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理性主义危机下，瓦蒂莫提出了以海德格尔诠释学和尼采虚无主义为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解释意义的弱化强势、绝对真理的“弱势思想”，并试图通过“扭转”来实现从强势理性走向历史性、具体性的转变。瓦蒂莫不完全抛弃理性，反对典型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和绝对的多元主义，从而走出了一条非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之路。
关键词：瓦蒂莫；弱势思想；后现代主义
意大利著名诠释学哲学家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以其“弱势思想”而闻名世界，面对现代理性主义危机，他植根于解释的视角，而不是真理的拒绝和主体性的死亡，试图通过“扭转”来实现从强势理性到历史性、具体性的转变，从而实现一个新的、弱势的真理表达，走出不同他人的后现代主义之路。
一、现代理性主义的危机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理性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是文化结构，都带有理性化的标签。
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期具有深刻影响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大利文化吸收了后结构主义思想，理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拉康、福柯、德勒兹、利奥塔等人为整个意大利对理性和真理观念的质疑过程开辟了道路，为欧洲虚无主义的时代背景奠定了基础。此时，瓦蒂莫作为研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家以他的弱势思想在哲学界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理性主义的危机从何而来？在瓦蒂莫看来，其一，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是以贬斥、压抑人的非理性、情感和意志为代价的。其二，人们置身于工具理性的控制之下，人的精神文化也被科学化和理性化了，人则变成了科学的对象、理性的奴隶。其三，理性主义具有绝对性，认为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而一旦我们运用理性掌握了真理，那么这种真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同等的力量，永远不能被推翻。在瓦蒂莫看来，康德之后不再存在着稳定和普遍的理性，文化的多元性突飞猛进，尼采提出的对康德的异议，以及实证主义的出现，打击了康德主义。
瓦蒂莫认为，关于理性的危机，意大利的话语仍然对形而上学抱有太多怀旧之情。它没有认识到遗忘存在或“上帝死了”经验的全部冲击力，而后者正是海德格尔和尼采对我们的文化宣告的东西。面对这种危机的出现，瓦蒂莫希望一种能够以暗光表达自身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试图通过科学、技术的成功，重新发现那个被形而上学忘记了的原始、真正的存在，而是再次追踪、召唤耗尽了的、弱化的存在。在欧洲虚无主义的大背景下，瓦蒂莫主张严肃地对待哲学虚无主义。对瓦蒂莫而言，虚无主义哲学的目标就是要剖析和消解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所有真理主张，上帝抑或灵魂不过是各种主观价值和谬见。
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真理只是表达给个体和社会群体的主观价值，而不是上帝、人类或自然世界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因此，虚无主义攻击它在所有地方碰到的理性，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艺术中的理性。虚无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揭开盖在理性体系身上的信仰面纱，破除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进而证明作为形而上学思想基础的逻辑不过是一种修辞而已。科学的、完全理性的、绝对客观的都是西方思想为了自身利益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幻觉。
作为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继承者，瓦蒂莫认为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解释，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我们自身的主观价值观念加以解释的产物，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解释了的世界，也可以说是差异世界。他的“非形而上”的真理和存在概念，把真理和存在都理解为事件，换句话说，把它们理解为不断被解释、改造和重新书写的东西，而不是赋予永恒稳定的客体，真理不可能被当做某种理性知识传递给他人，所有的一切都是解释。价值更权威，而且各个价值都可以互换。因而，所有价值的真实本质都是交换价值，都具有“可变性、无限可转换性或过程性的能力”。每一个人类主体都可以参与到不断解释的劳作中，换言之，没有最高的和绝对的价值，这只是一个被解释的世界，是一个由人类主体来赋予其价值的世界。这种无限可解释性正是允许我们的形而上和真理弱化的东西。
对瓦蒂莫而言，现代性是自我消耗的，它随着强势合理性的消解而消耗自己。随着这个世界景象的危机，各种中心合理性不再能够自身统一起来。伴随着多元化的进展，符合存在意味着符合它的多元化，弱势思想或许是通往后现代的路径之一。
二、弱势思想的涵义
从概念上看，弱势思想是与强势思想相比较而言的，之所以强势是因为它塑造了价值的最高主宰或绝对真理。毫无疑问，上帝也是统治者用来强化自身统治的工具，或者权力合法化的工具，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思想暴力。一旦某个对世界的理解看成是神圣至上、终极的，那么其他视角的解释也变得没有价值和意义了，可以说，弱势思想就是在批判以往强势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以非暴力、弱势的姿态登场。
我们或许会想到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的回声，阿多诺的思想抵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综合、肯定和同一的倾向。我们也会想到德里达对在场的形而上学进行解构的回声。在瓦蒂莫看来，弱势思想在成为特殊的弱化哲学或作为弱化的历史哲学之前，它早已经在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德里达和吉拉德等人的哲学著作中产生了。
瓦蒂莫的“弱势思想”（weak thought）是一种去结构化策略，它揭露西方文化的推论形式，对所有宣称自己拥有真理的主张，或者根据科学逻辑运作的行为进行去结构或者解构的虚无主义分析，是一种具有真理之解释性质的有意识哲学。它使当代哲学从过去对真理形而上学的痴迷，转变为现在对自身更为有限的理解。在瓦蒂莫看来，弱势思想是一种作为历史解释意义的弱化强势的理论，一个弱化绝对、真理和基础的过程。弱势思想只能是弱者的思想，绝不是强者或者统治阶级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弱势”这个词的否定含义并不暗指思想本身的失败，而是指形而上学的终结带来的思想转型的结果，从而作为一种解放的可能性。简言之，在现代性衰弱期间，我们的无限可解释性经验导致了实在之强力的弱化，原来被认为的事实现在成了一种解释活动。瓦蒂莫把尼采和海德格尔两人称之为“弱势思想”的倡导者或创始者，“弱势思想”的基础主要来源于他对海德格尔和尼采思想的继承。他从海德格尔那里产生了对诠释学的坚持和对世界的解释性理解，从尼采那里产生了对虚无主义后果接受。
在瓦蒂莫看来，人们必须用诠释学的方式来拷问世界，而不是理性地拷问世界。理解是主体将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的一种基本方式，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是通过主体对他所面对的世界的表象的解释所揭示的给定物。诠释学认为，一个主体通过解释对他来说世界是什么的过程而意识到他的理解范畴。瓦蒂莫把解释看作一种弱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客观结构的重要性必定被无限地弱化。哲学不是存在者之外部、普遍结构的科学知识，也不是来自于上帝之外部和普遍形式的知识。相反，它是“一个时代的弱势解释”。在形而上学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诠释学回到马克思，即一种没有真理、强加和暴力而起作用的哲学路径，从此“弱化”了形而上学、现代性和意识形态的强结构。
尽管诠释学是弱势思想的本源，但瓦蒂莫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索绪尔语言结构主义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在分析哲学的发展和以下观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事实，只有解释，这些解释总是在语言之内——正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权威论断强调的：“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和“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这个关于存在的座架的整个形象，即存在的座架趋向弱化实在、主观性、客观性的力量，并非又是一种客观的形而上学描述，而是一种解释，这就是诠释学。诠释学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它给予存在的解释本质一种所谓真诚的说明。它回答、接受、解释一个指令或者一个召唤抑或一个信息。作为具有解释性真理的哲学，诠释学抵抗了客观的哲学结构和压迫的政治行动等，但诠释学的弱势思想在人类被抛状况的可能性中寻求新的目标和理想。
在瓦蒂莫那里，虚无主义对理解当代诠释学哲学和解放过程有着积极的贡献。它从与古代哲学相联系的强势形而上学假设，经过启蒙理性主义时期，走向弱势的、反权威的解释性诠释学哲学，虚无主义成为当代思想所经历的一系列否定的名字。瓦蒂莫指出，虚无主义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处境，是尼采所指的“人类从中心滚向X”的生存状况，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最佳机会。不仅在尼采的时代虚无主义已经来到了欧洲的门口，而且今天我们仍然处于虚无主义的状态，甚至未来也是虚无主义的时代。瓦蒂莫基于尼采的观点，把虚无主义概括为“最高价值的贬值”，没有更高更权威，虚无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贬黜和消解这种最高价值。没有最高价值的世界，就是一个人类主体自由解释的世界。因为没有了这些最高价值，就等于没有了绝对的客观性，人类主体摆脱了必然性的束缚，以自由之身解释世界及其构成物。
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瓦蒂莫不是一味地否定、批判和消解，而是更强调虚无主义的积极意义和积极内容。他拒绝彻底的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提出了一种“弱势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是诠释学立场的直接后果。他的弱势虚无主义是我们避免陷入形而上暴力的唯一机会：“完满的虚无主义者已经明白，虚无主义是他或她的唯一机会。”弱势虚无主义允许那些不同的声音和价值，打开它们与其他的、甚至是主导的思想的交流，而不是将差异排除在胡说的、无意义的和非理性的领域，仍然不断地揭露所有绝对、终极真理的神圣性。不难发现，罗蒂相对主义和德勒兹主观主义承认差异，但却以牺牲交流和真理为代价。在另一个极端，伽达默尔保守主义和哈贝马斯程序主义都保持着对交流和真理的承诺，但又压制差异。瓦蒂莫的弱势思想正是游弋在强势虚无主义和弱势虚无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
瓦蒂莫通过诠释学和虚无主义来解读弱势思想，一个人在把握世界时的偏见会走向对多元主义而非相对主义，从而开始一个新的旅程。在他看来，一个人理解世界的条件受他的历史和地理处境影响，并不是绝对真实的信念和神话，某种程度上会有偏见或者利益影响甚至变成了意识形态。弱势思想的主体意识到作为视角的理解条件，并因此从绝对要求的权力中解放出来。瓦蒂莫认为虚无主义不会导向绝望和无意义，而是导向肯定属于我自己的价值和属于你的你自己的价值。其次，弱势思想不是进行激进的批判，而是认为这些视角带有真实或存在的部分痕迹。人们不是为了解构而解构，也不是为了从腐朽的视角中解放世界，而是诠释学地解释理解的范畴，把真正的真理从偶然的真理中分离出来。这种对真正的真理和偶然的真理的区分取决于最终的标准。换句话说，瓦蒂莫试图缓和尼采立场可能的过度，即如果没有约束，就会倾向于主观主义。再次，与其他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不同，瓦蒂莫弱势思想的目标仍然是理性的，并受“真”的制约。弱势思想的偏见鼓励思想而不是限制思想。正是这种对理性的坚持，使弱势思想致力于真理，而不是拒绝真理。
瓦蒂莫致力于真理，正是这种真理，根据主体拥有的那些理解条件，具有历史性、具体性。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描绘强势真理与弱势真理之间的区别：科学真理是无历史的和普遍的，而哲学真理除了作为对世界声称它和提出它的人的生存经验的真理之外，没有其他意义。强势思想基于科学模型的舒适的、墨守成规的思想，而人们的理解范畴则与他所生活的世界是完全一致的。瓦蒂莫的独创性和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对真理的承诺，尽管这是一个软弱的真理，而且在于他拒绝全心全意地拥抱主体的死亡。在他看来，弱势思想的对象被清楚地理解为历史性的存在，而且，真理是要通过主体的解释行为来揭示的。
在笔者看来，瓦蒂莫的弱势思想不只是抛弃要求整体和形而上学视野的哲学，它也是一种在形而上学终结时代具有存在事件性质的弱化理论，是一种基于诠释学辩护的有效理论，更是一个弱势的虚无主义诠释学问题。正因如此，瓦蒂莫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非典型后现代主义之路。
三、非典型的后现代主义
站在后现代主义之路上，瓦蒂莫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不同的道路，究其原因，在于瓦蒂莫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而是把强势理性变为弱势理性。第一，瓦蒂莫使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扭转”（Verwindung）来表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把握存在的方式，他强调从形而上学中后退，而不是彻底地拒绝形而上学，重新把我们的存在的真理看作一种历史和文化遗产，向着传递给我们的某些可能性敞开，而不是一个需要一劳永逸地“发现的”客观事实或原则。瓦蒂莫用“弱势思想”以一种试图放弃的形式来“扭转”形而上学，并且彻底地从现代进入后现代时代。在他看来只有返回到现代，在改造、吸收、优化、延展等过程中才能取得成功。此刻，形而上学传统的扭转，既是形而上学及其存在强势思想的痊愈，同时也是对它们的顺从，促进真正的和平与自由，实现对话的可能。瓦蒂莫辩论到，只有在终身与我们相伴的弱化形而上学的过程，当代哲学才能超越形而上学，就像我们治愈它的时代和它的错误一样。
瓦蒂莫在这种后现代情境中认为，弱势思想并不是要废除所有过去的东西进行全盘否定，也不是把西方文化与它的宗教信仰完全断绝了关系，只是把他们当做不断衰弱和消解的一部分来实现“扭转”，拆除了神秘面纱和形而上学的遗迹，从而获得了一种真正世俗化的基础。当把所有给定的思维结构都作为“事件”来解释，世上就没有客观绝对的真理，一切真正的自由都还给了解释，从而实现作为一种可能的历史法则的“扭转”。对瓦蒂莫而言，共同的逻各斯是由虚无主义和诠释学孕育的，它既使尼采的弱势虚无主义主体成为可能，又承诺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的历史性真理。这两种立场的“扭转”，即它们相互的调和，提倡某种价值，任何解释过程都必须从中得出其起源。正是海德格尔的“扭转”，使得最好的解释成为可能。“扭转”是虚无主义和诠释学两者呈现的回忆、扭曲和恢复，是历史终结的思想。瓦蒂莫不是把前辈和后继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克服”的权利负载关系，而是理解为转向新目标扭转的温和关系，从而实现非典型的后现代对现代的真正超越和束缚。
第二，瓦蒂莫反对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中的非理性主义，在他看来，典型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不再寻求那种形而上学的不变基础或架构，而只诉诸永恒的消解，其次，在摧毁了理性概念后并没有建立一个明确的非理性概念。看似弱势思想与非理性主义存在一定程度相一致的地方，但是完全的客观性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相反地，传统持有部分的真理，这不是由于错误的信念，而是部分的知识。因此，历史和传统成为真理和理性的领域，而历史作为真理领域的假设依赖于一种能够梳理出解释主体的意义。瓦蒂莫插入了一个虚无主义的主体，它不承认历史是真理，而是认为历史是真理的发生，因此是主体把握它的最佳途径。不过，在传统中存在真理，这不是任意的视角，而是最忠于“指导路线”的视角。指导路线是虚无主义，即对讨论和辩论的开放：解释的假设本身否认了对主体的任何绝对主张。因此，我们后现代主体的传统是虚无主义，这涉及一个多元化的承诺，因为我们永远知道我们不能对我们的传统要求绝对有效性，同时也意识到，没有其他传统是绝对有效的。瓦蒂莫致力于真理和开放的交流，并且他相信不是所有的视角都是同样有效的。作为对象的历史，必须对解释保持开放的态度，而这就是那些可以宣称是弱势真的形而上学体系或方法的基础，它们是有助于人们把握、理解和经验世界的偏见。
第三，瓦蒂莫也极力反对非典型后现代主义中的主观主义，在他看来，事实是通过人类主体不断地修改和操作事物而制造出来的。而非没有任何事实凭空设想的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尼采告诉我们，真理等同于人类在世界中通过技术实现的东西；纯粹的主观主义取得了胜利，不再存在任何独立的客观性，没有“真实的世界”。就其本人而言，尼采认为，存在的是力量与权力纯粹冲突的相互作用，不同解释之间的冲突不是植根于可以决定真理的任何客观规范之中。海德格尔也曾在许多方面赞成这种尼采主义观点。
在瓦蒂莫看来，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真理的“弱势”时，他就会声称其他真理的有效性。尊重他人首先是承认我们两人都具有的有限性，这就排除了最终克服每个人都带有的不透明性。一个人不能压制其他的声音，因为它们也揭示一个真理的视角，而且一个人不能在没有首先听到他们的话的情况下就假定知道他人的真理，因为主观意志始终是不透明和不可侵犯的。因此，哈贝马斯所要求的交往的开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支配交往的理性的程序模式，必须来源于一个实质的、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必须解释他人的价值及其与他们的传统和自己的传统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尊重不同的声音。
第四，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后现代崇尚多元主义，被夸大的多元主义通过对中心价值体系的颠覆，形成了为无序性辩护的意识形态，多元主义自身没有可供检验和规约的标准。而瓦蒂莫追求的是对一元性的去权威化和对多元性的去极端化的和谐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认识到真理的弱势，他就不可能把一个真理看得比其他所有视角都重要。瓦蒂莫试图以理性的名义减少形而上学的暴力，同时通过对那些要求绝对服从思想的持续抵制，承认多元主义的有效性。真理以弱势拒绝专制主义的暴力，拒绝压制差异和他人声音的罪行。理性不再坚持源于一个世界观的原则，而是在真理的不同版本或方面之间公开对话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会对另一个人实施暴力。这样一个主体必须能够超越和拷问他的身份和处境。此外，这样一个主体必须栖居于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其中必须包含开放、交流和宽容的价值；然而，这样的多元主义反过来又必须是依据一种遗产或传统的解释，这种遗产或传统使一个人在表达一个视角的“真理”性时具有连续性。
四、结语
回顾后现代主义之路的发展，不仅有尼采的视角主义，也有后期维特根斯坦有关语言游戏的多样性，然而没有一种理论被视为绝对正确，不同的理论被认为是由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旨趣、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语言规则构成的，他们在价值上没有高低之分。瓦蒂莫没有把后现代性看作是与现代性的一种彻底“断裂”，因为对他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的一种新态度，这也是他走出非典型后现代主义之路的缘由。瓦蒂莫给我们提供了弱势思想概念，同时作为后现代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和方法，而且是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和方法。我们看到，瓦蒂莫的弱势思想作为不断消解暴力和教条的一种弱势本体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存在弱化的本体论，提供了哲学上的可能理由，也提供了思考现代社会的出路和参考价值，正如他提出的诠释学共产主义，使人们倾向于一个自由、宽容、民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专制和极权主义的社会。当然，这只是一种瓦蒂莫的哲学设想，正如Per Aldo Rovatti所说，我们最好把弱势思想理解为一种思想风格或者弦外之音，而不是理解为一种完全成熟的和自我一致的哲学体系。毕竟，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共生的现实生活中，只有处理好解构与建构、理论与实践、真理与谬误等关系的同时，在辩证的互动与和谐的发展下，才能有助于我们现代人正视自己正在面临的具体问题，后现代主义也就永远在未竟之路上。
参考文献：
[1]詹尼?瓦蒂莫：现代性的终结，李建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页。
[2] Gianni Vattimo, Beyond Interpretation: The Meaning of Hermeneutics for Philosophy, Polity Press,1997,p.7.
[3] Gianni Vattimo, Of reality: the purpose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William McCuai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5.
[4] Gianni Vattimo and Santiago Zabala, Hermeneutic Communism: From Heidegger to Marx,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5] David Edward Rose,“The Ethical Claims of Il Pensiero Debole: Gianni Vattimo, Pluralism and Postmodern Subjectivity”, Theoretical Humanities, vol.7, no.3（2002）, pp.63-78.
[6] Vattimo,“What Need, What Metaphysics”, Parrhesia, no.21（2014）,pp.53-5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西方诠释学的身体向度探索研究”（19YJA72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