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之问以及生态伦理的理论自觉，分别从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理解、人类社会自我意识的反思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定义三个方面展现了同一问题不同方面的困惑，亦即表达了对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所遭遇的内生困境的时代之问。面对上述三重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以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来寻求解决之道，破除了多元文化冲突难题、人类价值虚无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缺失，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冲突论   后现代主义   生态文明

从世界历史来看，现代世界秩序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秩序将西方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部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导着人类文明的总体走向。然而，西方文明内在的文明中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长久以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虽然在科技进步、社会变革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造成了世界文明既有的多元性发展和多样化表达被长期压抑。时至今日，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世界文明秩序已然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世界将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将选择何种发展途径？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正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探索，才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是回答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答卷。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独立探索出的现代化实践新路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选择，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文明论意义。

一、西方文明冲突论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广泛矛盾与发展停滞

开启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事件，它标志着全球文明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纪元。作为一个革命性的历史转折，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从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知识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与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有着巨大的不同，“现代”概念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史观范畴。现代以前，人类社会也存在多元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等，都在各自的地理空间大放异彩。然而古典时代的传统文明之间交流甚少，并且对各自的传统习俗具有约定俗成的尊崇，政治经济等问题往往在各自文明范式之内进行有限的变革。进入现代以后，各地之间的地域限制被广泛瓦解和击破，文明交流互鉴日益加深，社会大变革时代来临，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地区的政治经济范式往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拥有更为强大生产方式的文明载体往往会对落后地区产生侵入式影响，传统文明底蕴较为深厚的后发式现代化国家也在其思想意识和文明认知上对外来强势文明有所反弹。既有的全球范围内各安其分、各行其是的多元文明发展状态被完全打破，新的多元文明发展秩序尚未形成，旧的文明秩序失去效用，由此必然会导致文明论层面的广泛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所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这段话有两层含义：其一，在20世纪以前，文明之间的关系处于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的单方向影响和支配的阶段，实际上就是指西方文明对其他一切地区文明的支配阶段；其二，在20世纪以后，全球范围内各地区文明得到了发展，以往单一文明控制下的世界秩序被打破，从而产生了文明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现代文明是西方的产物，由西方推动的全球范围的现代化发展促进了各地区文明的现代觉醒，由此形成了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开始对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挑战。这种冲突的形成具有十分客观的实践基础，然而它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而言并非坏事。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地区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具有辩证发展性的过程，从单一强势文明的支配到多元文明的现代发展，虽然在文明表达的层面产生了更多分歧，但与此同时，却在现代性的层面具有了更多的共鸣。亨廷顿看到的是：“一个在其中一些社会非常现代，而另一些则仍然很传统的世界，与另一个在其中所有社会都具有彼此相差无几的高水平的现代性的世界相比，较少同质性。”这或许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的是，现代化在不同文明中有着不同的发展进路，同时对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解决方式。现代化应在一个更具文化包容性的层面上加以广泛实现，尤其是要重视不同文化要素和思想传统带给社会发展的不同诉求和影响侧重。

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具有一种普世信念，该信念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希望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如果西方之外的国家或地区没有这种对于西方文明的接纳意识，他们就被视为被“错误意识”所误导。虽然这种信念本身就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和“危险的”，但是它仍旧在作为维护西方普世信念领导者的美国及其盟友们的坚守和努力下大行其道。然而，世界文明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即便这种多元化文明的发展趋势被长久掩盖在更为突出的政治多极化之下。正如殖民者要将全世界变为一个单一的帝国是不可能、不现实的，把人类多元文明共存发展的状态统一为一种单一文明样态更是不可能的。前者会造成社会发展的水土不服，后者则会导致价值传统的认知抵触。正确把握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文明传统的“共同”与“不同”，是正确理解多元文明共存的价值和意义的关键所在。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发展在推动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若要因此便否定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特殊性和多元价值，无疑会让现代文明的进步性意义大打折扣，从而滑向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

西方中心主义是造成文明冲突论的根本源头。与中国古代“万邦来朝”的朝贡体系所蕴含的收缩型“中心”形象不同，西方中心主义突出了一种外扩型的“中心”意志。虽然古代中国也有“中央王朝”，但是这种“中央”的理念倾向于静态的文明中心概念，它把自己视为天下的中心，对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本身不存在征服的野心与同化的欲求，并且在文明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以自身为熔炉和载体，收纳与融合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体现为一种静态的文明意志。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则与此不同，他们的中心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身的宗教传统里，将自身以外的其他地区视为蛮夷之地，并且希望把自身视为先进文明的传播者，通过向外输出革命与战争来造成更为广泛的文明征服与文明认同，本质上是一种主动的文明外扩行为。回首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的这种外扩性特质在宗教使命的催动下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传教士们以罗马教廷为中心，开始了他们带有普世理想的传教活动。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体系与西方古典哲学的融合，产生了诸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著名的神学思想家。他们以古希腊哲学为思想源泉，通过理性论证使得宗教信仰在世俗间得到了合理性加持，大大加深了宗教精神对西方文明的深层影响。虽然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们所寻求的论证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思想所围绕的核心议题却并无差别，都离不开将基督教的一神信仰以福音的形式传播到全世界。这便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宗教形式，它将宗教的普世学说与宗教滥觞的政治中心结合起来，是西方普世主义价值观和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深度结合。虽然许多现代文明论研究者将西方的普世主义归结为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持续且广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但实际上其普世主义价值观早已表现在基督徒们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福音”的信仰执着中。在历经漫长的中世纪的神权洗礼之后，西方文明最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之下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初样态，并最终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改革。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理性改造，现代西方文明具有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特征，但其根本上却依旧延续了基督教对其社会文明的广泛影响。尤其是新教成立以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与基督教在伦理价值上产生了深度结合，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价值理念和普世主义精神传统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工业全球化生产的带领之下持续扩散，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向着“西方中心主义”不断发展。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引导下，亨廷顿就认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种由文明的中心主义所关联出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并非个例，甚至在整个西方文明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主要文明体之间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稳定建构之间都被普遍地认为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关系。除了局部地区的地区性矛盾之外，由全球化所带来的全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矛盾频出。在苏联解体之前，文明的冲突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所掩盖；而苏联解体之后，除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世界坚守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之外，更深层次的碰撞还存在于各地区不同文明的文化根性与西方文明的传统意识之间的广泛碰撞。由此，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已经走入一个必然引发全面矛盾的死胡同。

如果只从全球通信、贸易、产业链和旅游增长等方面来看，那么无疑当前世界各地区文明之间存在广泛的合作，并且文明认同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正是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外扩本质，以及世界多元文明的不断发展的现实，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经济社会的各项合作披上了一层不和谐的暗影，甚至西方的文化霸权对一些地区文明的蔑视和不切实际的强行介入，造成了当前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文明冲突”。因此，所谓“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与其他地区多元文明发展遇阻的双重因素。亨廷顿对此指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文化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基于多元文明相互尊重和共生共存的价值认知。如果说西方现代文明的症结在于由其深层的信仰根基所引发的“文明冲突论”，进而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广泛矛盾与发展停滞，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出来的人类文明就是破除文化中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新文明。只有积极反对文明中心论，认清人类社会多元文明共存的现实，寻求建立不同文明之间的广泛共识，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文明冲突论”。

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解构并未就现代化及现代性问题本身给出真正的解决之道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反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为特征的社会思潮，其核心理论目标是批判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背后的现代性。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核心价值观并不具有一致性，他们或坚持相对主义、或坚持怀疑主义、或坚持虚无主义，但他们本身的批判对象却具有一致性，即模式化和普遍主义，“对‘普遍基础’的‘解构’差不多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主题”。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文明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它揭示了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所导致的理性危机和主体性危机，并提出了“现代化将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首先从人的思维高度区别于现代主义，主张一种流浪者的思维模式，其特征是否定划一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它们本身也并不整齐划一地将社会的矛盾最终归结为某一特定的“元”点，而是各有专攻地对理性、人道主义、中心化、基础论、传统史观、传统美学等进行批判和否定，“与碎片玩耍”是后现代主义的最突出特征。在现代化问题上，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们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在启蒙理性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双重加持下快速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但是却在深层的价值观念上存在着两种根深蒂固的弊端。其一，启蒙理性极端发展所导致的理性危机，它表现为启蒙理性本身的“神话”化，即启蒙理性本身是作为破除宗教神话之现代精神而得以彰显的，却在发展过程中从神话中汲取了一切原料，将自身重新“封神”，最终成为新的神话和宗教。其二，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化具有异化本质，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牢牢把握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使人的思想意识渐趋僵化，现代性本来是以人的自由为目的的人道主义，却在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的操控下变成了资本的工具和人性的牢笼，从而最终导致人的主体性危机。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就曾指出，“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东西，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外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

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在应对上述两大危机时所选取的方法论却是荒诞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选择对此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在否定之后便流于迷茫和遗失，因而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指引上并未起到破解现代性之疑难的作用。其中最具典型的包括历史虚无主义、解构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在历史虚无主义这里，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对历史观的选择性型塑，认为一切历史都参杂述史者的主观因素，因而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不是一个连续进步性的、具有真实性的客观发展过程，历史著述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史料和各种文本档案都没有客观的事实性价值，人对历史的理解依赖于不同主体面对史料时所产生的不同感受和不同体验。如E. H.卡尔就认为，“对于现在一代人来说绝对地、毫无条件地接受历史事实的卓越性、接受历史事实所带来的恩典这一信仰，是不再可能了”。由此，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既不看好历史唯物主义对过去的历史总结，也不看好唯物史观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预测。他们质疑并否定现代化的一切文明成果，否定人类社会将会走向一个更为发达的人类整体文明状态的历史判断。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造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共识的根本缺失。在另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的消解导致了对社会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的重大质疑，进而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社会伦理功能失去理论合理性和规范效用，同时，他们还认为现代的一切道德价值和规范意识都是缺失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由此产生。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者所进行的“解构”实际上是一种“非中心化”运动，否认普遍真理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进而否定一切价值。西方主流学界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有时甚至否定一切人的价值，对主体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责任意识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系统持有怀疑甚至完全反对的态度。他们试图解构一切现代文明的价值，把原本用于彰显人性的文化艺术创作视为低俗化和娱乐化的消费品，认为“构成世界的所有个体都是体验”。就此，崇高的价值理性似乎成为后现代主义生活信念的反义词，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价值解构主义最终导致社会道德丧失，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盛行。此外，还有一部分后现代主义者成为彻底的反理性主义者，他们认为现代人的思维僵化地停留且只停留在理性的层面上来理解和认识世界，这是对人性的最严重割裂，甚至理性认知本身就充满谬误。一些反理性主义者认为，人们希望通过理性来获取客观和纯粹的真理是一种幻想，理性作为检验真理的手段是缺乏基础的，尤其是无法脱离权力的打压和歪曲。另一些反理性主义者认为，以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理性与感性是错误的，长久以来理性对情感的压抑迫使人们生活在一种机械化的工具性社会中，真善美应当作为统一性的事物来加以理解，否则就是抽象地理解人和社会，是把生动的经验现实拒之门外。至此，一些反理性主义者开始全面批判理性的进步性作用，进而否定了现代科学进步以及未来技术创造和社会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在思想意识上颠覆了理性的现代化，甚至引导人们丧失对科学思维和创新思维的有效追求。

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的层面对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是拒斥的。他们对现代化所造成的模式化生存状态和异化生活方式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批判思路，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完备的建设性意见，并且其回应现代性之问的方式造成了现代性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加深了人们对现代性的误解，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个体主义的肢解和社会层面的碎片化处理，并未就问题本身给出真正的解决之道。

三、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反思很难走出非此即彼的道德悖论

在16世纪以前，西方关于生态的世界观与其他地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关于对自然的认知也处于一种普遍的敬畏状态。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还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在思想研究方面都是把理解自然本身的意义和重要性作为目标，而不是把自然作为可以利用的工具论对象，更不是要通过理性来预测自然的发展变化以便为人类社会提供生产便利。然而这种自然的认识论在文艺复兴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革命将原本具有生命性、精神性的自然宇宙观改造为“世界机器”论，以哥白尼、牛顿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开始探究生命性自然的机械性运转原理，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提出以实验的方式“拷问”自然的秘密，从而使之服务于科学革命和社会生产。由自然的生命有机论到自然的机械论，自然生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在科学主义和工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被遮蔽了。随着18世纪机械论世界观的确立，笛卡尔勾勒出了对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和医学作机械论探讨的轮廓。这进一步在思想上加深了社会生产要素对自然索取的理论基础，自然本身的状态被忽略殆尽，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产的大爆发与对自然资源的大攫取。直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以及微观粒子领域的诸多悖论实验的出现，科学界才又重新开始反思机械论的自然科学所存在的主观主义问题。从科学的思维变革反思现代化工业社会所遭遇的自然反噬，哲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宇宙不应被视为由客体组成的一部任人摆布的机器，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有机统一远比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单方面机械索取更符合客观规律。

上述以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路来反观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生态问题，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进路。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实际上，从哲学社会科学层面对生态缺席的反思也一直存在。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化大生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全球自然环境遭受了重大破坏。马克思对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恩格斯也曾对此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但是他们掷地有声的生态思想在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起到警醒作用。无论是从宏观的历史进程来看，还是从微观的生产方式来分析，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已经不自觉地危害了全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态伦理的现代性缺位已成事实。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指出，在所谓的“轴心时代”，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是以人类社会为中心的，“并且倾向于将人类视为是与其所身处的自然环境相分离的”。从笛卡尔提出要借助实践哲学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到康德“人是目的”的人道主义认知，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长期占据着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地位，自然界的一切资源则被视为任人索取和掠夺的对象。这种文明观念几乎贯穿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后几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以马克思等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批判者在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破坏自然从而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时，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等重要的生态伦理观念，但是他们这种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知并未引起现代化主导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足够重视，甚至有时被视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威胁。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的：“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直到20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生态危机已经到来。而产生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区别于传统的重大颠覆性改变。从根本上来说，如何处理生态问题的实质就是人本身作为自然之一部分如何思考和处理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客观存在论问题，它牵涉人类关于自然的价值判断，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厘定以及生态伦理道德等重大议题。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至今，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伴之而来的生态伦理在对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不断反思中逐渐显露出重要意义，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人类文明的下一站将会走向何处，哲学社会科学层面关于生态伦理的思考也逐渐具有了新的理论自觉。

现代伦理学的雏形基于哲学家对社会伦理学的充分考察。所谓的社会伦理学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道德研究，而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则被置于目的论与工具论的讨论框架之内。启蒙运动以后，人类社会现代化面对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宗教和上帝的控制之下寻找社会发展的能动性的创造空间。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被充分地释放出来以加入到现代化的生产建设中。因而在这一时期，诸如康德等理性主义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在于，人需要把对自然的使用权、改造权和利用权从上帝那里获取过来，因而哲学的理论目标就成为，要通过形而上学的先验逻辑证明神学中的上帝为自然界立法已经转换为哲学上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然而，遵循着人是目的和人为自然界立法的价值准则，现代伦理学长期忽视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环境危机的加剧，一些哲学家开始以动物权利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等观点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尝试赋予人、人类社会以外的自然生态系统以内在价值。例如，1986年美国环境哲学家泰勒写作了《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一书，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生物中心论的伦理学体系。然而他们的想法仍旧是非此即彼的，突出表现就是在抬高自然生态系统之价值的同时过度贬低了人类社会的价值，甚至一度走向人的价值的虚无主义和反人类主义。鉴于此，诺顿、墨迪等新人类中心主义者相继提出了“弱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等观点来加以纠偏。所谓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即反对一切价值仅以个人感性意愿的满足为标准，强调一切价值以理性意愿的满足为标准，在承认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满足人的主观需要的价值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系统给予道德关心、承认和保护。所谓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一方面强调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将人类自身的利益高于其他非人类事物视为自然的，它承认人类对自然环境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本质上则是信仰人类的伟大潜力，是对人类行为选择自由的限度进行再认识。

可以看到，生态伦理的理论自觉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及工业文明自身运转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是直接相关的。从哲学思维层面而言，是基于自然的有机性和生命本质的存在论重思；从伦理学的规范维度来说，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再考察。在经历了科技革命和机械化生产大爆发的短暂统治之后，人们重新发现了自身存在的生命政治逻辑。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统摄下，人与自然一度进入了一种虚幻的主奴关系状态，而人类的欲望和不受遏制的资本索取最终必然导致人性与自然的双重危机。但是，西方对生态伦理的反思受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极深，很难走出非此即彼的理论困境。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话语框架下，似乎只能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利益之间选边站，即便是经过修正后的新人类中心主义，也没有摆脱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关于生态伦理的讨论应当以辩证法的方法论来加以展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及的“生命共同体”概念，就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虽然有些学者提出过不同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时间表，但是即便从一般所认为的1500年开始来计算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端，现代化进程至今也已经走过500多年。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已经不是西方的现代化，而是各国各地区、多文明共同参与的人类社会伟大进程。现代性问题不仅是西方世界自身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它还是全世界各地人们共同关心和要去面对的现实问题。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到，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之问以及生态伦理的理论自觉，分别从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理解、人类社会自我意识的反思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定义三个方面展现了同一问题不同方面的困惑，亦即表达了对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所遭遇的内生困境的时代之问。而面对上述三重思考，由西方的现代化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仅仅驻足在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似乎难以提出彻底的解决方案。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各多元文明共同参与，群策群力，共同解决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以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来寻求解决之道，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段话厘清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特征无不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传统西方式现代化的差异和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实践的方式给予人类文明丰富的新内涵，促成了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层面的伟大创举。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了“文明冲突论”。按照文明冲突论，未来人类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是在世界文明多元发展与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之间产生的。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文明形态，它的立论之基就是反对冲突、提倡尊重与合作。在5000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是对以往现代化“旧”道路中呈现出来的人类文明“旧”形态的积极扬弃。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以“协和万邦”为基础建构作为人类共享的文明整体，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顺应世界历史普遍性的文明发展态势，以更高的社会道德标准为原则，以新的、真正普遍的社会形式“享用”既有的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努力实现一种新的世界性的普遍联合体。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求同存异”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和合共生；坚持“和而不同”，搭建文明发展的共同摇篮。它以尊重文化的特殊性为广阔发展的内在规定，不仅预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广泛可能性，更在现实中由于其预设的包容性原则而在其他文化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凸显了作为人类整体文明的共享机制，蕴含着对当前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了后现代主义关于人类文明本身的价值论难题。后现代主义在反思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滑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非但没有解决现代性的异化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碎片化的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指明了出路。对此，除了把人类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来看待，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还凸显了人本身的价值和目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内容的吸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运用，从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思想出发，关心人的生活、关切人的悲悯、关注人的命运，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这种叙事架构，使得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特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遵循“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增殖为逻辑导向，以维护少数资产阶级利益和特权为主导的文明发展原则，凭借资本对无产阶级进行极端剥削和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资本积累的同时是工人阶级的不断贫穷，以此造成了“人”的异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的现代化，坚持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是对忽视人的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积极扬弃。在理论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同时也反映了由中国式现代化所推动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再到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深层意义上映照了经济社会发展最终要服务于“人”、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坚守的文明原则。在实践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遵循以尊重人为前提的发展理念，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新，在最大意义上为人的发展提供无限可能，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关注社会道德实践，兼顾人的长远价值和现实需要，努力构造“有意义的人”和“人的有意义的生活”。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人的异化状态，以及在资本逻辑下社会结构所导致的人的不平等、不自由的处境。以人为中心代替以资本增殖为宗旨，着力消解资本的强权，扭转“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现代文明异化现象。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了西方生态伦理学关于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之间非此即彼的道德悖论。正如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为了从生态学的观点来解释经济现象，经济学家的基本观念必须修改”，而“我们所需要的是修改工作的概念和实践，使工作变得有意义并满足个人的愿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和谐的生态秩序的组成部分”。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反对任何国家、团体、个人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攫取物质利益，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要求“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论断，是对人类文明中心主义的扬弃、对生态文明的积极求索。它既不非此即彼比地站在人类价值的一方，也不过犹不及地完全站在自然生态系统的一方。同时，不同于西方文明主导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依靠环保产业、产业升级和污染转移来解决自身国内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一场彻底的生态文明建设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从道德价值上阐明了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人类与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体式的生态哲学，而且从转变生产力结构、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等一系列具体的实践维度来充分发展生态文明。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学者们曾经设想：“在未来的经济思想中，对人的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明确参照，将使这种新的科学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意味，它将涉及人的志向和潜力，将把它们结合进全球生态系统的根本基质之中。如此的一种理论将远远超越在今天的科学中企图达到的任何东西；就它的根本性质而言，它将既是科学的，又是高尚的。”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囊括了这样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

综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发展，解决了人类现代文明所遭遇的文明冲突论、价值虚无论和人类中心论，从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也为世界的前进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