操纵选票、买票、恐吓、幽灵选民的举报。

但就笔者亲眼所见，乡村马来族比较愿意接受国阵用现金“买票”的做法，由于平时收入低，这些买票的现金对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颇有帮助，因此城市选民热衷的“干净公平选举”运动，比较难得到乡村选民的呼应。

城市选民也高度关注环保问题，与国阵以GDP为中心的亲商政策有冲突。但在乡村，民众的环保观念相对淡薄，例如在莱纳斯稀土议题上，许多乡村马来人支持建稀土厂，不理解反对党和城里人为何反稀土，因为手机都是稀土制造的。

2013年大选结果显示了马来西亚一定程度上的城乡断裂──城市选民多支持反对党，乡村选民多支持执政党，这种政治格局与泰国非常相似，但又是有所差异的：泰国人口的城市化率较低，所以他信阵营可以轻易凭借在乡村选民中的影响力和乡村选民在人数上的优势，战胜泰国的城市中等阶层；而马来西亚的城市化率较高，反对党占优势的雪兰莪、槟榔屿、吉隆坡都是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反对党依靠城市选民已经可以和执政党打个平手。

由于存在靠选票和平赢得执政权的可能性，马来西亚城市中等阶层的政治心态更从容一些，不像泰国城市中等阶层那样绝望中更趋向于偏激。

不过，不能把马来西亚政治棋局简单地看作“城乡之战”。首先，执政党也在一些城市选区获胜，特别是公务员、警察选民较多的选区；其次在城乡之间还存在一个广阔的“半城市地带”，在这个地带执政党仍有细微的优势。另外“城乡之战”的说法也容易把城市选民和乡村选民刻板印象化。马来西亚大规模城市化是近30年来的现象，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城里人仍存有乡村的传统政治理念；而信息网络在乡间的逐渐普及，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乡下人拥抱现代政治理念。

另外从反对党的政治策略来说，把自己包装成“城市中等阶层政党”会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尽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1%，但不均衡的选区划分使纯城市地带所分配到的国会议席只占总议席的29%，，而乡村拥有的国会议席数量很大，反对党必须既是“城里人的党”也是“乡下人的党”才有机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还值得一提的是，城市街头集会和城市选民在网络空间中的活跃很容易被外界注意到，具有一种放大效应。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还普遍存在一个在街头政治和网络空间里都不活跃的庞大的“沉默人群”，在投票倾向上他们有自己的理性计算，并不一定会附和时尚的政治话语，也可能拙于政治表达，但投票时他们一定会来──或者由于忧惧，或者由于感恩，或者由于自己已经固化了的价值观。

政治棋盘上的世代冲突

为什么会发生“阿拉伯之春”？世代更替是一个可以提供解释的视角。信息时代里的代际关系既疏离又紧张，并且一个“世代”所代表的时间长度也在逐渐缩短，但是威权体制有其固有的理念惯性和行为惯性，难以对信息时代的年轻世代产生吸引力，产生冲突反倒不奇怪。阿拉伯一些国家近年来的政局突变，除了可形容为利益群体间的冲突、部族间的冲突，也相当程度地具有“世代间冲突”的性质。在信息时代的年轻世代中，自由主义价值观是普遍的潮流，并且他们通过活跃的网络讨论清晰地知道这是一个潮流，由此他们也越来越敢于挑战威权。

2013年大选期间笔者曾多次进入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伊斯兰教党（以上为反对党）和巫统、马华公会（以上为执政党）的造势现场，对现场各政党的积极分子的年龄做了不完全的粗略了解：若是拿民主行动党与马华公会两个华人政党比较，前者中的年轻积极分子更多。若是拿公正党与巫统这两个马来族政党比较，则双方年轻人的数量差不多，不同的是前者的年轻人多来自城市，后者的年轻人多来自乡村。在柔佛州的乡镇上，笔者常常见到一长列打着巫统旗帜鼓噪而过的摩托车队，车上都是十几岁的马来族青少年，也看到他们拿着“活动经费”集体到餐馆吃喝。

在城市里，年轻选民多参加反对当局的政治活动。不过，虽然他们都反对“国阵”，但他们并不一定加入反对党。参与社会运动但不一定介入政党政治，这是马年轻世代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即便反对党在下届大选中获胜，这些年轻人可能仍然会扮演反对、监督的角色。

2013年大选中，年轻的“首次投票族”是一个热门话题，他们占目前总选民数的30%，但他们并不是一个政治倾向完全一致的群体。马来亚大学民主与选举中心在大选前的一份民调显示，有48%的首投族还没决定投票支持哪个党，同时选委会发现在420万有投票资格但并不打算去投票的选民中，也有70%是年轻人。这表明马来西亚的年轻世代在政治上更为独立、务实（相比之下中老年选民会比较一贯地成为某个政党的选民），同时年轻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上的逍遥冷漠派（但也不排除他们会机会主义地玩票一下政治）。

亚洲基金会2012年的一份民调发现：尽管“国阵”在反腐败反朋党方面糟糕的成绩会使年轻支持者流失，仍有相当部分的年轻选民虽不喜欢“国阵”的执政风格但相信它在解决就业、通胀、福利等方面仍然会比反对党做得好。反对党国会议员刘镇东也认为，大多数年轻选民不会固定地忠诚于某一党，而是会精细比较各党的政策主张；不过有一个趋势对巫统不利：过去巫统在乡村靠 “十户一长”来绑紧选票，可是经济发展改变了马来族的寓居形态，他们散居于城市，使得老式绑桩手段已不现实。

对于年轻选民的争夺日趋激烈。“国阵”拉拢年轻选民的措施包括为购买廉价手机者提供补贴、提供某些免费教育、大幅度降低车价、提高最低工资、压制房价等等。2013年华人春节期间当局还请来韩国歌手“鸟叔”到槟州为执政党站台，不过槟州的年轻人享受了“鸟叔”的歌舞后仍然对“国阵”说“不”。

年轻选民往往也是社交网络的活跃用户，而第13届大选也被称作是一场“社交媒体大选”。各政党领袖都开设了社交媒体账户以扩大影响力，据统计，在Twitter上3位反对党主要领袖的粉丝加一起也只及纳吉布粉丝数的1/3，不过反对党声称纳吉布有许多“僵尸粉”。纳吉布在社交媒体上还屡屡发表批评保守、贪腐的言论以迎合年轻人，这导致纳吉布比他领导的政党更受欢迎。

年轻选民还往往有愤世嫉俗的倾向，这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刚刚步入社会，普遍收入不高，但他们对生活品质有不低的要求，因此对政府腐败、社会不公平有更强烈的抵触情绪。但与父辈相比，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相对较好，这又使他们较缺乏挫折考验，抗压能力较差。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那位失业后当商贩又遭女警掌掴继而自焚的年轻人，可以说当今世界年轻世代敏感、脆弱心理的一个象征，这种敏感和脆弱，又随时会成为点燃反抗威权体制大火的火星。

为满足年轻选民的种种诉求，马来西亚的威权政府不得不提升社会的信息化力度和教育水平，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但这些对策的后果要么是给自己制造更多的反对者，要么是使自己不堪重负，从而发生时而滥发福利、时而滥收税费的来回摆荡现象，但是人们往往只会记住政府滥收税费。

竞争型威权政体的今后走向

由于马来西亚选民的城乡结构、世代结构趋向于对执政党不利，这就逼迫执政党改进其选战策略。2013年“国阵”的选战策略主要包括：以纳吉布为中心的“总统型选举”以及他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政纲；控制媒体（涵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训练一万名“国阵网络兵团”；向关键群体撒钱买票；通过恐吓来催票，特别是向马来族群渲染非马来族群执政的可怕前景；派出有希望获胜的年轻候选人以显示国阵也重视改革等等。

这其实是一个竞争型威权政体在新时代的常规动作──由铁腕建立统治转为向民众购买支持，由命令转向说服（其实口头恐吓也可视为一种另类的“说服”，总比用刺刀恐吓要好），在形象营造上由刻板转向时尚。2013年在马观摩大选期间，每当在电视上遇到纳吉布以“超龄青年”身份、以敦厚迟缓的身姿笨拙地演绎种种政治“小清新”，笔者都忍不住想说：赞！

反对党的选战策略则是“全清新”式的。他们的卡通式的UBAH鸟已成为一个火辣的政治Logo,他们的“超人”丘光耀（曾就读于广州暨南大学）以港式粗口在群众集会上老少通吃，2013年5月5日大选投票日傍晚我遇到丘时，他正在享受大选前“绝食半个月”的最后几分钟，人人都想和即将结束绝食的“超人”合影。丘前几年旅居广东给资本家打工时处境有点憋屈，是政治作为一种创意密集型产业使他的才艺空前爆发，这种平民“超人”英雄在“国阵”那边是找不到的。“国阵”选前也曾很笨笨地努力举办过大选口才培训班，但效果不彰。

“国阵”控制传媒，“民联”擅长传播，资源不平等的两边于是势均力敌。笔者曾在一个城郊地带分别旁听了“国阵”的马来族集会和“民联”的马来族集会，经由翻译转达，“国阵”的发言内容集中在表扬政府和提醒“变天”的可怕，“民联”的发言内容则着力于愤怒与搞笑。笔者相信幽默是社会运动的一把利器，也是信息时代热爱自由的年轻人之间的粘合剂与族群特征，而敌视他们的人往往缺乏幽默感。

大选造势集会常常会有歌曲环节，不同政党在这方面也有各自的本帮特色：执政党的会场常有民族风与进行曲，反对党的会场则常有愤怒的摇滚乐，这种集会音乐上的不同趣味让在现场的我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离开中国。唱歌、搞笑、说理、结社、投票、非暴力地竞争，这是消解威权最理想的方式。并不是所有威权之下都能这样代价最小地消解，但在马来西亚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纳吉布政府取消“内安法”和修改“集会法”，当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从命令转向说服，威权政体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已经在那里了。

当然，任何威权体制都有其惯性，更不用说执政已逾半个世纪、已被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绊住的马来西亚威权当局。威权政体的惯性诉求，就是要让威权长期、永远存在；同时威权政体又往往是以不公平的政治、经济资源分配来织造权力结构的，下台就意味着被清算（哪怕是非暴力的），所以就更要抓住威权不放；另外竞争型威权之下执政集团往往要靠纵容歧视与仇恨，靠分裂社会、分而治之来维护统治，这套过去行之有效的统驭术，威权政体也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因此，考察马来西亚威权体制的走向要有辩证的眼光。威权有历史惯性，政治转型尽管已经启动但仍需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过政治转型一旦启动也会有它自己的惯性──启动了，想停下来、想后退也不会那么容易。

回到马航失联这个问题上，当马航CEO、马政府代理交通部长、民航局局长、马来西亚总警长每天一次出现在记者会上随机回答各种尖锐提问，当纳吉布首相也多次站到记者面前，人们或许会想，法航失联后法国政府出席记者会的阵容也不过如此，马来西亚在政治表象上至少像是跟得上时代了。但马航事件发生后的3月11日，马来西亚当局仍然在援引源自殖民地时代的“煽动法令”指控一位印度裔反对党领导人，这就让人搞不懂马来西亚威权当局究竟真正生活在哪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