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 著
吴万伟 译
生命本就苦短，文明人将自己的才智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令人费解。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n），《月亮与六便士》1
后现代主义是反生命的异端邪说：文化/社会的巴尔干化、边缘僵化的抽象、道德/精神瓦解、心理功能障碍、心理错位、理性分叉进入非理性和消耗自我的毁灭、社会/政治受虐狂、专制施虐狂、膨胀的科学主义、渴望下次高潮的犹豫不决的生活等，这只是描述西方民主国家里管理后现代行政机构的精英的词汇。
对细节最低限度的关注显示了激进化的不动脑筋机械行事者的生活是通过自我服务的矛盾模式定义的，这种模式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反乌托邦兔子洞，掉进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曾经是从体验中寻求感觉和滋养心灵的对话艺术已经变成了空洞无物的闲扯，变成了空虚无聊的文化和社会的玩物。
侵蚀道德的兔子洞导致了又黑又深的文化毁灭环形洞穴。简而言之，没有思想的放纵情欲的感觉主义正在快速将人们送回到史前部落主义时代。
幸运的是，时间最终如冒泡一样将真理传送到表面。要是我们有时间来计算最终成绩就好了。宣称上帝已死在后现代性中一直被时髦人士当作时尚热点来拥抱。从历史上看，很多批评家将上帝已死的观点归功于尼采（Nietzsche）。如果考虑到尼采认为启蒙是杀死上帝的凶手，这样说算是是正确的。接下来呢？“我们自己一定不要成为上帝吗？以免表现出配得上帝称号的样子？”
上帝已死最终给人带来了本来加在上帝身上的辉煌幻觉。但是，痛切地观察到人类生存状况的人早就挽回了面子，他们认定上帝已死的真正罪魁祸首是马克思的激动人心的魔鬼崇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永远尊崇的马克思正是利用了启蒙之后的文明危机，为的是追求个人利益和平息他对世俗的、此时此地的弥赛亚式权力争夺。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是比机会主义者的、蛊惑民心的马克思更深刻和思想上更真诚的思想家，他明白“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会被允许”。后一种认识已经让相对主义和激进的怀疑主义成为令人着迷的醉人春药。
但是，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带来世界末日论调的那些控制行政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变体最终的决定是什么？厌恶人类的马克思最仇恨的究竟是上帝还是人？
伴随着上帝已死到来的是人被神化。奉若神明的后现代人相信自我就是宇宙的主宰，是法官，是陪审团，最重要的还是行刑者。是后者将西方文明送上毁灭之途，给我们带来没完没了的暴力，这最终以地球上的大灾难为终结；人们自相残杀，西方民主国家的行政国家让公民变成国家的敌人。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方法是有思想、有善良意志的人战胜激进的狂热分子。
对上帝的仇恨开启了后现代人的自我厌恶，因为它让激进化的后现代人在矫揉造作的自我膨胀意识激励下就像神话传说中受到惩罚背负天球的大力士阿特拉斯（Atlas）一样把整个世界的重担都放在自己肩上。
寓言时代
最需要寓言的社会也是最不愿意接受寓言的社会，对于这样的老生常谈，很少人会觉得吃惊。对于潮流的畸形变化，我们已经不再感到吃惊，这种能力的丧失说明了我们已经进入拒绝真相的时代。
后现代人拥有伴随着施展自由意志而来的审美、德性、快乐，还有对基督教的恐惧症，在施虐狂的管理国家却显得悠闲自如。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说，我们拥有的文化就是我们应得的文化，这个评估是正确的。当寓言作为反映道德和精神已经被掏空的人类生活的镜子时，谁需要寓言呢？
把头脑虚空者送上台掌权，你们已经将道德精神破产的红色圆圈画完整了，最终必然催生暴力。因为，极权主义居民最最看重的只有权力。
结果，后现代社会党管理国家发现，有必要创造极权主义道德败坏的代理人来调适源源不断的管理混乱。
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圣经道德故事，那些需要反动派材料的人宣称他们是自我放纵的世界末日前的左派。在阴曹地府与冥王（Pluto）一起统治也比拥抱救赎性的谨慎和美德等价值观更好。
有思想的人会问，西方文化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开始反对自身的呢？如果留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大部分人可能满足于这样的信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善于适应的人接受和适应人类现实的局限性。难怪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轨迹对于我们当今理解西方价值观的消解极其重要，而且非常及时。
关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反对西方文化的永久好战性，没有任何东西是天生的——也就是从有机体角度看是智慧的。他们的敌意和对抗性源自一种病态，它是对人类现实的仇恨而滋生的功能失常，相信自己有资格得到他人的关注，根本不管才华、成就和道德/精神救赎等品质。
解构主义：雅各·德里达、马克思主义和定制套装
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大师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进来了：“至少在我的眼中，解构主义从来没有如激进化一样的意义或兴趣，也就是说，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哪个传统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精神。”2
至少，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德里达在其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和西方文化的指责抨击更是随要随有的。德里达宣称解构只是把目标定在解构西方价值观。
解构主义开始于1980年代，当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很快扩展到颠覆西方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文化战争。它确认了有关确定性、知识、身份认同和真理等传统观点只是指代其他词汇的词。解构主义呈现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糟糕透顶的观念“根本没有宏达叙事。”
简单地说，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传统道德、文化和任何可能被认为属于过去的东西的狂热的核心。否则，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能够编造新人呢？
1989年在西北大学，当我坐在学界宠儿和演讲嘉宾雅各·德里达面前，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昂贵的、精心定制的灰色套装和闪亮的紫色领带。我对比了这位法国喜欢锦衣玉食者（bon vivant）的外貌和学生贷款；我私下里忍不住笑出声来，它持续不断地暴露出“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的思想诚实和真实世界的隐含意义。
三个小时后，我离开了德里达的讲座。德里达的傲慢自大使他没有认识到，在试图从无意义中制造意义时，权宜之计是最好的行动。
第二天，另一个研究生告诉我，德里达一共讲了六个小时。我猜想，这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独裁者的傲慢自大十分相符。
德里达的学界追随者被认为是一种崇拜。崇拜通常情况下必须拥有狂热追随者所认定的魅力领袖，但在传统哲学圈子里，德里达被认为是江湖骗子、冒牌货，是试图颠覆知识的非理性的先锋支持者，是光着身子的皇帝。
金钱对于德里达的意义有多大呢？对已经变成富豪的他来说，金钱丧失了“固定的意义”吗？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耶鲁大学和其他培养精英的名牌大学为这位风格独特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大笔大笔的金钱。1987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为他的一门五周的课程支付了三万美元。如果我们解构那些美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每周六千美元，每天1200美元。
注释：
1 W. Somerset Maugham， The Moon and Sixpenc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19)， 24.
2 Stephen R.C. Hicks， Explaining Postmodernism： Skepticism and Socialism from Rousseau to Foucault. Ockham‘s Razor Publishing， 2014)， 5.
译自：Postmodernism， Harbinger of Apocalypse by Pedro Blas González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articles/postmodernism-harbinger-of-apocalypse/
作者简介：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Pedro Blas González）佛罗里达迈阿密海岸巴里大学（Barry University）哲学教授。1995年在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冈察雷斯博士出版了很多有关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乌纳穆诺（Unamuno）著作如《乌纳穆诺随笔》、《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新人的胜利》、《主观性、个别性和自主性随笔》、《作为激进现实的人类存在：加塞特的主观性哲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