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89年推倒柏林墙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斗争相比，泰国当前的政治对抗显得平庸而冗长。柏林墙下的政治斗争显示出一个两极化的意识形态格局，显示出一方奉行暴力统治而另一方坚持和平运动的政治策略差异；泰国街头的政治对抗双方则差不多共用相同的“争民主、反独裁”意识形态话语和相同的民粹主义政治策略。
柏林墙下的政治斗争是因为对垒的两方在属性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泰国街头的政治对抗则是因为对垒的两方在属性结构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
2008年，泰国的首相府被淹没在一片黄色海洋中；2009年，泰国的首相府被淹没在一片红色海洋中。红衫军的斗争策略，基本照抄黄衫军的斗争策略，而阿披实政府的“新政”，也被红衫军指责为抄袭了他信的政治纲领。有所不同的是，黄衫军背后有国王、法院和军队的支持（黄色是泰国王室的象征性颜色），而红衫军背后，只有一个流亡海外的他信。但是从实质属性来分析，他信与国王之间也存在着相似性，互为镜像。
黄衫军与红衫军互为镜像
泰国当前的这场政治风波可以追溯到2006年初，当时曼谷的中产阶级发动了反对他信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在2006年9月军人政变、他信流亡海外后告一段落。但是在2007年底的大选中，亲他信的人民力量党获胜并组建了联合政府，这引发了反他信阵营的不满，于是，2008年5月，街头政治运动在曼谷重新上演，导致了他信阵营的沙玛首相、颂猜首相相继下台。由反他信阵营扶持的民主党阿披实政府上台后，他信阵营的红衫军成为泰国街头政治的新主角，同样地，红衫军“抄袭”了黄衫军的行动创意，黄衫军包围了曼谷的国际机场，红衫军包围了帕塔亚东盟峰会会场。本来阿披实政府还预先布置人力去防止红衫军包围国际机场，红衫军骄傲地笑笑说，你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可不会跟目无法纪的黄衫军一般见识。可转眼之间，红衫军就包围了在泰国召开的国际组织峰会。
泰国社会已经被撕裂为黄、红两色，但他们的的意识形态话语、旗号却是一致的，都是“争取民主”和“反对独裁”。黄衫军的政治组织叫“人民要求民主联盟”（PAD），红衫军的政治组织叫“民主反对独裁联合阵线”（UDD）。黄衫军指责他信是独裁者，红衫军则暗指国王、法院、军队是一个独裁联盟，他们高举象征着“民主灯塔”的他信照片（犹如缅甸民众高举昂山素季的照片），指责枢密院巨头是“太监”，矛头直指泰王。
黄衫军对他信的指责和红衫军对阿披实的指责都是一样的：滥用职权、金权交易、以权谋私。黄衫军与红衫军对此的即时反应都是走上街头、围攻首相府。
黄衫军与红衫军都以推翻一个当选政府为政治目标，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都反对民主。他信、沙玛、颂猜、阿披实，都是通过在国会形成一个多数席位联盟而获得执政权的，而国会议员都是经一人一票选出。或者说，黄衫军与红衫军对民主选举都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和双重标准：本阵营代表人物的当选是合法的，敌对阵营代表人物当选就是非法的。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所谓法律，都低于政治，而政治的目标，都是去维护某个人的权威，因此政治不是围绕着制度和权利来展开，而是围绕着人物的“忠奸”角色来展开，从而，政治成为了只有少数角色在台上忽悠大众的一台戏剧。黄衫军与红衫军其实都是台下的观众，他们在政治观念上甚至是同一类人，只是因为捧不同的“角儿”而穿着不颜色的圆领汗衫。
在对外政策方面，两派都比赛着谁更能坚持民族主义立场。泰国政局动荡的这几年，也正是泰、柬两国为边境庙宇发生激烈争执的时期，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都主张要用军事手段击退柬方的“无理要求”。
在对自身处境的观察方面，黄衫军与红衫军一样地牢骚满腹，都有一种被剥夺、被忽略的强烈感觉。
他信集团与国王集团互为镜像
泰国当前的政治冲突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占人口多数的乡村下层民众与占人口少数的城市中等阶层之间的冲突，一个是以他信为首的政治同盟和以泰王为首、包括军队和中高级官僚在内的政治同盟之间的冲突。尽管他信与国王的关系已经决裂，势同水火，但他们在政治属性上也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从而也互为镜像。
首先，他信集团与国王集团都奉行权威主义政治理念，对宪政民主体制都有不够尊重的表现。
泰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说是一个“烂尾工程”，国王和军队这些旧时代的、非选举出来的权威与以选举为中心的议会内阁制奇怪地分享政治权力。军队在泰国政治结构中的权力与泰王的默许有关。泰王无法单独维持其干政的权力，只能借助军队对他的效忠来对民选政府施加压力。泰国政局持续动荡的根源，除了社会阶层间的利益－观念冲突，还在于泰国军队和泰王没有严守宪政民主的相关原则，暗中越位支持民盟，使得人气已经下降的民盟仍能与政府及亲他信阵营对抗。在颂猜政府即将垮台的前夕，《曼谷邮报》分析说，泰国实际上正在经历一场由军人在幕后操盘的隐性政变。
这场隐形政变的根源，是他信以议会内阁制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损害了国王与军队的权威。据泰国媒体报道，他信不仅在军队和政府人事任免上与军队和泰王发生冲突，在公共事务方面与泰王竞争威望，而且更试图使军队国家化并失去干政权，还有传闻说他信试图取消君主制，把泰国改为共和国。他信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激进立场，既得罪了军队和国王，也得罪了深深崇拜泰王的民众。民盟的兴起，正是起于传闻他信对泰王有谋逆之举，所以民盟成员穿上了象征忠于泰王的黄色T恤，黄衫军由此成军。
不过，站在国王集团对立面的他信集团，也不是一个以自由民主为底蕴的政治集团，而是一个以他信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政治集团。他信创立的泰爱泰党通过政治交易、打压政敌、打压媒体等方式，确立了一党独大的地位；他信在泰爱泰党内则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本人是这个党最主要的“金主”（政治资金提供者）和崇拜对象。正因为如此，他信家族的营私舞弊、他信本人的滥用职权和刚愎自用，都无法得到应有的惩处和制衡，反对党力量单薄无法通过选举、不信任案、弹劾等正常的民主方式拉他信下台，只好依靠街头政治对抗这种社会代价较大的方式，和依靠军队、国王等旧权威支持的这种有违民主原则的方式来改变他信的“独裁”。
其次，他信集团与国王集团都奉行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告别君主制本来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但泰国的君主制却被保留下来，并且还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不过，泰王终究还是失去了绝对君主制下的绝对权力，只能像政客一样用小恩小惠笼络民众。政客集团的腐败、无能更使民众把国王视为他们的精神支柱，而这位国王也很聪明地扮演了这种万民之父的角色并获得了政治上的极高威望，乃至被奉为神明，他的照片被民众广泛地用来降福辟邪。
他信集团同样也注重在不下放和开放权力的前提下通过小恩小惠寻求民众的支持和崇拜，在软性收买选票方面，他信政府的成绩非常显着，30泰铢全民保健计划、让农民延期3年偿还债务、为农民和乡村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提供燃油津贴和电费津贴等等，使他信在泰国下层民众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对泰王的崇拜和对他信的崇拜，都是泰国传统政治中的恩佑、庇护制度的产物。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对权威的服从、崇拜是小民获得恩佑、庇护的主要途径，而这种内向式的政治交易被一片祥和、和谐的政治话语和伦理话语所掩盖。
在泰王身上，仍保留着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某些权威，而他信，则是一个不戴王冠的“国王”。他信集团的权威与集权统治依靠的是可以被收买的多数选票，国王集团的权威与集权统治则是依靠军队、法院、官僚体系这些国家机器。泰国的城市中等阶层民众在当前这场政治冲突中可以说是部分地迷失了方向，在反对他信的贪腐、专权的过程中不恰当地助长了国王与军队的干政。
他信集团与国王集团在政治资源、政治声望等方面的冲突，是泰国街头黄、红两军持久冲突的深层根源，因此，《曼谷邮报》的社论批评说，是对立着的政客集团正在使泰国成为失败的国家。
当前泰国政治生态的共同悖谬
泰国这场两大阵营互为镜像的政治戏剧，反映出泰国政治生态中的几个悖谬。双方表面上争的都是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威权和恩佑、庇护制度的怀旧症在发作。双方表面上争的是政府合法性，但实际上都对民选结果采取机会主义的、不守游戏规则的态度。
双方都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目标。即使把泰国的这些街头运动看作是某种程度的公民运动，它们也背离了公民运动只争权利不谋权力的基本原则。公民社会的目标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双方也都在损害宪政民主体制的权威。宪政民主应当是超越阶级的政治平台和在各社会阶层之间谋求共赢的政治路径，宪政民主的体制中不能有独大的权威，但整个宪政民主体制应当有权威（即获得最广泛的认同）。遗憾的是，在当前的泰国很多政坛大佬都有权威，包括深居简出的老泰王和远在海外的他信，唯独宪政民主体制本身没有权威。
双方都以公民自居，但缺乏理性、包容、协商的公民精神。可以说公民并没有成为泰国当前这场政治冲突的主体，而优质的民主体制应当以一个成熟、有效的公民社会为基础。双方都奉行权威主义政治理念和民粹主义政治策略。权威主义可以和民粹主义策略相结合，但却永远不懂得保护人口上的少数或社会地位上的弱者，以至于双方都有被剥夺、被忽视的强烈感觉。
综上所述，泰国当前政争的持久和泛滥，根源在于冲突双方都陷入同样的政治悖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