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套丛书，可谓独具特色。本丛书由四部著作组成，四部著作均出自同一位学者，即张英洪研究员。通常来说，一套丛书往往有多种著作，来自众多学者。更突出的特色是，这套丛书的内容高度集中，不仅以农民研究为基本内容，而且以“农民权利”为核心主题。本人的感慨是，十五年间作者孜孜不倦致力于农民权利研究，并有如此丰硕产出，可见其用情之深、用力之巨。
虽然，农民研究常常被通俗地称呼为“农民学”，但是，从学术门类的内在要求而言，农民研究不可能成为独立学科。起码，在当下的时代条件和学术背景下，人们还无法从学科规范的角度来界定农民研究。因为，农民研究需要依托多种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去展开。如果非要把农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显然会限制农民研究的发展繁荣，对于农民研究本身来并非幸事，甚至可以说，也不利于“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解决。
检索晚近三十多年的中国农民研究，在主流政策话语中，持续并且集中的重大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议题是“收入”。在相当长时间里，农民问题被归结为经济发展问题，具体可以表述为收入问题。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税费负担问题日益严峻的时候，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如果农民富裕了，税费负担就不是大问题，即农民收入高了，就不会在乎税费重，所以，解决负担问题要靠发展经济，使农民富裕起来。但是，实质上依靠发展经济无法解决农民税费负担过重问题，道理在于：即便农民家家户户很富裕，政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收钱吗？显然，农民怎样才能有钱，政府应该怎样从农民身上收钱，这是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所以，农民增收固然十分重要，但并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全部。另一个议题是土地。人们通常说，土地是农民问题的核心，要解决好农民问题需要解决好土地问题。这当然不错。但是，农民毕竟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任凭摆布、沉寂无语的土地。即使把土地问题解决得很好，也不意味着农民问题就得到了完善的解决。且不说，现在的农民有很多没有地，对于这些没有地的农民来说，解决土地问题似乎与他们无涉；即便对那些有地的农民来讲，解决了土地问题，也依然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可见，在收入和土地等相对具体的问题之后或者之上，还有一个相对抽象的问题。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根本上是要解决这个抽象的问题。这个说起来有些抽象的问题，就是农民权利问题。
指出收入和土地问题之上还有根本性问题，丝毫无意于贬低“收入”和“土地”在农民问题中的重要性，相反，本人知道，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现在还远远没有解决，研究得还很不够。但是，本人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研究农民问题还需要新的视角。如果说，收入、土地等主要是物的角度，那么，还需要“人”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观察农民问题，或者套用现在的政策流行语言，即“以人为本”来解决农民问题，则需要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问题意识。在本人看来，如果坚持人本视角看农民，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权利”。从权利的角度看待农民，具有更加直接、更加深刻的制度意蕴。从权利的角度看待农民，从权利的路径解决农民问题，超越以具体的经济社会指标来衡量农民问题，也超越以具体的政策设计解决农民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其实就是权利的视角，因为自由是一种权利。
如果反思中国政治传统，从权利的角度看待农民，则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抑制民权、张扬官权的社会。当政者并不希望民众有独立的权利意识，总是想方设法将民众训化成顺民，甚至奴才。在官权和民权之间，张扬官员的权利，抑制平民的权利，强调官员是民众的父母，训诫民众要遵从君主之命。虽然中国古代有源流比较长的民本思想，但是，这种民本思想主要强调民众的社会基础作用，强调民有载舟覆舟之威力，告诫当政者对于民众要有敬畏体恤之心，还不是从平民权利的角度看问题。在欧洲历史上，以压制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为特征的中世纪之后，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革命性洗礼，个性自由和人权意识得到根本普及，民主政治的推进则为个人权利的保护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缺乏以唤起个性解放和人权为核心的启蒙进程。“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其实相当有限，实际上是一个未完成的思想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启蒙进程未能继续深入，相反，还出现了对于这种启蒙的逆反。半个多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基调是教育农民要听话，听领袖的话，听政府的话，不能怀疑领导的思想，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与此相适应，政策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是强调政府、集体的权力，压制个人权利，强调所谓“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集体的利益”。但是，这个“国家”、“集体”是谁，则很难说清楚。在很多情况下，所谓国家、集体就演变成了领导者个人，而这种个人，则往往演变为专横而腐败的当权者。这种政治理念其实是要深刻反思的，已有的反思仍然比较浅薄。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农民的勇敢反抗，不畏坐牢杀头的危险搞“大包干”，那么，禁锢农民自由、压制个人创造性的人民公社体制还在继续推行，还在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被颂扬。长期以来，政治宣传往往高调地宣扬农民是国家主人，享有国家主人公权利，问题在于，如果权利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身上，或者说公民个人的权利不能实实在在地得到表达和保障，则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纯属镜中花、水中月。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以农民的公民化为条件。如果农民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或者说，如果农民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还处在“二等公民”的位置，具体说，只要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还依然存在，则中国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以权利看待农民，并不是抽象的理念和原则，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制度含义。现在，农民权利已经成为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农民权利由一系列权利组成，从大的层面来看，有经济权利，也有社会权利，还有政治权利，其中每个层面的权利又可以分解为更加具体的若干权利。以社会权利而言，就体现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若干权利。正是通过这种权利现状的观察，我们可以证明农民在公民权利方面的缺失，证明二元社会体制的不合理。或者说，通过对于农民权利的系统研究，可以清晰地透视中国改革的方向和重心。所以，现阶段的农民权利研究是个重大现实议题。但是，就农民研究现状而言，关于农民权利的系统研究还相当少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人高度评价张英洪研究员的研究工作，高度赞赏这套农民权利研究丛书的出版。
“农民权利研究丛书”收录论著四卷，即《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利》。这四部书曾分别出版，是作者从2000年开始倾心于农民权利研究以来的系列成果。就丛书内容而言，既有理论探讨、历史考察，也有经验研究、案例分析。《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着重从宪法视角研究农民问题，将农民与宪法权利联结起来；《农民权利论》以国际人权宪章为视角研究农民问题，将农民与人权联结起来，从横向层面分析农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状况；《农民、公民权与国家》在方法上以县为个案，纵向考察1949年以来60年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过程；《认真对待农民权利》则是在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展开研究，以北京市为案例，具体描述分析农民现实权利与社会改革的诸多侧面，更多体现作者的现实关怀和政策研究取向。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既有历史感，也现实感，既有学术含量，也有应用价值。
英洪多年来投身农民研究，勤奋而执着，其治学态度令人钦佩感动。不论通过个人交往，还是通过文章著作，英洪给我这样的深刻印象：勤勉的治学是基于深刻的社会关怀。英洪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为农民争取权利，既是我这位农民之子对乡亲父老的感恩，也是我这样的受教育者对国家和民族的回报，更是我这样的公民为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尊严的不二法门”。英洪出身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湘西的县政府机关工作10年。他在基层政府工作的时间，是1990年到2000年。如他所言：“这是农民负担问题特别尖锐的时期，我目睹了农民的困苦，也看到了党群、干群关系的恶化。我既为农民负担问题担忧，也为国家治理进行思索。”为了探索求解农民问题，英洪在工作十年后，又进入高校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梁漱溟曾将学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问中人”，一种是“问题中人”，他自认为属于后者即“问题中人”。显然，英洪也是“问题中人”。他所关注探讨的“问题”，便是“农民权利”。我十分赞成英洪的一句话：“改革的过程就是农民不断获得自由和扩展权利的过程。”我也赞同英洪的一个理念，关于这个理念的表达，英洪借用了胡适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本人十分认同英洪的治学精神和问题意识，也很赞赏英洪关于农民权利的基本观点。
在本人看来，当下的农民研究，仍然被“农民问题”深深困扰着。在现实条件下，要说清楚农民的权利残缺状况并不那么容易，其中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障碍矫饰，也有社会生活本身的纷纭复杂。但是，更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是：农民怎样才能获得应有的公民权利，或者说是平等权利。考察改革以来的农民权利增长，表面上看，是政府关怀，是执政者赋予。但从根本上说，这些权利是农民争取来的，或者说是抗争的结果。如农村家庭承包制度，并不是哪个英明领导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创造并通过抗争获得的，或者说是农民斗争在前，政府承认在后。再如征地问题，政策越来越重视保护农民权益，经济补偿在趋向合理，但是，这个过程是农民激烈抗争的结果，是若干群体性事件给了政府以强烈冲击的结果。在这个政策进步的过程中，农民已经付出沉重代价。可以设想，农民权利状况的进一步改善，还需要农民的更多斗争。以为农民只要耐心等待、权利就会自然落实的想法，不是过于天真，就是别有用心。
考察世界范围内的民权运动历史，也可以发现，公民权利进步从根本上需要依靠民众的争取和斗争。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比较发达，法律体系比较完备，但是，即便如此，黑人公民权利的根本解决，也是黑人民众激烈抗争的结果。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叶的黑人民权运动，给美国社会秩序以持续的强烈冲击，甚至付出了鲜血的代价。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那个著名的演讲中，曾经讽刺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虽然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但是，“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马丁·路德·金指出：“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保障。我们来到这个圣地也是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刻”、“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时候！”总结研究国外民权运动的历程和经验，对于解决现代中国的农民权利大有裨益。
在现实生活中，就中国农民的权利状况而言，也存在“兑现”宪法所开出的“支票”问题。为了争取宪法“支票”的兑现，进入新世纪的十几年来，农民正在采取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力的行动。这种权利争取过程，由林林种种、形形色色的生活事件组成，小到一次普通农民上访，大到一次成规模的群体性冲突，都是农民在为权利而斗争。政府和政策，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改善和进步。从这个意义来说，农民权利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依靠中国特色的民权运动。现在，农民维权主要是个体化的、分散的抗争行为，还没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社会运动。这些个体的、分散的抗争或者维权行动，虽然对于社会既有秩序的震荡比较轻微，但是，从政策进步和制度变革的角度看，则成本高，效率低。要加快农民权利问题的解决步伐，需要有比较成熟的社会运动。这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特别需要依托农民在政治上的成长。在本人看来，农民的这种政治成长，主要标志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组织能力的提升。当越来越多农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并积极为争取这种权利而行动起来的时候；当农民权利表达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并成长为比较成熟的民权社会运动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公民化进程才能从根本上加快，农民权利问题才接近于根本解决。以权利争取为核心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将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民权运动，中国的民主转型恐难完成。
本人认为，公民权利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是民众斗争推动的，而不是学者的研究推动的。如现在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不久前高层提出了“同地同价”的政策思路，并开始具体的政策设计和试点。探究这个重要政策进步的成因，当然可以说学者研究功不可没，但是，根本动力来自农民，是农民多年来对不合理征地制度愈演愈烈的抵制，有时候甚至近乎惨烈的反抗，才迫使政府改变政策、调整行为。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学者研究对于农民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因此而低估研究的作用。对高层政治来说，学者的研究不仅有独特的信息沟通作用，而且有时候还有类似西方的政治游说作用，即学者建议可以直接导致决策者改变政策；对于农民来说，学者的研究往往具有启发、启蒙的作用，有利于农民更多、更深地理解自身处境，让更多农民认识自己的权利并进而行动起来；对于政策执行过程来说，学者的研究提供历史经验或者国际经验的启发，可以帮助政策博弈的相关者较好地沟通合作，从而降低政策博弈的成本，提升制度变革的效率。虽然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人化活动，甚至有时候是学者本人的自娱自乐，但是说到底，学术的意义在于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为社会问题而生的，可以为解决社会问题发挥独特的应有作用。中国改革在艰难行进，农民的公民化道路正长。“农民问题”需要更多、更好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需要在农民问题中实现自己的历史价值。正是出于这种学术关切，农民研究领域的众多同仁，包括本丛书作者和本人，才如此倾心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2014年5月20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