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生态观，还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此，学界较多关注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基本观点的传承和贡献，关于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蕴含的生态观的传承和贡献研究还稍显不足。本文以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为轴，试图搭建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蕴含的生态观之间的桥梁。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及其生态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的运行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历史趋势，而且研究和提出了与资本主义经济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样态，对这一经济样态本质特征的揭示能够促使我们理解其中所包含的生态意蕴。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学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得出的结论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认识的加深而发展,且愈加深刻。尽管学者的结论各异，但都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指向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等。在笔者看来，事物的本质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我们一方面要从事物的本义出发去探究该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个本质不仅使该事物同其他事物相区别，而且对自身的发展方向还起到规约作用。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应从经济的本义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中去探究。
经济的本义，学人的论述各异，最初有家政之说，后来有治国之说、致富之说，但无论如何，经济都与广义的生产活动有关，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因此，从经济的本义出发探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必须将其与生产联系起来。那么，一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其本质的集中体现是什么呢？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目的。本质，就是事物内部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就是揭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的探讨就包括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生产目的决定了这个社会参与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的行为，决定了这个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向。
探究生产目的就是探究人为什么要进行生产。毫无疑问，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但无论是人还是需要，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社会形态，要满足的人及其需要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在原始社会，原始人通过狩猎采集活动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产活动不仅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是为了满足资本家获取利润的需要，“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而此时的雇佣工人由于这一生产目的，只能获取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工人本身就像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的那样，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产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与上述社会形态都不同。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列宁也指出：“实行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那时，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为了澄清雅罗申科“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观点，斯大林还专门探讨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议题，将其表述为：“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论断是连贯的且基本一致，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
那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生产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时，其中包含哪些生态意蕴呢？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第一，创造使用价值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承认自然条件的有限性。要满足人的需要，就必须创造主体之外的客体供主体消费和使用，这一客体就是财富。生产财富，是一个社会满足人的需要的基本条件，而构成财富的内容是使用价值。生产财富就是要生产使用价值，这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通过索取和改造自然存在物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并将无用之物返回给自然界，自然界同时起到“资源库”和“容器库”的作用。创造财富的使用价值，离不开自然这两方面的作用。而无论是作为“资源库”的自然还是作为“容器库”的自然，都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在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马克思就认为必须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应付自然灾害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恩格斯则警告人们，“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恩格斯在此指明了尊重自然本身的性质是任何社会组织形态都必须遵循的规律。
第二，物质文化需要具有“经常增长”的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提供“无限”的财富满足这一特性。需要具有历史性，人们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指认了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成员的需要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经常增长”，同时，也只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这种“经常增长”的需要是否意味着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和财富的“无限”创造？马克思、恩格斯的答案是否定的。恩格斯在回答“最终废除私有制将产生什么结果”这个问题时指出，生产的扩大将满足人们的需要，不断引起新的需要，同时新的需要又创造出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因此，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但是，工业的这种发展给社会提供的产品并不是无限的，而是“足够”即可，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这样一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同资本主义社会永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相比，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需要程度为导向进行生产，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满足社会成员的既定需要即可。
第三，作为生产主体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将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能做到对自然条件有限性的尊重，能做到以“足够”而不是“无限”的财富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活动主体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而不是资本家。资本家主导的生产活动遵循资本逻辑，以劳动者和自然条件的分离为前提，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诚然，这种生产也创造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产品，但产品表现为商品形式，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实现了对自然条件的重新占有，并回归满足需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目的，这样一来，“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在此指出了在必然王国内，作为生产主体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所能实现的自由，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来看，就是在变换过程中实现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控制，同时，也将实现人类的本性。
第四，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将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满足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的需要，仍属于必然王国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生产目的的强调缘于批判雅罗申科“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观点，但不能将斯大林的批判误读为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并进一步误读为社会成员只有在消费中才能获得满足，从而让整个社会陷入消费主义的泥潭。斯大林指出，“雅罗申科同志以为这里所说的是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这当然是糊涂想法。其实，我们这里的问题不是消费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它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消费也仅仅是必然王国领域内满足社会成员物质文化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提出了满足社会成员物质文化需要的生产目的，还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产目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角度看，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最终还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此，社会主义经济生产目的的生态意蕴再次凸显。如果说，必然王国领域侧重于通过消耗自然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物质产品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那么，有别于此，在自由王国领域，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人的能力本身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实现将成为目的，在自由王国领域，维持生存的工作时间将缩短，促进人类能力的发展的自由时间将增加。工作时间的减少就意味着直接消耗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的减少，社会成员消费物质产品用以维持生存的活动将减少，而以非直接性方式消耗自然资源的活动，如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智力活动、审美活动的自由时间将增加。正如厄内斯特·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把弹钢琴、绘画、制作花瓶、漫步森林、著书立说等活动当作消费是很不合适的，“像这样‘真正具有人性的’实践的繁盛，恰恰需要减少用于物质产品及服务的获取和消费上的时间”。
第五，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活动要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前提是对自然条件的共同占有。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活动，其发展趋势是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活动，则是要避免两极分化、满足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是少数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财富享有的主体时，常使用“每个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人”等词汇。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恩格斯强调了物质和文化产品都将成为每个人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要实现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两极分化到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转变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是前提。雇佣工人生产的产品之所以能为资本家所有，是因为生产所需的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尽归资本家所有，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因此，资本家正是凭借着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实现对产品的占有，这是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起点，而这其中就包括对自然条件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资本的原始积累，“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丧失土地，就等于将工人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废除自然条件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拥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实现对自然条件的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的传承
立场是人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持有的态度，是一个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起到“定向”作用。立场不同，就会导致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结果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揭示，即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别开来的集中体现。以资本为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立场，也是其发展生态经济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由此所导向的结果是生态环境被降格为服务于资本的工具性存在，根据资本无限增殖的需要而不断变换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最终难逃被污染、被耗尽的命运。以资本为中心，是效率至上、利润至上、经济增长至上，以至于“对效率的追捧成为……人类对自然应担负的责任等基本问题的挡箭牌”。从最初被资本视为“免费的礼物”而被贬得一文不值，到后来成为资本的“座上宾”而被转化为金融衍生品，生态环境无不为了资本不断增殖的需要而遭受残酷的剥削，整个社会陷入由“大量生产”的生产方式而引发的“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这一问题而引进电动汽车、转向可再生能源，但正如斋藤幸平所言，“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很容易被资本的逻辑所左右，陷入‘经济增长的陷阱’之中”，即经济增长越顺利，经济规模就越大，资源消耗量也随之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削减就越发困难。不仅如此，一切为了资本不断增殖的社会由此也将不断陷入财富分配和环境责任分配的不平等状态之中，位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享有巨额财富并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揭示，实际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了人民的经济，而不是为了资本的经济。习近平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论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将其作为发展生态经济的根本立场，即我们发展生态经济最终是为了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我们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也认可资本主义社会所强调的效率、经济增长、市场经济，但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将其直接上升为价值层面不同，我们在生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追求效率、经济增长，“充分发挥市场对稀缺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使市场手段更好地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将其视为手段或者基础，而不是将这些手段混同于目的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从“为人民服务”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中国共产党的接力奋斗中一以贯之、坚定不移。
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具体到生态经济建设领域，就是为了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不仅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为民造福的百年大计”。这就意味着中国生态经济建设从根本上看是对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回应，我们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追求效率是要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程度，发展经济是为了给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建立碳交易市场、征收排污税是为了对企业和公众的生产、生活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从而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换言之，这些举措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实现资本增殖的需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植树造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做到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的原创性贡献很多，如果从站在人民立场上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出发，其中带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的原创性贡献就集中体现为：将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的总体目标。
目标是指引人民前进的动力，我们党总是通过制定符合人民意愿的目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共同为之奋斗。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明确强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目的，这一目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的差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结构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目标作出了调整，将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纳入其中，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这一总体目标的表达，其确立根源于党对人民意愿的回应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和完善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这表明，我们党确定奋斗目标的根据是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人民意愿，指的是人民的需要。事业，指的是我们党的共产主义事业。人民的意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不相同，共产主义事业的终极奋斗目标在不同历史时期也需要有不同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因此，无论是人民意愿还是事业，其内涵都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由此一来，我们党也会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提出不同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奋斗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奋斗目标是继续探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们摆脱贫困、早日富起来。而这三个历史时期的目标，从人民意愿来看，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事业发展需要来看，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人民意愿的目标和事业发展的目标不是割裂的二元目标，而是融为一体的目标，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党就必须确定事业发展的具体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中国梦也是人民的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强调了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这两个目标。在人民意愿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奋斗目标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也会用“幸福生活”替换“美好生活”。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指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这个目标，“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在事业发展方面，我们党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两个一百年”紧密联系起来作为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的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介绍了这一目标，他指出，“中国已经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这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将二者作为一定能实现的奋斗目标，砥砺全党全国人民奋勇前进，“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党同志“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因此到了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在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确定前述奋斗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党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对奋斗目标不断进行充实和完善，由此形成了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目标。从人民意愿的维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更优美的环境”。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讲话，“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从事业发展需要的维度看，我们党将生态环境质量视为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2014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就已讲明生态环境之于全面小康的重要意义：“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同样强调，“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历史检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征程作出总体部署，“美丽”一词首次出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之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特征由原来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增加了“美丽”二字，这样一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中就融入生态方面的考量。党的十九大报告还进一步规划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时间表”：到2020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基于新时代十年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对阶段性目标又有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到2027年，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在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建设美丽中国这些总体目标之下，党中央、国务院也相应制定了总揽性的阶段性目标和各领域的具体目标。比如，在总揽性的阶段性目标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推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在制度建设领域的阶段性目标方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到2020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