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一】此文发表于2007年4月上的《南风窗》杂志，说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官场上的老三届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性格（当时他们基本上最高只干到县委书记、处长这个层级）。2012年，是老三届、下乡知青、工农兵大学生、高考制度恢复后头几批大学生们全面接掌中国政坛之年，翻出这篇旧文，对2012年中国政坛发生的一些事，给出一个参照。
【题记二】80年代中期我们进入大学时，“老三届”大学生刚刚从校园中退场，只留下一些传说供我们想象。特别地，我们得知他们“在政治上很厉害，很有手腕”。
【题记三】从“文革”动乱年代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他们，似乎注定是雄心与奸诈、公心与私欲高烈度充盈于体内的一群人。走到政坛顶端的他们，也将是内部团结最不稳定的一个群体。
【正文】
忽然想说说20世纪80年代的事。
我没有特意寻访80年代，是“它”主动找上门的。人生过去的某个片段，某个疙瘩，某个隐秘，某个谵妄，都会因某个机缘敲门拜访。譬如说，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的电话，一个过去年代的标志性人物出现在视野里，或者寻常家居生活中打扫卫生时，一件旧物突然蹦了出来。
其实从80年代直到现在，我都是懵懂而平淡地过来的。每次风潮起了，也就是小喽啰而已；草地上有敏感话题的沙龙了，也只是热心的听众之一。甚至校园生活，也是一笔糊涂账，不是因为自己忘了，而是因为当年自己的孤陋寡闻。多年以后，和老同学见面了，目瞪口呆地听着老同学讲关于大学时期的本班、本系、本校的种种秘辛，总算把读大学想寻金羊毛最后却一地鸡毛的历程，补缀得七七八八，也才知道，原来我丢失了那么多的“80年代”！老同学突然把话匣子停下来，狐疑地、怜悯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残废人。
我的残缺不全的80年代，早被零零碎碎的90年代和新世纪覆盖了。但零零碎碎的过滤完了之后，终究留下一些80年代那些粗糙起筋的大块血肉。80年代的王朔说：青春啊青春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现在已身陷“浑汤纪”的我们，向河流上游的“80年代”仰望时，又会看见什么呢？
最近有个新闻，已渐渐从媒体中淡出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因到海南岛“微服旅游”而遭遇种种不爽状况，愤而投书海南省官方。于是想起了80年代“政治小说”《新星》中的“李向南”。
1983年任山西省原平县县委书记、2000年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的吕日周是《新星》里“古陵县委书记李向南”的主要原型之一，小说作者柯云路当年是山西知青、山西作家，应当很了解吕日周，当然说不定在“李向南”这个角色上也寄托了柯云路当年的一腔人生抱负。在《新星》里，新任古陵县委书记的李向南，也是“微服”在火车站附近查访民情，而被下基层挂职锻炼的省委书记的女儿顾小莉抓来当了挑夫。当时资讯不发达，所以县委书记还可以“微服”俯察民情，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是县级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里的主角。
（笔者2012年补记：不过，也有人说“李向南”的主要原型是当时在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的Xi，他兼有老三届、下乡知青、80年代末在大学校园里、80年代初成为县处级干部等当代政坛新一代顶级群体的一些显著特征。但笔者以为，一向低调的Xi不太像性格张扬、以铁腕处事、有媒体缘的“李向南”。中国官场上其实另有一人，不是“李向南”原型，却胜似“李向南”原型，他的人生履历包括：老三届、进工厂当工人、“77、78级大学生”、80年代中期成为县委书记，从此雄心勃勃地试图实践他“郡县治则天下治”的政治抱负，但是在2012年突然折翼坠地，“新星”梦最后成为人生噩梦一场。）
《新星》1984年在《当代》杂志发表时，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6个年头。大一的时候，父亲在北京某知名文化单位供职的宿舍老大，从家里把载有《新星》的《当代》杂志带到宿舍里传看，后来又陆续带来《新星》的续篇《京都?夜与昼》、《京都?衰与荣》，把宿舍里弟兄们搞得个个废寝忘食。这位在见识上远比我们这些来自乡下或小城的土包子们深广的宿舍老大，举着杂志大有深意地看着我们，似乎预感到我们会被吸引，同时也会萌生出一些傻冒的问题，而他，当然也乐于和大家交换读后感。后来我们参加校园里的各种圈子活动时，常常会看到这种因先读（且读透）了某本书而洋洋自得的神情，这种景象在现在的大学里大概比较少见了。
柯云路的《新星》是80年代最著名的“政治小说”，我们被《新星》所吸引，是因为这本书蕴含了当时大学校园中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主流潜意识：对制度变革的渴求，对铁腕人物大手一挥廓清局面的急切期待，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英雄主义想象。
与今天的“考公务员”有所不同，80年代说到“从政”二字，意味着器宇轩昂、叱咤风云、拯救苍生，也意味着高端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意味着在掌声中开始和结束演讲，也意味着在林虹、顾小莉、黄平平（都是《新星》中的美丽女性）乃至更多的女性崇拜者中痛苦无措地选择，当然，也包括经受英雄人物无一例外要经受的磨难、嘲讽、责骂，然后像夏瑜那样被阿义打了却直叹“阿义可怜”，进而又生发出要改造落后的国民性的历史责任感。
而现在，到了大众（其中也包括阿义）和思想新锐来俯视、叹息和怜悯80年代英雄人物的时代。当媒体“要把吕日周做成一个大策划”而竞相采访吕日周时，并没有什么恭敬的心态，媒体反倒成了英雄，要来帮助逆境中的吕日周，并且深刻地俯视着吕日周身上的那些“封建政治意识”。只有广州已仙逝的专栏作家微音先生曾以颤巍巍的“封建礼仪”和颤巍巍的岭南音调对吕日周说：“你是一个难得的英雄，且受老夫一拜！”
【过渡期的“铁腕人物”】
当柯云路在小说中挥洒他的政治“理想国”或“通天塔”的建造细节时，他也意识到其中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包括对“李向南”的“新政”能支撑多久也没有把握（“李向南”在小说中就曾遭遇了“下野”风波）。以“开明铁腕”挑战旧体制和官场既定秩序的“李向南”，是80年代平民大众们期待的一个政治象征，但从80年代至今，可以说这种张扬的性格在官场主流中从来都不受欢迎，这种人被视为太会做秀，不懂沉潜，因而也无望升迁。当然，在制度机器的镟磨之下，“李向南”们也早已改变了自己的官场生存策略，在今天他们大多嘴上说的更多的是“和谐”、“稳定”和“保持一致”，忙着利益勾兑，玩着八面玲珑。
但在80年代的中国政治工具箱中，“李向南”和思想界的“新权威主义”论述，是可以就近够得着的一种体制内工具，特别地，当时正年轻的“老三届”中的政治精英分子，也很喜欢“李向南”式的从政风格和政治理念。在“文革”期间成长的老三届一代，从政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意涵是拯救而不是服务。毕业于北京一○一中学（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柯云路，把他的体制内英雄梦想，凝聚到“李向南”这个人物身上，并对“李向南”这类人做了性格上的描摹：十年动乱中认真读书思考使他们有了“俯瞰历史”的眼界，十年中在社会里的摸爬滚打培养了他们“冷峻的现实主义”。
从“文革”动乱年代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他们，似乎注定是雄心与奸诈、公心与私欲高烈度充盈于体内的一群人。走到政坛顶端的他们，也将是内部团结最不稳定的一个群体。他们受人推崇，他们也令人害怕。他们自视是亲民爱民的好人，但他们也把自己的地位摆在渴望受拯救的子民之上。他们自诩开明，但他们其实很害怕竞争，害怕人民比他们聪明，害怕人民不用再仰赖他们的“拯救”。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确实需要有英雄气质的人物，但他们不一定非得是“好官”，是有权威的“第一把手”，他们也可以是草根领袖、民意代表。并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到今天，世界潮流已经反复证明“政治强人”、“铁腕领袖”不受欢迎。
那么，作为“县处级政治强人”的“李向南”的历史价值何在？柯云路在《夜与昼》中对社会变革初期的“铁腕突破”和最终的自由民主状态做了“辩证”的论述。李向南出差来到北京知识圈里，果然有人说他其实很“独裁”、“奸诈”。李向南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如果我只是一个铁腕的李向南，而没有那些深层思想中的（正义的）社会理想和追求，那么我会由衷地憎恶自己”，“我知道自己的任务，做一个过渡性人物，我也很自豪”。这就是说，李向南他认为，哪怕铁腕是一种不民主的“恶”，它也是一种必要的历史过渡时期的“恶”。
在《新星》的续篇《夜与昼》中，柯云路为新权威政治追溯到一个源流，那就是乱世枭雄曹操。曹操凭他个人的能力和权威，“用法峻急，有犯必戮”，同时又“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活脱脱一个古代“李向南”，而曹操最终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则是后世“李向南”们所憧憬的人生高峰。在《新星》的开头，李向南决心要掀开古陵县新的一页，并且预感着一千年后，这一页还会留在古陵的历史当中。
从实验绩效角度来说，李向南、吕日周这类铁腕人物在制度转型时期的复杂实验中，是有一些价值的，他们“治理郡县”的方法，就像参数不同的“撞击实验”，可供对比借鉴，同时或也有可能，在官场上激起鲇鱼效应。此外他们的为官操守，也远在平均分数之上。我们要注意的只是这种铁腕好官模式中的人治麻醉剂。
中国复杂的社会情境，使得变革之路只能是各种有效技术、有效路径的集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下，也不可能有单一、绝对的模式。其实在80年代初，李向南的铁腕好官式的体制内变革也不是那个时代知识界、思想界的惟一选项。在《夜与昼》中，读者们可以发现，80年代初的知识精英已经分化出从激进到温和的各种派别（在小说中有“思想启蒙派”、“政府智囊派”等等，派别之间的攻击不亚于今日的“左”“右”之争），惟独现在知识圈内声名大震、专心捞钱、绰然多金的“国企独立董事”这一派，当时还闻所未闻。
在《夜与昼》中，80年代初，京城里年轻的知识精英们在俯瞰紫禁城的景山公园的亭子里严肃地讨论“中国大趋势与我们怎么办”，座中谁的讲话“有思想”，美丽女性的明亮目光就转向谁。这个经典场景在王朔小说中，多半要成为被调侃涮弄的目标了。但现在回头看，尽管当年这种讨论会的见识已显幼稚、更不具有“科学性”和“学术规范”，但研讨会上那些严肃壮烈的神情和为这些神情所感动的明亮目光，是多么难得。那个年代，已位列思想精英的男人们的头发和胡须，都是乱乱的，他们所穿着的廉价西服、破旧夹克、老头汗衫和骑来参会的破单车，也都已是陈年旧影。现在知识圈的大佬大腕们，在研讨会开场前，多半想的是要有哪几个段子、哪几个桥段，来博得全场轰动；甚至还有人，声称自己和“中南海”有关系，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来引起在场的几位富商巨贾的注意，这已相当于是在公开索贿了。
20多年来，政坛上也有一些变化，一些唏嘘。80年代的政坛新星们现在都已50岁、60岁了，爬上去的跌下来的原地踏步的，各有运命。2000年，55岁的吕日周来到他的最后的“理想国”实验地——山西省长治市，继续演绎着《新星》式、李向南式的“治理郡县”方法，包括骑自行车下乡调研，包括发动群众起来监督干部，包括激烈地批评下属和撤换干部，但已经显出一点最后一战的悲壮了。当年空降到贫困县当书记的李向南，铁腕治县，一言九鼎，还是躲不过人走政息的命运。后来，长治市的媒体总编们被吕书记逼着去批评“四套班子领导”时，长治的言路是何等的开放，可现在再去看“长治新闻网”，乡场上又渐渐太平无事了。
因为他们都只是“一个人在战斗”。
动乱年代培养起来的“冷峻的现实主义”，使得“李向南”们的政治观念仍是以如何谋取权力位阶升迁和“高效率”运用权力为核心的，但对于制度和官场，他们又具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莽撞和张扬。中国社会的文明进化来自多方面的推动：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民间社会的建构、经济领域的个人解放，以及人数不多的“李向南”们在体制内的引发的“无序运动”和结构裂变。中国今后若有巨大变化，应当是从“裂”变开始的──既来自社会结构的裂变，也来自政坛内部的裂变。
【官场上的“老三届”】
80年代中期我们进入大学时，“老三届”大学生刚刚从校园中退场，只留下一些传说供我们想象。特别地，我们得知他们“在政治上很厉害，很有手腕”。而借助柯云路的《新星》和《京都》系列，更借助此后的人生经验，我们渐渐地对“老三届”学长们有了一些具体认知。
作为和“李向南”一样的北京赴外省插队知青，柯云路在《夜与昼》中评价他们那一代“很不纯。他们头脑都很复杂，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有大量沉积。有些人很贪婪，有些人很残酷”。
在专制时代，具有英雄或枭雄气质的人要脱颖而出，只能是更专制，或者是做一个极端自虐的殉道者，或者是既专制又极端自虐（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那里也能找到类似的版本）。而“李向南”在古陵县苦行僧式的衣着，黑炯炯的眼睛，有着铁青色络腮胡茬的黑脸，筋条凸起关节粗大的铁腕，颇像苏俄小说中知识分子出身的狂热行使权力的革命政委。
其实不用说“李向南”这样的体制内人物了，80年代的体制外反叛者，也同样憧憬着未来站在天安门城楼，在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向人民挥手。
当年我们读《新星》时，也在思忖李向南不是人民票选出来的，他的“开明”究竟能持续多久？他能“开明”到让老百姓也有权可以撤换他吗？
在柯云路的小说中，年轻女性不仅是美丽的倾听者，也是尖锐的洞察者。靳舒丽对李向南说：“我觉着，中国的大权都要落到你们这号人手里，就完了。”
“为什么？”李向南有些震惊。
“你们这些老三届政治意识太重，爱搞权术，缺乏民主思想。”
李向南是这样为自己的威权政治思想做辩护的：“我经历过最不民主的政治生活，可以说是专制的历史阶段，最知道民主的宝贵。可现在，你要建设一个民主繁荣的社会，就必须革除那些封建专制的、愚昧的、官僚特权的腐败。要革除它们，除了拿出强有力的铁腕，没有别的办法。你没到过下面，很难想象那些愚昧保守的东西有多顽固……”
靳舒丽丝毫不为李向南的话所动，并且指出了社会变革的另一种路径：“少数人的铁腕并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重要的是经济领域内千百万人对（旧制度和）旧关系的批判。”
李向南最后似乎同意了靳的观点：“那时经济基础与现在不一样了，政治上进一步民主应该是必然的。”
李向南执意要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不过像他这种“爱表现”的、常冒冒失失打乱官场秩序的自行其是者究竟能在官场中坚持多久？
“本县政治”（或“本省政治”）这样的词汇，大概是柯云路的一大发明，但请注意，其中的“政治”不是指管理众人之事，也不是指众人参与众人之事，而是专属于官员们的一种以相互防范、相互厮咬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在官场上，充斥着唯恐声高盖主的惶恐，同时还得提防心胸狭窄的同僚。李向南在古陵县是个铁腕人物，率领一群县委常委坐大巴周游列乡发号施令，现场办公，施恩于民，可到了省委书记跟前，到了京都，还是处处露出了小家子气和功利、委琐的一面。
李向南从《新星》走进《京都》系列之后，小说场景从社会基层转向社会上层，他也就走入进了彻底的官场政治。他处心积虑地讨好政治老人，患得患失地在京都各个圈子中博取名声但又怕“太过”而让上级生厌，连是否与省委书记女儿确定恋爱关系，谁也没他考虑得那样一波三折。
官场是典型的等级制金字塔结构。李向南是升官还是撤职，基本上由省委书记顾恒说了算。李向南下面的干部的去留，则是李向南说了算。“好的”乡村干部、县干部、省干部能否升迁或保住位置，都要仰赖上一级的领导是否贤明而没有别的办法。《夜与昼》中有人问李向南：“如果你受到不公正的处理，你敢坦率发出你的愤怒声吗？”李向南当然不是叶利钦，他的选择是一溜烟跑到京城，请求上层人物帮忙。
8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大学校园政治中的风云人物，也有把柯云路的小说当作官场宝典来读的，这和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土包子把看柯云路小说当作游政治大观园的心态是不一样的。笔者一个朋友说他进大学的第一天，就在同宿舍某位同学的床铺上看到一本《如何发挥你的影响力》（这是当时一本从境外引进的内部读物，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同学才有这种书），心里不由得高山仰止，敬畏有加。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带着一本《如何发挥你的影响力》来上大学的18岁人注定不是英雄便是枭雄，后来那位宿舍里的带头大哥，果然成为校园学生会政治的顶级人物之一。
但已从校园中离去的“老三届”前辈们，会怎样看待这些我们所行过注目礼的80年代中后期的校园政治？他们或许会大笑起来：就你们这些东东也叫玩政治？嫩孩儿们记住，玩政治，要见血的，你们见过血吗？没有，因为你们比我们小10岁。
后来我们这一代人，政治上成熟且成名的，果然极少，当年校园政治中的多数风云人物，都纷纷到商海沉浮去了。不过其中有一位，商海浪迹多年后，忽然出山，成为都市草根民众运动的一位行动召集人，原先的“市长梦”、“部长梦”，已经不相干了。
而对于韩寒这样的“80后”来说，政治、权术、官场之类，更是遥远的话题——社会空间越来越大，官场是他们的，社会是我们的。
其实在《新星》之后《夜与昼》、《衰与荣》中，官场、权力已经不是令人羡慕的东西了。贵为千年古县古陵县的县委书记，李向南在京都这个最高官场中，心情恐怕总是自嘲的。官场已经成为一个装满酒精和山珍海味的浑浊胃袋，官场人物酒醉之后的鬼哭狼嚎和虚无感，让在座的局中人顿感从前的长年奋斗、多重性格中的机心与忍辱负重，刹那间都毫无价值。
因此官场小说可以有多种读法，例如可以作为警世读物，从中读出幡然醒悟或极端厌恶的感觉来；当然也可以作为职业训练读物来读，它们和现在机场书店里《你一定要警惕这样的下属》之类的书籍在功能上是一样的。
其实80年代的“李向南”热并没有热多久。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公众很快地由对新式官场小说的追捧，转向了对现实官场的批判，“李向南”热迅速降温，公众与官员之间的矛盾迅速增长，在大学和知识界，体制外的一些想法和冲动也茁壮起来。柯云路在写作《新星》时，其中尚有理想主义者的夫子自道，试图把小说当作思想军校，克隆出一大批“李向南”。但是到了80年代末，他突然转向了古怪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
就在那一年，我们也猛然惊觉：80年代戛然而止，甚至来不及向它告别。来源: 《南风窗》200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