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远非表面上的简单明晰，而是有着复杂的交融关系，有待从思想史、政治史的种种角度进行追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应当下政治问题。
发言人陈宜中是一位长期研究左派思想且看重政治自由问题的政治学者，评论人区龙宇是一位投身劳工运动的香港老托派。他们就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展开了精彩的论述。
本文来自中文大学主办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经发言人审定。
陈宜中：
在之前的讨论中，钱永祥先生问：如果自由主义在基本的宪政自由议题之外，还想涉足其他的社会议题，是不是一定要仰赖整全性的学说？
这个问题很难，我是没有能力回答的，但我想补充一些观察。首先我认为，后期罗尔斯并没有很清楚的界定出政治性学说和全面性学说的分野。到底何为全面性或整全性学说？亚里士多德是全面性学说的典范吗？或者，任何想要为宪政基本面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理据的论说，只要带有哲学争议而无法取得广泛共识，就算是全面性学说？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学说，我估计九成以上都不是罗尔斯意义的政治性自由主义，而更接近于他所谓的全面性学说，但厚薄有别。
对后期罗尔斯来说，美国的公共政治文化和宪政政体，已经为自由宪政的基本要件提供了支撑。他对政治性与全面性学说所做的区分，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套说法不见得适用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相对贫弱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正因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发育不良，你势必得提出更全面的论证，以说服大家接受自由宪政的基本面。在这些地方，此时此刻的社群政治文化，通常并不明确支持自由宪政，甚至反对自由宪政。因此，即使你要的只是最基本的自由宪政，即使你一点也不关心宪政基本面以外的问题，你都无可避免地必须给出更全面的论据。这是难以回避的，而且，为什么要回避？
我再举个例子。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不见得接受女性投票权，甚至多数都不支持。但今天，女性有平等的投票权，已经是自由宪政的基本面。如果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说，自由主义者不应该支持女性投票权，因为这超出了社会共识，或因为这是一种全面性学说，不知今天大家会如何看待这个立场？实际上，到了19世纪后期，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为女性投票权说话。他们就不是自由主义者了吗？所以，我倒是认为，后期罗尔斯的那组二元对立，必须从他特定的问题意识去把握，而不见得直接适用于其他的政治脉络。
刚才澎湃新闻记者李丹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何时从一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演变。我很少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也很少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虽然我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传统也有些同情，觉得自己受社会主义启发，但自从我有政治意识以来，一直有相当强的政治自由主义倾向。（这是指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而不是指罗尔斯的政治性自由主义。）我从来都认为，威权专制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兼容的，支持专制社会主义的人只能是假左派、假社会主义者。但我也很少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感到有点不自然。我不会说我是右派，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左派，但是当我认知到不少大陆左派的专制倾向，我会说我不是这种左派。说到底，我觉得标签并不是那么重要。
以我观察，一百多年来中国语境下的革命左派，连同西方和非西方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一直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想把自由主义彻底批倒，把自由主义本质化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或资产阶级的化身，老说要把自由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桶。正因为如此，革命左派几乎彻底忽略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规范问题。所以我认为，今天中文语境下的左派或社会主义者需要吸取20世纪社会主义的教训，而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不要再把自由主义看成死敌。自由主义所看重的基本自由和政治自由，对于追求更多社会平等的左派来说非常重要，否则你啥事没促成，自己先入了文字狱或上了断头台。而且，拒斥这些政治自由主义要素的左派，几乎一定会异化为专制集权的假左派。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自由主义者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者如何看待自由主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思潮内部有左中右之别，但即使是左翼自由主义，也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在大萧条时代，杜威去参观了斯大林的苏联并称赞苏联，但这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你很难说杜威主张或相信共产主义。基本上，左翼自由主义排拒革命马克思主义，但对于某些改良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有一定的亲和性。例如，密尔某种程度上接受或不排斥某种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能跟自由主义兼容的社会主义不多，大概只有多元分权的、采取合作所有制的市场社会主义范式可能兼容个人自由。又如，密尔影响下的新自由主义者或社会自由主义者，跟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派多有合作，协力推动社会经济改革。
再比方说，很多左派认为达尔是一个反动分子，说达尔在60年代宣扬多元民主理论，是为了替资本主义化妆。但达尔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那种专制社会主义并不可取，所以他提议结合自由民主制度与产权分散的合作所有制。这跟密尔的思路有相似的地方，罗尔斯和华尔泽也有过类似的提法。
但是所有制该怎样变革？这当然很困难！但至少在理念或方向的提出方面，左翼自由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到社经基本框架的变革。想法是有的，但因为政治力量不足或想法不够成熟，最后大都被动地接受福利资本主义的建制。
自由主义里面的右翼，除了强烈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反对极权社会主义，还经常连带地把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把社会民主与左翼自由主义都视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曾有大陆自由派朋友问我是支持美国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说，奥巴马虽然看起来比较软弱，但是他至少愿意推动本来是共和党版的健保方案，否则美国四、五千万人没健保实在太不象话。于是我就被骂了，比较难听的骂法说我是共产党，而这跟茶党骂奥巴马的论调差不多。台湾有个全民健保制度，如果奥巴马那种残补式的健保方案都叫社会主义，那台湾岂不早就是社会主义地狱了？基本上，自由主义思潮中特别右的一极，把密尔、罗尔斯、华尔泽这些强调分配公正的论者，都视为（极权）社会主义的同路人。
自由主义中的中派，或所谓的自由民主派，经常无视历史上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运动之于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贡献，仿佛自由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天然产物。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去看普选权的历史，不难发现今日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选权要素，曾经是社会民主运动力争、但不少自由主义者强力排拒的事物。美国因为历史条件比较特殊，最迟在1830年代就有了白人男性的一人一票。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农业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也相对平均，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也不易行使，所以白人男性很早就有了一人一票。
但欧洲则不然。18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要求选举权，却遭到强力压制。英国工人说，我们是勤奋努力的阶级，那些垄断政治权力的懒惰阶级通过政治上压抑我们，通过阶级立法，使我们的努力得不到回报，所以我们要争取选票来改善社会经济处境。再看德国社民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简单说，社会民主运动就是当时德国争取政治自由、普选权和两性平等的主力。当时德国自由派的主流叫做「国族自由派」，绝大多数都非常抗拒普选权。谁若是以为自由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天然衍生物，那是缺乏历史意识的浅见。
一百多年来，部分自由主义者吸收了他们眼中的社会主义合理要素，乃至提出社会公正概念。（根据哈耶克的考证，「社会公正」一词是密尔等英国自由主义者首先使用、推广的，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发明。）也有不少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视为对自由主义的补充、继承、延伸或更充分的兑现。以我理解，在左翼自由主义、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脱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有时并没有那么清楚的楚河汉界，而是存在不少交集或共通关怀。大体来说，对基本自由、政治民主、社会经济公正的看重，就是诸多差异之中的交集地带。
那么，社会主义者怎样看待自由主义？其实早期社会主义刚出现的时候，自由主义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关心的是所谓的「社会问题」（the social question），其对立面是自私自利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后来尤其是曼彻斯特学派自由放任这一套的出现，使社会主义者一致反对自由放任。但当时社会主义有各种分支，思想差异特别多也特别大。共通之处是都看重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合作这一面。但歧异甚多。比方说，傅立叶派的解放思想、圣西蒙派的科技官僚主义、欧文派的合作主义、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布兰克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等，简直百花齐放，难以归纳。
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马克思是一个超越论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论者。他并没有简单的否定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主张要辩证地超越资本主义与布尔乔亚文明。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无政府的社会主义潮流被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给边缘化了。到了19世纪后期，无论教主恩格斯在多大程度上传承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实际上当时德国社民党和各国社民党、社会党或工党的主要要求，就是要争取普选并推动社会经济改革。
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切断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结，开启了列宁主义、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范式。马克思希望超越布尔乔亚文明，列宁主义革命的后果则是彻底斩断、全盘否定布尔乔亚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辩证地超越自由主义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超越不成，成了彻底否定，大概就是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基本写照。革命社会主义政权几无例外，走向了与自由主义几乎绝缘的党国专制主义。当然，在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的势力范围之外，特别是在西方世界，认为社会主义跟自由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延伸或补其不足的思想和政治力量，也仍继续存在。
我并不是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无是处。再怎么痛恨专制，我们仍须认识到专制社会主义是重要的历史现象，有其诸多成因。革命社会主义在民族解放、国家构建、现代化追赶、压制某些不平等这些方面，是有历史作用力的。但专制社会主义显然不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也背离了社会主义最初始的伦理动力，自身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异化。
到了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潮实已走向衰落。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大师阿尔杜塞，在1970年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已经到来，他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提出过任何适当的国家理论，以至于根本无从面对20世纪以马克思之名为之的社会主义专制。另一位结构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札斯，引卢森堡痛批列宁主义，最终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这些例子太多了。毕竟，不跟专制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切割，你拿什么说自己追求更多的自由解放与民主？自由民主的确有很多的缺陷与不足，但比起党国专制？你真能真心相信专制社会主义更自由、更民主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家知道，在马克思对先进共产社会的想象中，是不允许有市场和金钱的，这是他特别坚持的一点。所以「市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架构中，根本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市场，就表明各个行动者是互相分离的。不管所有制的法权形式是工人所有、集体所有还是国有，或同时并存，只要市场上的不同行动者通过竞争进行积累，这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一种异化，就一定产生所谓「市场的安那其」，就表示人类还没办法掌握自身的命运。马克思的共产社会不接受金钱和市场，这是定论。在1970年代东欧苏联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以前，这也是大多数革命马派的基本认知。就算在西方敌对势力的逼迫和生产力发产仍低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妥协，但彻底消灭市场的终极目标仍基本不受质疑。
在1970年代，东欧已有人开始重提市场社会主义。1980年代初，英国《新左评论》的主编Perry Anderson也对某一种市场社会主义范式表达支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何在？过去革命社会主义者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最大的盲点在于不推翻资本主义。那推翻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按过去的主流见解，其实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到了1980年代，却涌现出非常多的市场社会主义论说。市场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普鲁东式的学说，是马克思当年头号论敌的思路。不废除市场与金钱，而说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可以跟市场兼容，这就不是马克思式的革命学说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号召，长期以来就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铲除。接受了市场机制，这个号召就几乎变成了幽灵。
尽管我对马克思有不少批评，但马克思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双面性的强调，今天我认为还是重要的。时下neo-liberal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全球化，在释放出可观的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范围与国内范围内的不均衡发展。这股力量该如何妥善地制约，以使其更合乎公正，并造福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无疑是今日世界的头号难题。
目前为止，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有很多不足的。近年来，克鲁曼好像成了美国（左翼）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代表。但他的那一套凯恩斯主义已经是脱水的了，而凯恩斯本人不是左翼自由主义者，他是个中派自由主义者。克鲁曼的新凯恩斯主义主张量化宽松、印钞票，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响应全球资本主义的难题，只是为美国提供了缓解其经济问题的临时处方。
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所仰赖的福利国家建制，的确早就出现了所谓的危机。宏观来看，有没有危机？有，而且危机很大。一次分配越不平均，二次分配的政治压力以及经济上的负效果就越大。最好是一次分配就比较理想，如果一次分配就能产生相对公正的分配，又何必需要大力的二次分配呢？二次分配之所以需要，终究是因为一次分配严重不均，而这就跟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有关。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大问题，目前没有人能够提出解决这问题的方案，更别说任何方案的政治难度了。今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难题，显然不是皮克提所说的多抽税就能解决，恰恰最该缴税的人你通常收不到他的税。
福利国家有危机，但所有宣称福利国家即将灭亡的声音，讲了三、四十年也没有成真。在大多数老牌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用于保障社会基本权利及其他的重分配措施，占国家财政或整体GDP的比重，大都没有显著下降。福利国家有危机，确实有。你要是说它活得很好，没有副作用，是永远的灵丹妙药，这不太对。但只要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持续下去，各国内部要求伸张社会经济公正的民主要求，绝不可能轻易散去。
托派曾说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同理，要在一国之内完全实现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的社会经济公正要求，终究一定会遭遇到全球资本主义环境的制约。但即使如此，在中国大陆，在港台，促进社会经济公正的空间依然很大。把「西方福利国家有危机」当成不作为的借口，是说不通的。
如果非要说得更长远，我认为大家应该吸取马克思的一项洞见，即全球资本主义往往既是所谓「进步」的动力来源，也是助长诸多不公正的渊薮。中国将在全球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也暗示中国终究得肩负起一定的全球责任。可惜的是，目前为止的中国崛起论说大都只是东施效颦，鲜少触及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变革。
从思想史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合的角度，左翼自由主义相对于中派或右翼自由主义，的确从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了一定养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家族，极权或威权的社会主义几乎彻底与任何自由主义绝缘。务实的看，社会民主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尽管跟左翼自由主义有所差异，但彼此之间仍有重要的交集，和可以互相参照之处。
区龙宇：
感谢陈老师的演讲。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和共同看法。
我们首先是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这个是我所相信的东西。至于什么主义，最终来说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认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大的政治议题是中国的崛起。对我来说，可怕之处在于恶质的资本主义。它把全世界的工资都拉低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议题。最近中国的企业买了一个希腊港口的60%，这个港口就裁员了，解雇了工会员工。我讲这个，不只是因为我自己做劳工运动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对于中国劳动人民、中国的环境或者对于全世界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不管我们是怎样的意识形态，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最大的难题在于官方把自由、民主、法治都当成资产阶级性的，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内一些新左派也作同样的解释。我认为这样不对。首先，法文bourgoeisie这个词，最早不是指资产阶级，而是市民阶级。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时期，通过写文章主张追求人的解放的知识分子、律师、基督教徒，这些人都不一定来自资本家家庭。把这些人所创造的学说，统统等同资产阶级性或为资产阶级服务，其实是错的。要等到后来，资产阶级崛起了，成为市民阶级中最重要的力量。之后bourgeoisie一词，才变成指涉"资产阶级"。
其次，即使确定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学说，或者具有资产阶级性的东西，是否就一律是坏的呢？中国大陆一些号称是左翼的学者，他们讲到资产阶级会有一种轻视的态度，这是非历史的。我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章，他们也没有那么狭隘就说凡是资产阶级的就是坏的。如果你看1919年列宁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演讲，这个演讲非常有意思。1919年正是内战正酣的时候。但是列宁对青年说，你们不要做空头的社会主义者，不要做空头的共产主义者。你们一定要吸收全部的人类文明，吸收资产阶级好的东西。不这样做的话，就是空头的社会主义，什么都建设不了。我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继承自由主义的一些东西。对于西方左翼来说，这是常识而已，但对中国大陆来说，这种常识不为人所知。
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也有分割开的一面。左翼自由主义主张福利国家，这是好的。从实际的角度看，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的模式已经挺不错了。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社会保障，很多社会主义者也会觉得那是一种不错的环境。问题是左翼自由主义这些价值，它的社会载体（social carrier）在哪里？它体现在哪个社会群体？体现在资产阶级吗？今天我们从香港的状况能看出，肯定不是在大财阀那里。其他朋友可能不知道，最近香港的五大商会出来反对真普选和占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自由民主的价值，不能由资产阶级来承载。90年代，很多人说中国企业家会成为中国民主的旗手。现在大家都不这样说了，因为不是事实。
一旦谈到价值观的社会载体，就引到物质利益和阶级问题。如果今天香港的大财阀，台湾的大财阀，大陆的大财阀他们不愿意让劳动者得到保障，原因在哪里？我经常做劳工的教育工作，所以我经常碰到一个实在问题，就是物质利益，就是劳动者受到剥削的问题。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也是物质利益的问题大老板之所以反对真普选，或者他们主张什么价值观，其实要从他们的阶级的物质利益找到解释。这个老板为什么这么差？工人不会说因为他价值观有问题。昨天昆山有一个工厂发生了爆炸。我有一个朋友研究大陆劳工，说昆山那边，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拖欠劳工工资问题也很严重。为什么那些大资本家那么坏？不仅是因为他的价值观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的物质利益使然。老板要肆意压榨劳工，因为这本身对他们有利。
我们也希望政府作为一种公权力，能够出来主持公道，调和各种矛盾。但问题是国家机器真的是中立的吗？我们不能够设想国家本身是中立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中立的，更不用说站在劳动者这边。
那么，谁是自由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载体？是中产阶级吗？Lipset有关中产阶级是民主旗手这个学说，放到大陆和香港，其实都应用不了，因为事实不是这样。那么自由民主和福利国家，还能够由哪个阶级来贯彻？
我再重申一遍，对我来说，什么主义不重要。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人的普遍解放。我们要从各种各样具体的压迫之中解放出来。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模式比较合适呢？详细的不说了。但是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排斥市场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讲一讲苏联的部分。托洛茨基在30年代的文章中很清楚地写到，我们需要运用三个元素，即民主、计划和市场。他是为了批评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过急工业化。他讲得很清楚，计划应该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反过来。他的这种探讨也不是他独创的。在没有斯大林主义化之前，很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样的声音。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认为今天大陆、香港、台湾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之后会怎样，我不知道，这正是它恐怖的的地方。我跟欧洲的很多劳工朋友交流，他们有强烈焦虑感，害怕福利国家灭亡。我们需要理解世界的变化。我认为社会主义运动里还会有很多经验供我们参考，自由主义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的更是在具体的奋斗之中团结起来。
陈宜中：
刚才有朋友提到，也许我们不需要从过于系统的角度去看马克思的理论。我部分同意这个看法，但要看我与谁讨论这个问题。如果碰到极度仇恨马克思的人，我会说如果把马克思看作19世纪重要的乌托邦思想家，就像你看其他的伟大著作一样，用平常心去看，说不定会受到启发。但是当我碰到一心想要为马克思辩护的左派朋友时，我会说即使马克思有很多复杂性，但马克思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一位思想家，要说他的乌托邦思想跟20世纪专制社会主义一点思想关联性都没有，或说那些关联性不值得指出，那我就不是很同意。马克思不需要为列宁或斯大林负责，但马克思以历史目的论取代国家与政治理论，造成阿尔杜塞所指出的严重的思想空缺，使得革命马派只靠痛骂资产阶级民主来证明自己正确，有的甚至还拿马克思来替自己的专制行径背书，这些发展跟马克思思想中的盲点真的毫无关系吗？
我认为吧，今天所有的左派都必须切记这些盲点，而不是继续去复制这些盲点。过去，对专制社会主义滥用国家权力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好好去面对、去处理，对自由主义则是百般不屑。说到最深的思想层面，这些态度可能都跟马恩的国家终结和政治终结论，以及背后一整套的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历史本体论有关。这些盲点当然不是马克思的唯一面向，但曾经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应该要牢记，而不是轻易忘记。
区龙宇：
整个20世纪有那么多惨痛的经验，我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检讨一切，包括过去的失败。但我们在做反思的时候要留意一点，如果纯粹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做检讨，可能是有问题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启蒙时代、理性时代的思想，这是有问题的。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很多活生生的力量及其互动而造成的，不可能只是由思想来造成。
马克思思想，和后来的变种像斯大林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些变种与马克思思想自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儿关联。但我们应该注意，要解释苏联和毛时代中国的实践，不能只看思想上的发展。世界是由各种活生生的力量所支配的，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历史。如果我们说俄国革命可怕的官僚化以及中国大陆的经验，纯粹是由某个人的思想造成的，是不是有点唯心主义？其实，如果纯粹从思想上反思，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赢得所有辩论。谁去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再比较斯大林的做法或毛泽东的做法，看看两者哪些方面有继承关系，哪些方面有割裂关系，就不难知道，斯大林所有的做法和他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割裂，哪里有继承？基本上没有！马克思说国家要消亡的啊！斯大林却在加强专政。
马克思著作中提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的原意与今天所了解的完全不同。Dictatorship这个词来自罗马时代，它是在保持罗马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在战争和灾难等紧急状态下，临时委托dictators主持政务。在罗马共和国时代，dictators与民主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融的。就像你在民主国家发生紧急状态，也需要让行政机关行使一些紧急权力一样。Dictators用复数，因为是两个人，不是一个。这是因为希腊人、罗马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很注意防止一个人的独裁。所以现在把dictators理解成个人专制独裁，这与它的原意是相反的。在十九世纪或以前，政治学家在使用dictators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沿用罗马时代的用法，根本不是现在这样的用法。
最后一点，马克思是坚持普选制的，不过他也知道，有些人虽然也支持普选，不过就刻意要弱化选民与议员的关系，以便议员能够摆脱选民的监督。这就是弱化版的普选。所以马克思支持巴黎公社，巴黎公社里的议员是可以随时撤换的。我们现在的普选制，最大的弱点就是四年才选一次。四年就足够他卖掉你了。马克思的思想比一般的代议制更前进一步，在于他的主张加强了议员和选民之间的关系，确保前者受后者监督。这种思想也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他抄袭了巴黎公社。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巴黎公社的独创。英国的宪章运动，其中一条纲领就是要每一年选一次议员，以强化议员和选民的关系。说到底，社会主义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已。
这些都是马克思理论最基本的原理，但斯大林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相反的。所以，如果纯粹从思想史的发展来辩论社会主义实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定会胜利的，因为光从思想内容来看，马克思和斯大林，两者之间，没有继承关系。但是我反对这样的研究方法。因为社会变革，是很复杂的，其中是交织着很多股力量。必须也去考察这些实际力量，才能了解历史为什么这样发展。
（整理编辑：李丹、周雨修订：陈宜中、区龙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