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后期形成的现代古典学曾长期占据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在古典史学领域，修昔底德几乎被奉为至尊，受到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的广泛赞誉。然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创伤后，古典学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日益受到批判。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古典学的衰落，修昔底德“探求真相、客观记述”的形象也随之饱受质疑。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解构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所信奉的鼻祖修昔底德来改变现代史学的研究范式、标准和价值取向，这一转向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值得进一步讨论。
修昔底德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
197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古典学家康纳（W. Robert Connor）在《古典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者修昔底德？》的文章。在文章一开头，他便指出：
十多年前，一位新的修昔底德开始出现。那位更老的和更令人熟知的修昔底德——科学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智者们和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学生，“掌握并应用科学方法的原理如此成功，以至于他的著作成为了标准的表达方式”——仍能在老一辈学者那里见到。但现在，特别是从年轻一代的古典学者那里，经常出现非常不同的修昔底德研究，声称他与先前的那种形象几乎截然不同。
如果修昔底德此前拥有的是一副冷漠、客观的科学实证主义旧面孔，那么他的新形象则是一位充满激情和热望的艺术家。这位“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深具强烈而复杂的情感，并决心向他的读者表达这种情感，哪怕这种表达会冲击原先的传统观念和语言形式也在所不惜。
这种剧烈的转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康纳认为，当时的冷战（尤其是越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说，此前的修昔底德研究建构了一位“奥林波斯的修昔底德”，仿佛《荷马史诗》中的神明一般，站在奥林波斯山巅俯瞰人间的争斗，对战争的痛苦保持遥远的距离，对参战的双方都持中立的立场。随着冷战的推进，新一代的古典学者需要一位新的修昔底德。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具有了更接近现实的意义。修昔底德亲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并能够清醒和理性地看待这场浩劫，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不是冷漠和置身事外的，而是充满了对苦难的体认与思考，并有技巧地将其传递给读者。这是“后现代主义者”修昔底德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
当古典史学遭遇后现代主义
1973年，古典学者亨特（Virginia J. Hunter）出版了《修昔底德：巧妙的记述者》一书。与康纳在4年后发表的评述性论文相比，亨特的专著试图更为彻底地颠覆了19世纪西方学术界塑造的那种修昔底德形象。亨特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些经典片段后指出，修昔底德的叙事之中存在着某种范式，这表明他是对历史有了一些成见之后才去收集相关事实的。亨特认为：
修昔底德的“事实”不能与影响它们的纲要或模式分开考虑。因此，“真相”不仅仅是行动，而是遵照一种合乎逻辑且有意义的模式的行动（他笔下的话语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比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那些关于历史、历史进程和历史学家目的的先入之见……他对超越人类的力量和历史进程的思考属于一种观念，如果这种观念不是宗教的，肯定也是接近于形而上学的……如果客观意味着不允许有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哲学观点还是其他观点，那么修昔底德肯定是历史学家中最不客观的。
亨特明确说，她对修昔底德和历史学的看法受到此前康福德（Francis M. Cornford）、柯林伍德、华莱士（W. P. Wallace）和施塔尔（Hans-Peter Stahl）等学者的影响。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对于修昔底德历史写作客观性的质疑并没有成为西方古典学界的主流话语。早在1907年，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康福德就出版了《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率先挑战19世纪形成的修昔底德研究范式，将它们称为“现代主义者的谬误”。康福德认为，修昔底德并不具有科学概念，他对人性的看法源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理论，他的历史写作其实是选择和整理当时的事件填进他的叙事模式中去。不过，康福德和他的观点在此后多年都饱受批判。例如，美国古典学者洛德（Louis E. Lord）在1945年出版的《修昔底德与世界大战》一书中就称，在英语世界里，康福德的《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很可能是修昔底德研究领域内“最差的书”。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亚非拉殖民地的独立，以及欧美社会自身遭遇的危机和动荡，西方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古典学家罗德（P.J. Rhodes）点明了修昔底德研究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向的深层次原因：“我们的世界正充满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传统的古典学术和教育确立的理念和规则无法再用来解释当时正在变化的世界。于是，新一代古典学者对其产生了反思和批判。针对历史学能否做到纯然客观、中立的质疑就暗含着对于原先古典史学范式的挑战。修昔底德成为新、旧古典学者争论的焦点是这一思想转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反对“现代主义者”的康福德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呼应。他的观点不再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而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从追求“史学规范”到解读“文学体验”
1984年，康纳出版了专著《修昔底德》。在该书“导言”中，他再次回顾了此前20多年内修昔底德研究领域所发生的转变。他总结说：
在20世纪60、70年代，我们失去了大量东西，包括许多关于修昔底德、客观性和历史写作过程的旧的确定性和假设。……然而，我强烈怀疑，相比我们知识观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国际事务的变化。……当我们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我们感觉我们已经遇到过修昔底德。我们浏览他的文本，遭遇寂寞、孤立、不断与困难作斗争、被痛苦的强度所压倒，这改变了我们。……“客观性”，或者避免明确的判断，是一种技巧，而不是一个目标。这种技巧将修昔底德的著作与许多古代的演说术区分开来，提醒我们它与现代小说的相似之处。
后现代主义者为了反对现代性带来的标准化和中心化，倡导所谓的“多元化”，不断对客观主义史学确立的规范进行批判，同时解构了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推崇的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他们矫枉过正地认为，历史“并不存在于那里”，而是只等待被发现和书写。因此，他们将修昔底德重新建构成一位充满修辞技艺与写作策略的“历史文学作家”，而非历史客观真相的调查者。对修昔底德的研究范式也从追求标准化的“史学规范”转变为解读个性化的“文学体验”。随着这类“激进”研究的展开，关于“修昔底德是一位小说家、修辞术作家、不诚实的新闻作者”的论断不时出现。
冲击过后的新取向
然而，正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元国所论，这种怀疑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退潮，此后西方学术界对修昔底德的认识又再次深化。1994年，罗德在《希腊和罗马》杂志上发表论文《为希腊史学家辩护》。罗德折中地认为，修昔底德虽然不可避免地有他的偏向性，而且想要说服他的读者，但他仍然在努力确认真相。罗德强调了这一点：
修昔底德不是一位中立的学者，而是一位来自显赫家庭的雅典人。他在战争中担任将军，并因未能避免安菲波利斯落入斯巴达人之手而遭到流放。如果像这样的人都能写出一部中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将是一个奇迹，而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写。他以权威的方式引导读者去看他想要给他们看的事情。……当一位历史学家宣称他努力查实真相并提供一种可信的说法时，他所说的不是老生常谈，而应当被认真对待。即使在我们可以核查的地方，修昔底德也不都是精确的；而在许多我们无法核查的地方，修昔底德肯定还有其他错误。但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想尽量获得准确的事实，而且在大多数时候他确实获得了准确的事实。
罗德的观点代表了现今西方古典学界的基本共识。这使得修昔底德可以继续保持伟大史学家的地位。但经过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后，古典学再也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在最近三十年中，又有一批古典学者运用叙事学（研究作者的叙事技巧）和接受史（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等新方法研究修昔底德，获得了新的研究成果，比如，鲁德（Tim Rood）所著《修昔底德：叙事与解释》（1998），哈罗（Katherine Harloe）与莫理（Neville Morley）主编的《修昔底德与现代世界：从文艺复兴至今的接受史、再阐释与影响》（2012）等。这些也可以算是在这一冲击后所开辟的新路径，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