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当前处在什么阶段的重大理论课题，必须坚持大历史观和整体观，超越“高潮”“低潮”表象透析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及本质。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理论、道路、运动和两制关系均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变化不单单是从一元到多元、从保守到革新、从地区到世界，而是一种复合的、多层次的、跃进式的变迁，是世界社会主义递进式发展、阶梯式上升的历史逻辑延展至当代的最新表现。
关键词：世界社会主义 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走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已进入新的阶段。对于如何认识和界定世界社会主义当前所处阶段，理论界众说纷纭。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世界社会主义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很值得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这个问题，既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亟待解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密切相关。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如何认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态势，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长期思考的问题。恩格斯曾指出，“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换言之，社会主义者应当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中觉察出与实际相符的线索和脉络，而非随心所欲地剪裁或构想。世界社会主义不是某种假定的历史公式，不会按照浪漫式的想象或理论家的规定而展开。历史总是按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态势，核心是要依据“实际结果”把握其背后蕴藏的历史逻辑，从而将那些具有质变意义的标志性节点串联在这根链条之上。“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阶段划分正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逻辑的精准反映。“从空想到科学”，描述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描述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演进；“从一国到多国”，描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普及。三个阶段主体虽各有侧重，但呈现的正是由虚到实、由点到面、由少到多，从低级到高级、从幼稚到成熟、从量变到质变，递进式发展、阶梯式上升的同一历史逻辑。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首先是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扬弃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批判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等一系列人类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世界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巨大飞跃。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在发出对实践的呼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无产阶级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转变。
“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其超越以往一切剥削制度的先进性和人民性，向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发出光明的邀约。受十月革命鼓舞，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高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开始，欧洲、亚洲、拉美先后共有13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快速演进。
世界社会主义当前发展阶段的时间起点
以莫尔发表《乌托邦》为起点，世界社会主义开启了“从空想到科学”第一阶段；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起点，世界社会主义开启了“从理论到实践”第二阶段；以十月革命胜利为起点，世界社会主义开启了“从一国到多国”第三阶段。因此，要回答世界社会主义“现在是个什么状况”，首先需要明确当前阶段的时间起点。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理论界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作为起点，认为中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打开了社会主义国家革新开放的大门，也促使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纷纷变革，世界社会主义正处在“从一国到多国革新”或“从地区到全球拓展”的阶段。另一种是将苏东剧变作为起点，认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空前挫折，社会主义遭到所谓“历史终结”的质疑和全球范围内的“污名化”，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之外至今再无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功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及双方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世界社会主义正处在“低潮”“低谷”或“从低潮到振兴”“从低潮到复兴”的阶段。上述两种观点均有道理，但有三个问题无法回避。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同时又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起点；十月革命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同时又是“从一国到多国”的起点。如果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形成标志着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那么无论是以苏东剧变还是中国改革开放作为新阶段的起点，都会存在几十年的“空档期”。
其次，从革新浪潮的起始看，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非凡意义，但此轮世界社会主义的革新浪潮并非自此而始。事物的发展均有一个从隐性到显性、从“简”到“巨”的过程。事实上，当社会主义制度在多个国家建立之后，紧随而来的便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反思。不论是南斯拉夫的“自治改革”、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苏为鉴”，还是东欧20世纪60年代经济改革，都反映了这一趋势。
最后，从态势与阶段的关系看，“高潮”和“低潮”本质是对革命或发展态势的描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阶段特征。如果以“高潮”和“低潮”来划分发展阶段，那么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不是高潮就是低潮、不是走向高潮就是走向低潮，这就无法触及世界社会主义变化的本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曾有过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20世纪初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泛滥和第二国际破产、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大分裂等一系列低潮事件，但都不构成阶段划分的起止节点。尽管从高低潮的革命态势看，苏东剧变确有标志性意义，但本质上仍是世界社会主义当前阶段的一部分。
因此，世界社会主义当前发展阶段应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其中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值得关注：一是1959年古巴独立，宣告社会主义阵营基本形成；二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捅了娄子、揭了盖子”，迷信苏联模式的思想枷锁被进一步打破。
世界社会主义当前发展阶段的本质和特征
纵览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取得过辉煌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磨难，但其自我调适、自我扬弃、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进程始终没有中断。这种变化不单单是从一元到多元、从保守到革新、从地区到世界，而是一种复合的、多层次的、跃进式的变迁，是世界社会主义递进式发展、阶梯式上升的历史逻辑延展至当代的最新表现，可以概括为“从传统到现代”。也就是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从传统到现代”阶段，即以近代历史条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不断增强现代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过程，具体有四个方面特征。
一、社会主义理论当代化
世界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理论的飞跃，在于对当代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科学回应。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定义社会主义，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将市场经济视作“洪水猛兽”，对社会主义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缺乏深刻认识。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则根据实践发展进行守正创新，如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强调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执政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越南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理论等。古巴共产党提出要将平等和平均主义区分开来，肯定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地位和作用等。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进行探索，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也推动社会主义理论实现当代化的革命性飞跃。
二、社会主义道路多元化
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道路呈现出同一化的发展趋向。但因为各国各民族各党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同一化并不符合客观要求。自20世纪中叶开始，各国社会主义者愈发表现出独立自主探索自身道路的意愿。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更激起人们的反思。毛泽东同志在效仿苏联模式的同时提出“以苏为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自发开启改革探索，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等。苏联解体虽然使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但客观上也促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深入人心，为世界社会主义道路多元化开辟了广阔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感召和理论引领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今天已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共识，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新的生机活力。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走上符合本国实际的道路，分别提出了胡志明思想、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凯山·丰威汉思想、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等以本国革命领袖命名、具有本国特色的指导思想。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拉美的劳动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等思潮百花齐放、百舸争流，非洲的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等提出要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也提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如英国共产党的“三步走”战略等。虽然仍有极少数共产党对本土化认识不够，但总体看，世界社会主义一元化的模式已被打破，并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
三、社会主义运动自主化
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遵循的是“服从一个国际中心指导——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走一条革命道路——武装夺取政权，建设一种模式——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战略。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并且服从一个中心组织的领导是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特征。尽管1943年第三国际宣告解散，但以苏联为中心的无形的国际联合依然存在。随着战后时代主题逐渐发生改变以及国际共运阵营大分裂，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有形或无形的国际联合都逐渐式微。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仅存5个，许多共产党也相继解散、分裂、转向，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扛旗”的原则，传统意义的国际联合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十余年的恢复，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又重新活跃起来，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重交流、轻统一、去中心的新型联合方式，大部分共产党摆脱以往过于强调“国际性”“统一性”的窠臼和对“领导国”“领导党”的依赖，党际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IMCWP）、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欧洲共产主义行动（ECA）等先后成立，并形成议题主导、民主协商的组织机制。
四、两制关系时代化
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和超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对立的，但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又具有相对的统一性。两种制度注定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存，并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各国社会主义者主要看到了两种制度的对立性，而较少看到统一性，现代社会主义的进步就在于对两制关系二重性有了新认识。一方面，学会吸收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因素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更好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进入以金融霸权、科技霸权为主导的弱帝国主义时代和“最不合乎自然”的腐朽阶段，从制度、价值、理念、形态、文明等对其进行全面引领，超越了传统的竞逐关系。而当代资本主义也在吸取社会主义诸多制度优势后，延缓了走向消亡的进程。制度对立统一的二重性反映到国家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合作、竞争、博弈、对抗等形态，在某一时期或重大事件上其中的一种形态表现可能相对突出。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没有改变，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崛起仍会竭尽全力遏制打压，但很少采取直接军事干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主动寻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程度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重要国际市场和巨额利润来源，社会主义国家也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先进技术和外部资本来源，但双方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领域都彼此防范。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衰而未亡”，社会主义“兴而未盛”。把握世界社会主义当前发展阶段的本质及特征，对于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世界性，深刻认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曲折性、时代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出的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科学道路，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从传统走向现代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21世纪的中国已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引擎和实践示范高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开创世界社会主义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毫不动摇、一以贯之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交流合作，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跟踪研究，在世界社会主义进步浪潮中将中国早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我们坚信，世界历史将以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迎来下一个崭新形态。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工作人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4年第1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