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7.7”、“9·18”都会让国人回头去看中日关系的历史。但年复一年的回顾历史应当有越来越多认知上的收获、认知上的进步，不能仅仅满足于重复性的、仪式性的纪念。纪念国仇家恨固然有必要，探讨军国主义的起源、本质以及如何防止军国主义再次祸乱亚洲可能更为重要。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源，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述，如经济危机和资源危机、天皇崇拜、武士道、狭隘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的本性、国家主义或国家至上主义、右翼种族主义等等。
其中的种族主义根源值得略说一下。种族主义有许多亚类型：日本式种族主义是基于自诩精神上的“高雅洁净”而不是基于某种“人种科学”，这种种族主义聚焦于在精神层面把亚洲邻国民族视为“丑类”和“垃圾”，所以日军在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时有杀俘习惯，因为俘虏在精神上不是壮烈而是苟且，相反日军对战死的对手有时倒还高看一眼。欧洲式的种族主义主要是基于“人种科学”。中国式的种族主义则基于功利主义原则：判断别的种族是优是劣的标准，主要看敌我关系，仇家属于劣等种族。
但上面各种论述似未穷尽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源。如果我们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同时是一位追求“纯正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注意到对日本扩大对外侵略战争起了关键作用的“2·26兵变”中的造反军人多是痛恨社会不公、出身社会底层的下级官兵，一条值得探究的历史幽径就浮现出来──日本军国主义与左翼思想有什么关系？
从政治光谱上来看，社会主义、底层反抗上层，大抵是指向“左”的；而军国主义的对内独裁体制和对外侵略自然是右，而且是极右，那么这“左”和这极右之间，会有什么关联？此外也有诸多史料证明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都曾颁布过包含大量社会主义内容的政纲（如限制私人资本、国有化、广泛的社会福利等），纳粹党的党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甚至还含有“社会主义”字眼，希特勒、墨索里尼早年都是出身底层、痛恨社会不公、热烈推崇社会主义的左翼愤怒青年，为什么后来他们都成为极右的战争狂热分子和反人类罪犯？
这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在人们政治观念的选择和持守层面，从某种狂热的“左”突变到极右，不仅距离不太远，甚至还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是一些重大人祸的重要起因。因此对这种观念突变现象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从狂热的“左”到狂热的右之间的幽暗通道】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欧洲传到中国，最初是先到日本兜了一个圈，才传入中国的。1882年，日本思想界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1901年，日本出现了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在此风气下，北一辉由幸德秋水引路，初窥社会主义门径，进而发展出含有他个人风格的社会主义论述。北一辉之所以选择信奉社会主义，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深感痛心：大多数国民为生活所困；窃取政权、军权、财权者，借助皇威维持其惶惶不可终日的不义地位；而国际上英、美、德、俄等国无不背信弃义……。对国家满怀忠诚的他大声疾呼：“日本之孤立诚如东海一粟之岛国。倘若误走一步，祖宗创建之国家将毁于一旦。”
如何振兴日本的国运？北一辉认为，自明治维新（按：19世纪日本式的不彻底的“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产生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大资本家、大地主和政界权贵们等上层阶级控制了国家，必须通过强力手段推翻这套体制，实现“昭和维新”。首先，他主张解散国会，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由天皇以“国民总代表”地位实施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其次，他主张限制（不是取消）私人的财产、土地、企业，超过一定限额之后就要由国家收缴，同时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国有资产。他还主张设立劳动省来保护所有劳动者的权利（但禁止罢工──这其实是一个右翼主张），私人企业纯利的一半应分配给劳动者。他还主张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政策。他的远期理想是建立一个能力进行生产、根据需要进行消费的共产社会。
北一辉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热血青年，痛恨社会道德沦丧，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强烈痛恨财阀与官僚，但他后来走上了拥戴天皇专权、主张军国主义体制的道路。这按通常的政治光谱，就是由左走到了极右；或者说，是从国内政策的左，走到了国际和国内政策的极右。
这是为什么？
首先，希望社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大规模改变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总是会不断寻找其理想快速实现的突破口，寻找其宣泄激情的政治议题和现实战场。作为知识分子，北一辉极其痛恨其他知识分子的懦弱误国，他更喜欢刀剑般的语言。但他的那些“整体”、“绝对”、“纯正”的理想主义诉求是如此急切，以至于和极权、侵略只有半步之遥。在思考如何改变社会现状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的北一辉和当时大多数日本底层人民拥有同样的迫切愿望，他并不期待有一个“社会渐进改造工程”，他要的是摧枯拉朽的史诗般的迅速改变。
当人们如此热切盼望迅速改变糟糕现状的社会，他们往往愿意在别的方面做出一些容忍（如政治上的权力集中）以确保这种变革的速度和力度。例如北一辉早年只把天皇当作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后来他觉得天皇的权威有助于他迅速改造社会，就转而主张权力应集中于天皇，颇有点像几十年后出现的“新权威主义”。在传统的东方社会，人们往往把实现社会公平的期望寄托在强悍而又贤明的领导人那里，而不是寄托在民间自己的一致努力和法治化的国家（法在政府之上）那里。
当人们觉得集中力量好办大事、觉得国家意志的统一有利于改造社会时，当人们急于迅速改变国家在周边、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而觉得任何权宜可行的方法都可视为正当的方法时，他们就往往希望一个统领一切的“伟大领袖”出来领导“整个民族”，在高效率的政府体制（通过集中权力）之下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也实现“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时候，这些怀有极度理想主义激情、观念或梦幻的人们，甚至可能会认可极权体制（如纳粹体制、天皇-军部独裁体制）和极权领袖（如希特勒、波尔布特），来实行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以及在国际间“主持正义”或“恢复正义”。
其次，北一辉和当时的日本底层官兵们的反资本家、地主、官僚的愤怒热血，为什么最后都倾注到由天皇-军部领导的集权国家向外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去？或许还有策略上和心理上的原因，即在现实中，反对资本家、地主、官僚的“革命理想”看来比较难以实现，虽然“革命”难以成功，但“理想”仍然是要的，只要能快意一回，因此这些满怀救世兴国狂热的人此路不通，便拥挤到另一条路上：通过对外战争来振兴国家、造福民众，同时通过战争来打倒“国际上的压迫者和上层阶级”──那些强权国家，总之就是要反抗压迫，国内不行就转向对外。
而全社会浓厚的忠君思想，也让发誓要为天皇而战成为一种壮怀激烈的、愉悦的精神体验。应当说，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忠君思想等等，都可成为一种壮怀激烈的、愉悦的精神体验源泉，而当它们聚合到一起时，精神原子弹就爆炸了。当时日本民间出现的国粹会、国本社、血盟团、日本生产党、建国会、勤王联盟、大日本护国会、犹存社、爱国劳动党、全大学日本魂联盟等等信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忠君思想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就是这种精神原子弹爆炸的结果，它们为军国主义的社会动员起到了关键作用。
顺便说一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民间的“血盟团”可不是只会喝着啤酒上网敲击键盘斥骂“国贼”，而是真刀真枪地去“除奸”。
【被利用和被侮辱的人们】
但是，日本底层大众试图通过军国主义路线来提振“国家命运”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路线图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
必须指出的是，造成一个国家走向专制乌托邦和对外战争的，主要不是大批狂热民众，甚至也不是一些满怀社会改造激情、满怀自以为是的正义感的左翼法西斯主义思想家，而是某些自私邪恶的政治─经济集团，它们利用民众、民间情绪与诉求（往往是左倾的、社会主义式的），来扩张自己的利益。
尽管在某些民间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论述者那里，从“左”的社会改造激情滑向右的对内专制、对外扩张政策，是有一条自觉、自恰的理论暗道相通的（正如今日中国某些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言论家或明或暗搬用卡尔·施密特的纳粹政治逻辑一样），但对于众多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的“左”的愿望（希望国家出面来解决所有的社会不公问题），是糊里糊涂地被某些集团、某些枭雄利用了，被绑上了后者对内、对外都肆意妄为的战车，并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例如纳粹体制下的德国民众，例如军国主义体制下的日本民众。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这种蓄意的思想绑架、人身绑架是经常发生的事，许多受到本国大批民众支持的不义战争就是证明。列宁曾论述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其最高阶段）是国际战争的总根源。在左翼思想中，资本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最大根源，然而当年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以大垄断资本集团为总后勤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却是被仇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的广大民众所拥戴的。
这又是为什么？
这只能说，这是历史上最黑暗、最荒谬的现象之一，即由少数人构成的政治─经济集团欺骗、利用了大多数人。固然在备战和战争期间，德国、日本都曾搞过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但那是在掠夺和奴役他国人民、掠夺和奴役本国一些被打入另册的人群的基础上获得的，例如纳粹德国也提出过“打倒资本家”，但很快收缩为“打倒犹太裔资本家”，从阶级政治转向了种族政治，而种族主义历来是大众政治中的一种兴奋剂和麻醉剂，是哄骗民众的法宝。在“消灭外部敌人”、“雪洗国耻”、“民族复兴”、“快速实现社会公平”这些宏大宣传词的诱惑下，怀有社会主义朴素愿望的民众放弃了对政客─官僚─资本结盟体制的追问，甘愿去做白日梦，甘愿去想象国家仍然还是“人民的国家”而不是“资本家的国家”，于是支持了那些本质上是为政客─官僚─资本利益联盟服务的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
但最终，那些支持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民众既没有看到国内“社会改造”、“社会公平”的辉煌成果，也没有看到本国崛起、万国来朝从而使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的壮观景象，他们被利用也被侮辱了。
【从左翼突变到右翼需要哪些环境条件？】
人们通常认为，对外族的仇视、对外国的侵略战争基本上是右派挑动的，而左派基本上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当今西方社会的反战运动和左翼思想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从左翼反抗主张突变到右翼侵略主张，确实需要一些环境因素作为前提条件。
首先，是官方实行舆论、观念的一元化，对民间的各种观念阵营实行打压或收编，使得本来具有抗争基因的左翼思想的现实政策出路非常有限，最后只能掉入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这个漏斗里。
左翼思想、社会主义尽管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对外战争，但左翼思想、社会主义往往会滑向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往往是军国主义的前奏。社会主义过于强调政府的权力与作用，对市场中人们的自由竞争有所限制。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北一辉之所以最终走向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至少与他极端化了社会主义理念中的政府角色有关。他从政府节制市场，走向了政府统制一切。
因此社会主义也需要有另外的力量来制衡其走极端。当然，亲资本的右翼政治─经济集团，倚靠强大的金钱力量，亦有可能建立强力的政府统制，对外滥行战争政策，这同样需要有其他集团和力量来抗衡。一个社会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极端思想和政策主张，但只要允许充分的公开竞争、多元竞争，温和的、不极端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终究会成为主流。
但纳粹政权、军国主义政权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喜欢限制言论空间、实行观念一元化，从而使得自己彻底地无可救药。“2·26”兵变之后，议会政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在日本基本消失，军国主义摆脱了一切羁绊。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始终比较弱小，这个国家就始终存在军国主义大发作的可能性。
其次，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生存危机。
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伤元气的德国和刚刚有点小崛起的日本也确实一度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的受害者──外国资本的盘剥、外国经济危机的输入都冲击了德国、日本的经济与民生，这时候产生一些反国际资本和“国际资本家联盟”的左派主张也是正常的，但这种左派主张处在狭隘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泛滥的大环境中，就容易转向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主张。
深重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关系历史或现实中的屈辱，是推动大众认知极端化的重要时代背景，这时候谁的政策主张最有诱惑力、调门最高、口号最强硬，谁就容易受到大众欢呼和拥戴，而洋溢着复仇、反抗史观的军国主义凭借其热血气质和美好远景，往往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一种观念主张，只要机缘适宜，它就有可能爆炸式发作。
当然，左翼自有的政治理念也需负上一些责任。左翼信奉斗争哲学，这是底层人民的天然诉求，对强权者必须进行斗争，但社会关系并不只有“斗争”这一种方式，竞争、协商、宽容都是可以且必须存在的社会关系方式。过于强调斗争、对抗，就可能会在对国内强权的斗争难以有效果时，权宜式地将“斗争”的主战场转向对外。
北一辉就是把他的左翼阶级斗争观念转换到国际关系当中去了──日本是底层阶级，欧美是地主资本家阶级，国际上的“底层阶级国家”当然有权利反抗和打倒这些国际上的“上层阶级国家”，对于依附欧美“地主资本家”的亚洲邻国，当然也可一并修理。
对国际强权、霸权当然是需要抗争的，但军国主义化了的左翼思想的目标不是要在国际社会彻底铲除霸权，而是要取代旧霸权而成为新霸权。北一辉心目中的日本，无非是要成为另一个英国或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在他的国际关系底层反抗论中，弱者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他的敌人、他的压迫者的复制品。
【马克思一句幽幽的预言】
总体上看，左派、社会主义与对外战争没有必然联系，从政治上的左突变到政治上的右，是需要一些客观条件的，也可以说，是某些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套取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利用了底层反抗情绪来动员群众，使群众盲目支持一场本质上只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对外战争。
社会主义一词的原始含义是“联合”与“共享”，代表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朴素的美好愿望，但是正如其他美好观念一样，如果走向极端化（如从国家节制市场转向国家统制一切），或受制于某些不良思想（如种族主义、忠君思想），或是迫切地强迫症式地想实现自己的“美好目标”，都可能会最终催生出对内的专制统治和对外的侵略战争。
关于战争，一般人都认为它是负面的事物。但马克思在1855年曾幽幽地说战争也有“积极”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做出了最后的判决”。或者也可以这样来看：一个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即将走向衰败的先兆，是实行大规模对外扩张政策、发动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这也意味着它准备要自杀了。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按其制度惯性必然走向发动战争，而发动战争也意味着这种体制崩溃可能性的上升。
一个国家放纵、培养举国一致的好战文化、仇恨文化，其实也是这个国家的总体制度的惯性所致，因为这个制度并不知道如何治疗自己的痼疾，就索性沉醉于这些毒品式的文化，直到“木乃伊接触到了空气”。
希望中国的未来不至于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