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成人性交易的除罪化与否，近年来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在全球妇女团体之间，在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皆引发了诸多争议。在某些国家，譬如英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芬兰、丹麦、卢森堡、西班牙、义大利、希腊、葡萄牙、澳洲、纽西兰、1999年以前的瑞典等等，合意的（consensual）成人性交易是无罪的，亦即“娼嫖皆不罚”。尽管这些国家仍对性产业进行各种管制，但合意的成人嫖娼行为并不违法。相对于此类“娼嫖皆不罚”模式，某些国家则直接禁止成人性交易，或者娼嫖皆罚（如美国的许多州），或者罚娼不罚嫖（如台湾），或者罚嫖不罚娼（如1999年以后的瑞典）。[1]在当前性交易除罪化与否的辩论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即在于：“合意的成人性交易”该不该入罪？
反对“娼嫖皆不罚”的主禁派，多强调：性交易破坏了社会善良风俗，不利于家庭或家庭价值之维系，有害于“性与生育”、“性与婚姻”或“性与爱”的紧密结合。或者，性交易助长了人口贩运和强制卖淫，是对女人的性剥削，妨碍了女性的性自主，违反了性别平等原则等等。主张“娼嫖皆不罚”的另一方，则多表示：除罪化有利于卖淫者（或性工作者）的人权保障，有助于打击性产业所衍生的诸多罪恶，如强制卖淫、高度性剥削、强暴及虐待等等。直接禁止性交易，致使卖淫妇女的污名（stigma）挥之不去，使她们更容易遭到剥削和虐待；由于性交易难以禁绝，直接禁止（如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只会使其更地下化，使强制卖淫和黑帮胁迫等情事更加猖獗，使警方不努力去侦办不肖的中间人。
在台湾，直到目前为止，合意的成人性交易仍是有罪的。台湾所采取的是一种“罚娼不罚嫖”，也就是卖淫有罪、嫖客无罪（但上网援交的嫖客有罪）的禁止措施。近年来，部分民间团体主张“不罚嫖也不罚娼”，亦即合意的成人性交易的除罪化；另一方面，也有民间团体主张改采“罚嫖不罚娼”的瑞典模式。然而，这两种立场皆无法取得社会共识。2007年11月27日，内政部长李逸洋表示：性交易除罪化并非社会多数共识，因此修法的方向应在“娼嫖皆罚”而不在“娼嫖皆不罚”。此项说法旋即引来抗议。同年12月4日，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的部分委员联合声明指出：
在11月27日第十三次委员会议中，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出席会议的民间委员，对于废除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第1项第1款的讨论案，并没有外传的意见不一致。民间委员本于推动台湾弱势族群人权保障之职责，认为此条文“罚娼不罚嫖”不但严重歧视女性，而且让不肖经纪人以提供保护为由控制性产业，产业管理不易而成为劳力剥削的温床，间接导致弱势族群更不见天日……
在27日的会议中，内政部李逸洋部长提出“娼嫖皆罚”的构想，民间委员认为那只是倒退走回头路，让成人性交易的管理更不透明，不肖经纪人更有机会全面垄断性产业，而让人口贩运的问题更为恶化。李部长动辄以“妇女团体无共识”及不利防制人口贩运为由，拒绝废除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第1项第1款的讨论案之提案……
CEDAW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6条规定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制订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及强迫卖淫而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显示打击犯罪，禁止妇女人口贩运及防止妇女性剥削才是终极目标。合理的性交易没有人口贩运及性剥削，为何也被认为有罪？李部长“娼嫖皆罚”的构想藉由将娼嫖全都入罪，认为娼嫖的性行为是人口贩运及性剥削的原因，岂不是太过昧于事实而有避重就轻之嫌呢？我们都清楚知道：娼嫖的性行为不等于妇女人口贩运及性剥削，不尊重妇女性的自主权、性产业的地下化、得利的第三者和不法集团挂勾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如今内政部已知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第1项第1款是一个严重性别歧视的法条，而目前构想的政策方向只会让性产业更地下化、得利的第三者更需要和不法集团挂勾，有违落实人权保障之职责。[2]
联署这份声明稿的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委员，包括黄文雄、陈瑶华、王如玄、喀飞、廖福特、黄越绥、周志宏、刘梅君。[3]从声明稿中，可归纳出三个要点。第一，“罚娼不罚嫖”是对女性的歧视，违反了性别平等原则。第二，“娼嫖的性行为不等于妇女人口贩运及性剥削，不尊重妇女性的自主权、性产业的地下化、得利的第三者和不法集团挂勾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第三，李逸洋“娼嫖皆罚”的构想，“只是倒退走回头路，让成人性交易的管理更不透明，不肖经纪人更有机会全面垄断性产业，而让人口贩运的问题更为恶化”。
从性别平等的角度，不罚嫖只罚娼，显然是性别歧视。然而，单从反性别歧视原则，却也难以直接得出“性交易除罪化”、“娼嫖皆不罚”之主张。联署声明的委员之所以倾向于接受“娼嫖皆不罚”，主要是基于另外两个理由。亦即，嫖娼的性行为不等于人口贩运、性剥削、剥夺性自主；后者必须严加禁止，前者则否。以及，禁止性交易只会使人口贩运、性剥削、剥夺性自主等问题更为恶化，只会使卖淫妇女的处境更加不利。
虽然笔者大体同意这份声明稿之基本立场，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为此一立场进行全面辩护。显而易见，主张“娼嫖皆不罚”不等于主张自由放任。反之，支持“娼嫖皆不罚”的一项重要理由正在于：娼嫖性行为的除罪化，将有助于政府对性产业进行更有效的管制，对强迫卖淫、性剥削、黑帮胁迫等不法情事进行更有效的打击。在此，单靠“娼嫖皆不罚”是不足够的，还需要妥善的管制配套才行。换句话说，若要为“娼嫖皆不罚”提供更有力的辩护，则必须进入具体的管制争议——但管制争议非本文所能深究。
本文所关切的主题，并非更为具体的管制争议，而是性交易除罪化辩论中的性别平等论证。笔者认为，在反对“娼嫖皆不罚”的诸多说法之中，较值得重视的是性别平等的理由，而不是“破坏善良风俗”、“妨碍家庭或社会秩序”、“卖淫为文明社会所不容”等泛泛说词。部分女性主义者表示：性交易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滋生女体贩运和强制卖淫的温床，是对女性的性剥削、性宰制，是对其性自主的剥夺；这个建制物化了女人，宣告、强化了女人作为男人性工具的屈从地位，甚至称得上是男性宰制、强暴、奴役女性的最极端形式。因此，她们认为“合理的性交易”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她们虽未必主张罚娼，但是基本上反对“娼嫖皆不罚”。
这些性别平等论证究竟具有哪些合理要素，又有哪些值得商榷之处，即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通过对这些论证的分析，本文将申论指出：当前以男嫖女娼为大宗的卖淫体制，的确可以理解为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性／别宰制；但即使如此，除罪化（此指“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娼嫖皆不罚”）仍是合理的改革选项。直接禁止性交易，未必有利于性别平等；而“娼嫖皆不罚”将有助于政府对性产业进行更有效的管制，对性犯罪进行更有效的打击。从促进性别平等、为妇女培力的角度，既然卖淫体制难以禁绝，如若“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更有助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且未必妨碍性别平等之推进，那我们将有相当强的政治道德理由去支持这个改革路径。
本文后续各节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二节评述除罪化争议的几个重要面向；第三节先提供一些卖淫案例，接着分析除罪化论者的主要论证；第四节进一步检讨反除罪化论者的性别平等论证，并尝试开展出不同的思考方向；第五节总结全文。
二、除罪化争议的几个面向
从表面来看，赞成或反对成人性交易除罪化，似乎是截然不同、水火不容的两种立场。但实际上，反对者所持的反对理由各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赞成者所持的赞成理由也不尽相同，所主张的管制模式不一而足。
（一）何谓“除罪化”？
本文所谓的“性交易除罪化”，意指“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娼嫖皆不罚”，而非性产业的全面除罪化。无论是罚娼、罚嫖、还是娼嫖皆罚，都称得上是对成人嫖娼的性行为、对嫖客和／或娼妓的直接惩罚。这类直接禁止措施，是否有助于打击性产业所包藏的诸多罪恶，无疑正是除罪化与否的论辩焦点。主张“娼嫖皆不罚”的除罪化论者，多强调：直接禁止性交易，反而不利于打击性犯罪与性剥削。事实上，虽有少数除罪化论者主张自由放任，但绝大多数除罪化论者仍主张通过有效的管制措施，对性犯罪进行严打。[4]当然，究竟何种管制措施才较为有效妥当，则众说纷纭。
以英国为例，虽然合意的成人性交易（嫖娼之间的性行为）并不违法，虽然“娼嫖皆不罚”，但由于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法律阻碍性交易的运作，遂使卖淫者仍不得不求助于皮条客，使性产业转入地下。有些论者将这种模式界定成“合法化”而非“除罪化”，因其除罪的只有合意的成人性行为（即“娼嫖皆不罚”），但性交易流程中的其他方面（如广告、场所、在场人员、仲介、雇主等等）几乎都受到严格限制。[5]为了避免名词争议，本文以“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娼嫖皆不罚”作为“性交易除罪化”的最主要特征。因此，像英国这类“娼嫖皆不罚”但严惩“第三者”（仲介、雇主等等）的管制模式，仍称得上是一种除罪化模式。相对于美国的许多州、台湾和1999年以后的瑞典，“娼嫖皆不罚”仍是英国模式的基本特征。[6]
与英国相较，雪梨所在的澳洲新南威尔斯地区，便对性产业采取了更透明的管理方式；除了对强制卖淫施以严惩外，既不全面禁止刊登广告，亦不禁止外国人士在居留期间从事性交易。在英国，“拉皮条”是违法的。在雪梨，“经纪人”除非涉及犯罪，否则并不违法；除非涉及强制卖淫、贩卖人口或其他犯罪情事，否则跨国卖淫者及其经纪人并不违法。[7]相对来说，新南威尔斯（和纽西兰）属于“性产业除罪化”程度最高的案例，其利弊得失及其与荷兰、德国等其他管制模式之差异，则非本文所能深究。[8]
本文的探讨焦点是“合意的成人性交易”的除罪化与否，而非性产业的全面除罪化与否。值得强调的是，主张“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娼嫖皆不罚”，不等于主张性产业的全面除罪化。
（二）禁止vs.除罪
主张直接禁止性交易、反对“娼嫖皆不罚”的理由，主要可分为两类。简言之，大多数主禁者是父权家庭及其家庭价值的捍卫者，但也有部分女性主义者主禁。
以美国和台湾为例，反对性交易除罪化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不是关怀两性平等的妇女团体，而是父权社会传统性道德的拥护者。他们之所以反对除罪化，主要是出于“性只能发生于婚姻关系内”的性道德约束，以及“性交易破坏家庭伦理”、“性交易是不道德的”、“妓女是肮脏的、低贱的”等主流意见。[9]历史地看，这是父权社会长期以来把“妓女”（和其他“性异类”）当作低贱下流失控的“他者”，所型塑、建构出来的一整套性道德观。[10]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这套性道德观虽早已千疮百孔，但其影响力仍不容低估。其对女性的压迫效应，特别是对女性身体和情欲的控制，过去一直是许多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对象。[11]然而，在性交易问题上，近年来却有部分女性主义者选择和父权主义者站在同一阵线，坚决反对性交易除罪化。但她们的反对理由并不在于捍卫父权家庭，而在于维护两性平等。
另一方面，在赞成性交易除罪化的一方，内部也有分歧。不难想像，对于大多数男性嫖客来说，除罪化将是一大福音。亦有论者认为，卖淫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行业”有其生物基础，根本禁不掉，因此还不如为男性过剩的性欲开辟合法的发泄管道。[12]相对于此种生物或基因决定论，也有论者从文化或社会建构的角度，尝试去理解性交易难以禁绝的原因。[13]这些说法不一而足，但通常指向“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建构差异，以及现代父权家庭的某些内外在问题。比方说，父权社会既建构出“良家妇女”的贞洁和禁欲形象，也建构出所谓的“男子气概”和“男性雄风”；这两者之间的反差，以及家庭生活或固定关系中的种种压力和压抑，遂使部分男性想要在妓女身上寻求安慰、发泄、刺激、弥补、或短暂逃避。这类文化诠释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道，非本文所能探究。然其基本洞见在于：性交易之所以难以禁绝，实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压抑、对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文化建构、以及家庭或伴侣关系的实际样态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4]
对于多数除罪化论者而言，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倘若性交易果真难以禁绝，倘若除罪化有助于因应性产业所衍生的诸多罪恶，那么，除罪化或许即是较为合理的选项。在此，不少女性主义者之所以主张除罪化，其主要理由并不在于满足男性的过剩性欲，而在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15]
（三）性别平等与性自主
部分除罪化论者认为卖淫应该视同一种“工作”，并主张将卖淫正名为“性工作”或“性服务”，将卖淫者正名为“性工作者”。从这个角度，性交易或性工作所涉及之“性自主”问题，至少包含三个面向。第一，强制卖淫是妨碍性自主的严重犯罪。第二，性交易过程若涉及强暴、虐待、胁迫等情事，即是对性自主或人身自由之侵害，即不属于双方合意的成人性交易。第三，以法律禁止合意的成人性交易，等于是剥夺了性工作者（特别是弱势女性）自主决定是否卖淫的权利。
卖淫是否该正名为“性工作”，无疑是除罪化争议中的一个论辩重点。部分除罪化论者认为，卖淫之所以不被视同“工作”，主要是出于社会偏见。通过对这些偏见的批评，他们试图肯认卖淫是一种“工作”，或主张卖淫应当被建构为一种“工作”。[16]受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就这些辩论，进行任何深入的探究。就本文而言，主张“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娼嫖皆不罚”，不等于主张“卖淫是一种工作”。诸如“不把卖淫视为工作，是出于偏见”或“卖淫可被建构为一种工作”等说法，若能成立，则将构成支持“性交易除罪化”或甚至“性产业除罪化”的重要理由。然而，即便是反对“卖淫是一种工作”的论者，应该也不无理由支持“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娼嫖皆不罚”作为改革选项。
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支持“娼嫖皆不罚”的更重要理由在于：它有助于保障卖淫者的性自主，有利于打击强制卖淫、雏妓卖淫、高度剥削、强暴及虐待等情事。由于绝大多数卖淫者仍为弱势妇女，“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将有助于改善这些妇女的不利处境。就此而言，除罪化（相对于直接禁止）将是保障弱势妇女人权的重要一步。[17]
反对“娼嫖皆不罚”的女性主义者或性别平等主义者，其各自具体的说法容或有差异，但应可归纳为以下几项（彼此相关的）主要论证。第一，卖淫体制所包藏的罪恶是体制性的，难以改革。卖淫体制所衍生的人口贩运、强制卖淫，以及卖淫妇女遭到强暴、虐待的风险等等，几乎是这个体制的当然产物。在此，亦有论者强调：即使在性交易除罪化的国家，人口贩运、强制卖淫、性剥削、强暴或虐待等情事，仍持续存在。换言之，卖淫体制对女性所构成的伤害，是体制性的。这种体制难以改革，必须设法消灭。[18]
第二，卖淫体制是强制性的、奴役性的，“同意卖淫”是一大迷思。卖淫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带有高度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显现于妓女的社经弱势地位、人口贩运和强制卖淫、皮条客的宰制和剥削、以及交易过程中妓女所承担的种种风险。所谓的“同意”或“自由意志”，因此只是“迷思”。换言之，弱势妇女的卖淫自由，相对于整个卖淫体制的强制性而言，属于相对次要的道德考量。[19]
第三，性交易（体制或行为）本身，即是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性剥削、性暴力，是对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的剥夺。[20]当前以男嫖女娼为大宗的性交易，既侵害了妓女的性自主，也同时危害了所有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
第四，就性交易的象征意义而言，不仅妓女的性工具地位受到肯认和强化，连带地所有女人的性工具地位也受到肯认和强化。当女人被物化、被公开宣告为“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其性自主和平等权利势将受到进一步伤害。卖淫体制既肯认了父权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的性宰制，同时更通过“女人是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之社会建制，进一步公开宣告男人对女人的性权利／力。[21]
在性交易除罪化与否的问题上，前述两种立场似乎针锋相对。除罪化论者多认为：卖淫体制既难以禁绝，“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而言，将更有助于打击强制卖淫等罪恶，更有利于弱势卖淫妇女的人权保障。反除罪化论者则强调：卖淫体制的罪恶是体制性的；它是具高度强制性的社会建制；是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性暴力，是对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的剥夺；且公开宣告“女人是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进而强化女人的性屈从地位。关怀弱势妇女的除罪化论者主张改革，反除罪化的性别平等论者则希望通过禁止措施（如“罚嫖不罚娼”），朝消灭卖淫体制的方向迈进。在今日女性主义运动内部，性交易（以及色情）问题已被高度政治化；禁或不禁性交易（以及色情），俨然成了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焦点。[22]
但我们仍须注意，在前述两种观点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关怀。例如，双方皆认为强制卖淫、皮条客和黑道的中间剥削、妓女遭强暴、虐待及胁迫的风险等等，的确普遍存在于当前的卖淫体制中；双方亦皆主张政府应拿出更有效的办法，以打击、消弭、防制这类情事。关于女性社经地位的提升，双方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似无显著不同。不少反对性交易除罪化的女性主义者，亦不主张罚娼。
我们不妨追问：既然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少共通之处，又为何会演变为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其纠结究竟何在？
三、除罪化与弱势妇女人权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先提供一些具体的或想像的卖淫案例，然后分析除罪化论者的主要论证，及其背后的政治道德考量。之所以要提供这些卖淫案例，除了对照理论与现实的目的外，更是因为除罪化论者“娼嫖皆不罚”的改革主张，主要是出于对弱势妇女的关怀。
（一）几种卖淫案例
例一：让我们想像一位未成年的雏妓。从小，她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14岁时，她被吸毒的父亲卖给卖淫集团，再转卖到邻国的大城市卖淫。她每天接客不下十次，既无行动自由，也无法选择客人，对性交易过程没有任何掌控能力。卖淫，极可能并非出于她的自由意志。她的劳动条件比血汗工厂的工人还差，而且，被高度剥削的是她的私处。在性交易过程中，她毫无性自主可言，堪称是不断遭到强暴的性奴隶。
例二：在台湾，卜洛克（Lawrence Block）的侦探小说广受欢迎。在他的马修史卡德（Matthew Scudder）系列作品中，私家侦探史卡德的女友伊莲便是一位妓女。卖淫是伊莲的长期“职业”，她在纽约的家中接客，为自己赚进不只一户公寓。马修在转行为私家侦探之前，原是NYPD的员警。在纽约，卖淫是不合法的。不少妓女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求助于皮条客，或者需要员警包庇。马修不属于那类白嫖妓女的员警，反而成了伊莲的男友。据笔者的阅读记忆，在伊莲漫长的卖淫生涯中，似不曾遭到嫖客强暴。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一次强暴，并不是因为伊莲选错了顾客，而是出于其他私人恩怨。[23]总的来看，伊莲不像是性奴隶，也没有中间人逼她接客，而是自由卖淫的个体户。若说她的“性自主”遭到剥夺，她或许会回答：“不让我卖淫才是妨害了我的性自主”。
例三：在2008年3月曝光的纽约州长嫖妓事件中，应召女子属于一个专为上流社会男性服务的卖淫集团。这位妓女22岁，主修音乐，从事应召是为了赚学费。她既未被强迫卖淫，也未曾遭纽约州长强暴。[24]另一个类似案例是台湾翻译出版的《250天伦敦应召日记》。从这位伦敦应召女子的日记中，我们发现嫖客的喜好千奇百怪，但她却似乎具有相当程度的能动性。[25]
例四：在当前台湾的应召市场中，最廉价的年轻女体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这些女性是否被骗来台卖淫，恐难一概而论。但由于在台卖淫属于非法活动，来自大陆的应召女子非得听命于卖淫集团。她们为了偿还高额的运送和仲介费用，为了在一定期间内赚到钱，非得不断到旅馆接客。若说这些女性是性奴隶，恐言过其实，但她们显然遭到高度剥削。她们在性交易过程中是否经常遭到虐待，则不得而知。不过，如果台湾的性劳动条件比起大陆富裕城市要差，也许她们一开始便不会选择来台卖淫，因为这些资讯在大陆不是秘密。
例五：相对于来台卖淫的大陆女子，在KTV制服店及其他情色场所工作的台湾女性，则通常具有更高的接客自主性。有些选择不出场，“不做S”；有些愿“做S”，但不太可能一天接客一两次以上。[26]这类兼差的卖淫者未必都在情色场所工作，也可能只是想要多赚点钱、白天有其他固定工作的年轻女性。
例六：在台湾各地的“私娼寮”或“小吃部”，情况可能又有所不同。对于中低收入男性而言，找大陆年轻女子可能还是太贵。卖淫给中低收入男性的女性，大多数是为了生存。在她们之中，究竟有多少受到黑道胁迫，受到的中间剥削有多少，在交易过程中是否经常遭到虐待等等，则不得而知。
例七：在台湾，所谓的“网路援交”大都名不符实，因为上网以“援交”名义招揽顾客者，仍以应召集团为大宗。可是，在网上钓鱼的台湾员警，却并不是以侦办应召集团作为主要目标。由于应召业者相当熟悉警方的钓鱼过程，所以警方基本只钓男性网民和落单的援交女子。落单的援交女子多属自愿卖淫，而且不涉及中间剥削，但却变成了警方业绩压力下的主要受害者。至于应召集团是否涉及强制卖淫等情事，则似乎不是网路员警的侦办重点。
（二）除罪化及其道德考量
以上，只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些浅例。虽然具公信力的调查研究仍颇为有限，个人证词的代表性亦值得怀疑，但从以上案例，我们或可延伸出几个初步的思考方向。[27]
第一，从个人主观意志的角度，卖淫者之所以卖淫，确实可能出于“自愿”（此指常识意义下的“自愿”）。类似于前述14岁雏妓的极端案例，在今日台湾可能属于极少数。此外，即使是涉及非法人口贩运的案例，我们也不能假定当事人（例如来台卖淫的大陆年轻女子）一定是被强迫卖淫。无论跨国卖淫是否违法，跨国卖淫者确实可能出于“自愿”。[28]
第二，卖淫者之所以“自愿”卖淫，一开始几乎都是出于经济考量。由于卖淫是遭到高度污名化的贱业，甚至违法，因此，卖淫的主要动机是经济性的。正因为卖淫有利可图，女孩才会被卖给卖淫集团，黑帮份子才会投入卖淫事业。也正因为卖淫有钱可赚，年轻女子才会想要靠卖淫赚快钱，弱势女子才会在经济压力下选择卖淫。不过，自愿卖淫者未必“别无选择”，因为还是有相当多的女性选择工厂女工、家庭帮佣、餐馆服务员、清洁工等低收入工作。就此而言，经济因素未必是决定性的。
第三，卖淫者是否遭到高度剥削（经济剥削、性剥削），在性交易过程中遭到强暴或虐待的风险有多高，恐难一概而论。一天接客十次的所得，未必比一周接客一次来得多。我们会觉得前者是高度剥削，但后者却未必如此。至于交易过程中的不安全风险，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
进一步言，如果性交易的实际情况全都像是前面那位14岁的雏妓，那我们将有很强的理由（亦即反奴役的理由）主张全面消灭性交易。反之，要是情况全都像是伊莲，那可能会有更多人主张性交易除罪化。不过，大多数卖淫者的处境居于两极之间。也就是说，她们之所以卖淫，大都不是赤裸裸暴力胁迫下的结果，而带有程度不一的“自由意志”（此指常识意义下的“自由意志”）。但换个角度来看，此种“自由意志”所从出的社经脉络，往往具有一定程度、或高度的强制性。[29]
试想：如果一位弱势女子的主要选项包括卖淫、陪酒、工厂女工、家庭帮佣、或餐馆服务员，而她最后选择了卖淫，那么，她行使了“自由意志”吗？宏观地看，卖淫和家庭帮佣这两种选择，往往皆出于具高度强制性的社经脉络。若说她选择卖淫的“自由意志”是虚幻的，那么，她选择家庭帮佣的“自由意志”也是虚幻的吗？若说我们必须尊重她的家庭帮佣选择，那是否也该尊重她的卖淫选择？
关怀弱势妇女的除罪化论者多认为：卖淫体制既难以禁绝，“娼嫖皆不罚”将更有利于卖淫妇女的人权保障，更有助于因应卖淫体制所衍生的诸多罪恶。直接禁止性交易（如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既无法消灭卖淫体制，反使卖淫妇女遭到更多压迫。相对来说，除罪化将显著改善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除了使其不再是罪犯外，亦有助于降低她们对皮条客或卖淫集团的依赖程度。[30]
以台湾为例，我们发现禁止性交易的措施，几乎仅仅具有表面的象征意义。在禁止性交易的表层之下，卖淫活动蓬勃进行，警方却无能为力。为了业绩，警方主要是去抓妓女，或上网钓鱼；对于整个由黑帮所垄断的卖淫产业，警方则睁一眼闭一眼，形同变相包庇。担心老公或男友去嫖妓的妇女，大都不了解台湾卖淫买春活动的实况，所以很容易误以为只要废除公娼、只要禁止性交易、只要钓鱼抓援交等等，就真的可以达到目的。弱势卖淫妇女既受制于皮条客，又是员警的主抓对象，还背负来自社会大众的污名。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台湾的禁止性交易措施，主要是通过对弱势卖淫妇女的多重压迫，以树立起“我们不容许性交易”的性道德表像。这种表像看似“符合社会期待”，实则包庇了地下卖淫体制的恣意妄为，尤其是对卖淫妇女的种种伤害。[31]
不少除罪化论者指出，直接禁止性交易的做法，既无法消灭卖淫体制，甚至无法压抑其规模。直接禁止，致使卖淫更地下化，使卖淫体制所包藏的罪恶更不见天日。在直接禁止性交易的国家，遭到法办、定罪的性犯罪者，绝大多数都是妓女。由于员警多是男性，相当了解男性嫖客的“需求”，所以在业绩压力下，主要是去逮捕妓女。员警威胁、白嫖妓女的情事，并不让人意外。一旦妓女遭到法办，有了犯罪纪录，便更难找到其他工作，于是不得不继续卖淫。为了躲避员警，大多数妓女都得求助于皮条客，但皮条客既是保护者，也是剥削者或甚至凌虐者。这整个恶性循环的最主要受害者，就是弱势的卖淫妇女。[32]
在此情况下，“娼嫖皆不罚”的最主要作用如下。其一，由于妓女不再是罪犯，转行的选择是开放的，不会因犯罪纪录而终生卖淫。其二，由于妓女既不是罪犯，也不必被迫指认嫖客，她们所背负的“污名”将可望降低。其三，“娼嫖皆不罚”将有助于降低妓女对皮条客的依赖。皮条客或卖淫集团在“罚娼”（如台湾）、“罚嫖”（如1999年以后的瑞典）或“娼嫖皆罚”（如美国的许多州）体制下对妓女的种种榨取权力，将可望降低。[33]其四，在性犯罪的侦办方面，一旦“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警方将不再能靠抓妓女或嫖客取得表面业绩，而必须更努力去查办严重不法。妓女和嫖客在不是罪犯的情况下，若还有足够的法制保障及诱因，将更可能出面检举强制卖淫等不法情事。
综上，支持性交易除罪化的最重要理由在于：当前情况下，卖淫体制既难以禁绝，“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更有助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恶劣处境。而笔者认为，这个理由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应足以说明“娼嫖皆不罚”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改革选项。不过，单凭这个理由，却仍不足以确立除罪化之主张。因为要是除罪化将带来“其他恶果”，或对其他人构成“具道德重要性的伤害”，那么，我们仍须对正反双方论证的政治道德份量，进行评估、权衡、判断。换言之，光说明“除罪化有助于保障弱势妇女人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反方论证及其道德份量进行商榷。[34]
四、反除罪化的性别平等论证
（一）父权与性宰制
1970年代中期以降，部分女性主义者逐渐将其政治焦点，转移至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其中一项主要观点是：父权宰制的核心是性宰制、性剥削。照其说法，长期以来，男性主要是通过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女性进行性宰制；二次战后，女性要求避孕权、堕胎权及性解放的运动，即是对此种性宰制的反抗。然而，随着色情及性交易产业的不断扩大，却出现了另一种、而且更为极端的性宰制型态。色情产业将女人物化为男人的性工具，性交易产业则使女人变成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家庭内的性宰制仍持续存在，但在家庭之外，在更具能见度的公共场域，女人逐渐受制于此种新型态的性宰制。这种性宰制既是父权社会的进化产物，也进一步肯认、强化了女性的性屈从地位。
这个基本观点，为不少所谓的“激进女性主义者”（radical feminists）所接受、提倡。[35]在反色情运动中，最著名的两位激进女性主义者是Andrea Dworkin和Catherine MacKinnon。[36]她们的关切焦点虽在色情，但也对性交易问题表达了看法。Dworkin年轻时曾是街头妓女，亦是男性家暴的受害者。[37]她把妓女描述成是不断遭到男性强暴的受害者，其阴道不断被戳、经常流血，其口腔是精液的接收器。妓女被男人当成是最肮脏的女人，遭到最肮脏的待遇；男人对女体的痛恨，在对妓女的性暴力中表露无遗。Dworkin表示，无论一般女性的生活有多困苦，受男性多少欺负，都不如妓女可悲可怜。无论妓女是否别无选择，是否得以靠卖淫改善经济，卖淫本身绝对是极坏、极惨之事。虽然所有女性都可能遭遇性骚扰、家暴或强暴，但妓女却必须时刻面对这类情事。对妓女的糟蹋，是男人对女人最极端的性宰制、性暴力。[38]
Dworkin和她的合作伙伴MacKinnon皆表示，男性嫖客对妓女的性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和性骚扰、家暴或强暴是不可分的。[39]MacKinnon并强调，所谓妓女“同意”卖淫，只是个“迷思”。[40]
相对于更关切色情问题的Dworkin和MacKinnon，另一位著名的激进女性主义者Katheleen Barry公认为是批判、反对卖淫体制的理论和运动先驱。在1979年出版的Female Sexual Slavery一书中，Barry即已将卖淫体制理解为一种具高度强制性的性剥削、甚至性奴役制度。[41]基于亲身的研究经验，她对妓女的恶劣处境感到愤慨，因而投身于援救遭虐妓女的跨国运动。值得注意的是，Barry向来反对把卖淫妇女当成罪犯的“罚娼”手段，因为这种手段势必使妓女更依赖皮条客，使妓女更难离开卖淫生涯。从她的角度来看，台湾式的“罚娼不罚嫖”无疑是最糟糕的一种禁法，只会使卖淫妇女难以翻身。[42]
在1980年代初期，Barry曾主张“娼嫖皆不罚”，并且反对政府“管制”性交易。她认为，“管制”措施无助于消除卖淫体制及其罪恶；因此，在“娼嫖皆不罚”的同时，政府必须祭出全方位的禁止手段，对性交易产业进行全面围堵。易言之，娼嫖皆不罚，但通过其他法制手段，以消除卖淫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这个立场，相当接近于第二节所提到的英国模式。[43]
及至1980年代中期，Barry对卖淫体制的批判依旧，但开始主张“罚嫖不罚娼”的禁止手段。亦即：不罚娼妓，以减少其所受压迫，以使其更容易离开卖淫生涯；但包括嫖客在内，性交易产业中的所有其他人员及事项都要法办。[44]这个立场，接近于1999年以降瑞典所采取的“罚嫖不罚娼”模式。和美国的许多州、台湾、或甚至英国类似，这种模式的主要效果仍是使性交易产业潜入地下。表面上，“不罚娼”有助于改善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但另一方面，“罚嫖”（相对于“娼嫖皆不罚”）却使卖淫妇女更加依赖皮条客，以获得客源及保护。[45]
在此值得强调，Barry虽是激进女性主义阵营中反对卖淫体制的先驱，但她和除罪化论者一样，主张不罚卖淫者。而且，她亦曾经主张“娼嫖皆不罚”。这似乎暗示：对卖淫体制作为父权性宰制的批判，与“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Barry之所以从“娼嫖皆不罚”转变立场为“罚嫖不罚娼”，主要是因为觉得“娼嫖皆不罚”可能让人误以为只有“强制卖淫”是错的，让人忽略了卖淫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伤害。易言之，她认为“娼嫖皆不罚”可能会传达一种错误讯息，让人以为所谓的“自由卖淫”没有问题，因此不利于旨在消除卖淫体制的女性解放运动。Barry似乎相信：“罚嫖不罚娼”既有助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处境，亦可向社会传达“卖淫买春是错的”之讯息，因此是更佳选项。[46]
以下，我们将针对反除罪化论者几项主要的性别平等论证，逐步进行分析，并申论其合理及不足之处。
（二）卖淫体制之恶是体制性的
对于反除罪化的性别平等论者而言，“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的一大问题，即在于忽略了男嫖女娼并非个人行为而已，而是一整个压迫女性的社会建制。由于卖淫体制所包藏的罪恶是体制性的，运动的终极目标应在于消灭这整个体制，而不在于改革或管制。如若“娼嫖皆不罚”，恐将难以消灭卖淫这个社会建制。
诚如许多论者所指出，从现实存在的各种管制模式来看，强制卖淫、跨国人口贩运、皮条客的中间剥削、妓女遭强暴或虐待等情事，并未因“娼嫖皆不罚”而完全消失。[47]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卖淫体制存在一天，这些罪恶就会持续存在。就此而言，卖淫体制之恶似乎确实是体制性的。
不过，若说卖淫体制之恶是体制性的，资本主义之恶也是体制性的，父权家庭之恶也是体制性的。时至今日，主张靠政治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人愈来愈少，但主张改革资本主义以减其罪恶的人仍所在多有。改革派必然否认资本主义的体制性格吗？其实未必。从政治实践的角度，资本主义体制难以推翻之事实，并不意味着改革（如改善劳动条件、拉抬穷人的教育、健康、老人年金等等）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在某些革命派的眼中，改革的效应在于协助资本主义稳健运行，在于收编资本主义内部的潜在革命力量，因此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体制性格，并未排除改革作为一个正当的政治选项。
另一个例子是父权家庭。对于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来说，父权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其对女性的压迫无疑是系统性的。争取避孕权、堕胎权、离婚权、赡养费、产假、禁止家暴的法律等等，虽皆有助于女性的培力，但是父权家庭对女性的种种压迫，却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我们不曾听说有人主张靠法律禁止父权家庭，但禁止一夫多妻、禁止家暴等等，则确实有助于父权家庭的变革。
既然父权家庭的体制性格并未排除改革，卖淫体制的体制性格也未必排除改革。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这两种体制之恶都是系统性的，两者都称得上是男性宰制女性的社会建制。而且，正如同父权家庭难以一举消灭，要消灭卖淫体制亦非一蹴可几。事实上，“不罚娼”即是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包括Barry）所接受的“改革”措施。
综合前述，虽然“卖淫体制之恶是体制性的”这个看法大体正确，但却不必然导致反除罪化的结论。毕竟，主张通过直接禁止的手段以消灭卖淫体制，是不现实的，且不利于缓解当下卖淫体制的诸多罪恶。
（三）同意卖淫只是迷思
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表示：即使有些妓女“相信”自己卖淫是出于“自由意志”，相信自己既未遭到中间人剥削，也未被嫖客强暴或虐待；然从整个卖淫体制来看，她们不但属于少数，其“自由意志”和“性自主”也只不过是一种错误意识，正如同某些奴隶自以为相当自由、自主一样。卖淫作为一种性宰制体系，带有高度的强制性。其强制性显现于妓女的社经弱势和家庭状况、人口贩运和强制卖淫、皮条客的宰制和剥削、以及嫖客对妓女的性暴力和虐待等等。
MacKinnon因此强调，所谓的“同意”（或“合意”、“自由意志”等等）只不过是一种“迷思”。[48]Barry则表示，她之所以不再主张“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主要是担心这个立场会传达“‘自由的’性交易不但存在，而且没错”的错误讯息。
针对这类论证，我们不妨追问：卖淫体制是否具高度强制性，甚至奴役性？卖淫妇女是否别无选择？或者，卖淫妇女的“同意”或“不同意”，是否完全不具道德份量？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再以资本主义和父权家庭为例。
资本主义就和卖淫体制一样，同样带有高度强制性。正如同Barry把妓女形容成是“性奴隶”，过去也有许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把所有薪资劳动者都形容成是“薪资奴隶”。这种“薪资奴隶”制度的高度强制性在于：只要没有生产工具，便必须靠薪资劳动维生，几乎别无选择。部分论者因此强调：在此种庞大的经济强制力（economic compulsion）下，“自由选择”只是迷思或错误意识。其实，“薪资奴隶”一词，本身即带有“强制卖淫／劳”（forced prostitution of labour）的性暗示。[49]
然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在薪资劳动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差异。有些人得以选择劳动条件较好的工作，弱势者则只能选择劳动条件较差的工作。愈是社经弱势，所承受的经济强制力就愈高。在此情况下，改革派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制度改革、普及教育、社会保险、经济重分配等措施，为社经弱势者培力，以降低经济强制力的压迫性。反之，如果所有薪资劳动都被当成是“强制卖淫／劳”，那还有必要为弱势者培力吗？还需要改革吗？
同理，即使父权家庭是具高度强制性的社会建制，我们仍有理由区别较好与较坏的情况。时至今日，父权家庭的想像和实际，对许多人仍具吸引力；甚至，也还有许多人认为父权家庭毫无弊病。问题在于：即使这是“迷思”或“错误意识”，我们还是得容忍或尊重人们选择父权家庭的权利。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为女性培力，以减低这个建制对女性的压迫力道。但正因为“同意不只是迷思”，我们不能直接禁止人们选择父权家庭，或禁止妇女选择在家照顾小孩和老人。
在父权社会的历史上，对妓女和同性恋者的某些极端压迫行径，正是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不算数”这类理由行之。[50]所谓“同意只是迷思”，是进行社会批判时的常用修辞，其目的在于凸显某些社会逻辑的强制性格。但政治上，同意往往不只是迷思，因为同意与否仍具道德重要性。若说卖淫都是强制卖淫，那我们便无从区别那位14岁雏妓和伊莲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道德重要性。若说伊莲也是被强迫卖淫，与那位14岁雏妓无异，那我们为什么更关切后者的处境？
再回到父权家庭与卖淫体制的比较。正因为“同意不只是迷思”，女性主义者在大力批判父权家庭的同时，仍不得不容忍或尊重一般人选择父权家庭的权利。和卖淫体制一样，父权家庭作为宰制女性的社会建制，无疑具高度强制性。但同样是父权宰制，同样具高度强制性，为何选择父权家庭无罪，“合意的成人性交易”却非得入罪？
综上，即使卖淫体制的高度强制性是真，这仍不足以证立反除罪化的立场，或甚至革命的主张。从改革的角度来看，正如同我们不会直接禁止出卖劳力或异性婚姻，我们亦有相当强的理由，主张“合意的成人性交易不只是迷思”，并将“娼嫖皆不罚”视为合理的改革选项。
（四）性交易、性宰制、性暴力
在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层次的性宰制或性暴力论证。一种论证是：卖淫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本身即是一种性宰制、甚至性暴力体系。另一种论证是：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即是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甚至性暴力。前者是社会制度层面的论证，后者则直指每一次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
按照第一种论证：当前以男嫖女娼为大宗的卖淫体制，不但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宰制型态，而且称得上是一种相当赤裸裸的“性宰制”。卖淫体制不但是性别不对称的，还称得上是男性通过金钱对女性的集体性消费、性宰制、甚至性暴力。这种体制既是对所有妓女的性自主的严重侵害，也同时危害了所有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这种性／别宰制既是父权社会的进化产物，更进一步强化了女人的性屈从地位。
笔者认为，虽然“性暴力”一词可能太过煽情，但宏观地看，目前这种男嫖女娼的卖淫体制的确可以理解为一种父权宰制，而且称得上是一种性／别宰制。从宏观的性别平等视野，在具高度强制性的社经压力下卖淫者，确实是以女性占绝大多数。由此观之，这个体制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男人对女人的集体性消费、性宰制。[51]再者，即使从性解放的角度来看，这种主要由弱势妇女为男嫖客提供性服务的卖淫体制，也有些严重的不对。性解放意味着某种更积极的、更不受强制的性自主，而不是目前这种带有高度强制性的、种种社会压抑和压迫下的男嫖女娼体制。
但如前所述，父权家庭既是一种父权宰制，也是一种性宰制。卖淫体制的体制性、强制性、以及性／别宰制等面向，也同样呈现于父权家庭建制。易言之，对于卖淫体制作为一种性／别宰制的批判，亦未必直接导向反除罪化的立场。
也许正因如此，不少激进女性主义者如Dworkin、MacKinnon和Barry亟欲强调或暗示：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即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暴力。亦即，“男嫖女娼的性行为”和“强暴”几乎是不可分的，都称得上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暴力。Dworkin是这个论点的始作俑者，她的说法在此不另赘述。[52]
这类说法，和“同意只是迷思”其实并无二致。我们不妨追问：如果男嫖女娼的性行为即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暴力，那遭到嫖客强暴的妓女，岂不跟自认为没遭到强暴的妓女没两样？如果“通通属于性暴力或性骚扰”，那我们能不能说：因为所有妓女都遭到强暴或性骚扰，都缺乏性自主，所以那位14岁的雏妓不值得特别关切？在第三节中，我们陈述了几种不同的卖淫案例。总的来说，无论从卖淫者个人主观的角度，还是从改革卖淫体制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都有相当强的理由，反对将所有娼嫖的性行为都视为“男人对女人的性暴力或性骚扰”。
在“通通属于性暴力或性骚扰”和“同意只是迷思”的思维惯性下，不少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强制卖淫”采取了某种扩大诠释。例如，在Barry笔下，几乎所有涉及卖淫的跨国仲介和运送，都称得上是“人口贩运与强制卖淫”。这种定义或诠释，强烈暗示所有跨国卖淫都是“强制卖淫”。照此定义，就算部分来台卖淫的大陆年轻女子是出于“自愿”，是想要赚快钱，也照样被暗示为“强制卖淫”一族。[53]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它反而使得更值得关切的、类似于那位14岁雏妓的案例，在“跨国卖淫都是强制卖淫”的印象和统计数字中隐而不见。[54]
但这对真正被强迫卖淫者、被强暴者、被高度性剥削者来说，却未必是件好事。试想：究竟是宣扬“所有卖淫都无异于强制卖淫”、“通通属于性暴力或性骚扰”比较重要，还是援救真正被强迫卖淫者、被强暴者、被高度性剥削者比较重要？事实上，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便对“强制卖淫”和“性暴力”做了更严格的界定。在该组织经常发布的“妨碍性自主”情事报告中，“强制卖淫”和“性暴力”是主要的调查重点，但“卖淫”或“性交易”则否。[55]这种区分真的只不过是“迷思”吗？还是更有助于政治聚焦，更有利于打击“强制卖淫”和“性暴力”？
综上，“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即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暴力”之说，是以偏概全的。和“同意只是迷思”一样，这种说法忽略了“同意不只是迷思”，低估了“同意与否”的政治道德重要性。但宏观来看，当前以男嫖女娼为大宗的卖淫体制，则的确可以理解为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性／别宰制。无论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还是从性解放的角度，我们都必须对这种卖淫体制进行批判。然而，对于卖淫体制作为一种性／别宰制系统的批判，并未排除“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作为正当的改革选项。
（五）性交易公开宣告女人的性工具地位
按照另一位著名女性主义论者Carole Pateman的说法，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the sex act itself）即是“男性有权宰制女性”的“公开告示”。男人对女人的性权利／力（male sex-right），女人的性服务者或性工具角色，通过赤裸裸的性交易而获得了“公开肯认”。Pateman的这个说法，开启了女性主义论者之间关于卖淫、性交易的文化／政治意义的激烈辩论。[56]
前面提到，Barry原本主张“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但后来转变为主张“罚嫖不罚娼”，亦即“性交易有罪，但赦免娼妓”。[57]从她的立场转变过程，我们不难察觉部分女性主义者对“娼嫖皆不罚”的某种忧虑。其忧虑之处在于：如果“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那在象征政治的层面上，是否意味着宣告“只要不是强制卖淫，便可为所欲为”，以及“女人是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若然，那岂不是进一步肯认、强化了男人对女人的性权利／力？
在此，部分论者如Scott Anderson试图援用所谓的“滑坡论证”（sloppy-slope arguments）以表达这种忧虑。照Anderson的说法，一旦性交易除罪化，一旦娼嫖皆不罚，则男人在性交易以外的各个社会场域，恐将更肆无忌惮地侵害女性的性自主。他要求我们想像：如果男人相信女人是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那岂不更容易对女性进行性骚扰或性侵害？此路一开，男人难道不会变本加厉，在一般工作场所也要求女性雇员提供性服务？[58]
针对以上说法，我们不妨追问：“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娼嫖皆不罚”，是否一定会强化“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的父权文化建构？其作用程度为何？直接禁止性交易（如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又真的有助于肯认“女人不是男人的性工具”吗？其具体效应何在？
虽然Pateman本人似乎并不关切政策面问题，但她的说法强烈暗示：男嫖女娼的性交易体制的存在和运行，就已经“公开宣告”了“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换言之，即使是在直接禁止性交易的国家，由于卖淫体制根深柢固，Pateman所谓“男人对女人的性权利／力”早已不断被公开宣告、公开肯认了。[59]
如此看来，直接禁止性交易的象征作用究竟有多大，应值得更仔细推敲。美国和台湾的经验显示，在禁止性交易的表层下，其实是对性交易的高度容忍。表面上，禁止措施似乎保障了“良家妇女”的社会地位，但它真的肯认了“女人并非男人的性工具”吗？直接禁止性交易（无论是罚娼、罚嫖、或是娼嫖皆罚）的象征效应何在？作用多大？又真的提升了女性的平等地位和性自主吗？
事实上，禁止性交易的社会或文化意义并不是单一的。它不必然意味著「女人并非男人的性工具”。卖淫，向来属于父权家庭的“对立面”。禁止性交易，其实不无可能巩固、强化父权家庭的性／别宰制逻辑。[60]若说“娼嫖皆不罚”可能被解读成“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娼嫖皆罚”或“罚娼不罚嫖”亦可能被解读为“回归父权家庭”、“女人要当良家妇女”，而“罚嫖不罚娼”也可能被解读为“捍卫家庭价值”、“保障良家妇女”。由于主禁派的主力向来是父权家庭及其家庭价值的捍卫者，直接禁止性交易的象征意义究竟在于“女人不是男人的性工具”，还是“回归父权家庭”，实难有定论。在台湾，绝大多数主禁者都不是以性别平等作为其主禁理由，而这似乎不是意外。
进一步看，在某些“娼嫖皆不罚”的国家，如1999年以前的瑞典，其女性的社经政治地位明显高出美国或台湾甚多。瑞典在1999年改采“罚嫖不罚娼”之前，便已是两性平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果性交易除罪化真像Anderson所形容的那么可怕，那么有害于女性的平等地位和性自主，那瑞典在促进两性平等方面的表现，又该如何理解？早在1999年以前，瑞典即已是娼妓占人口比例最低的先进国家之一，但这却不是通过“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达到的。[61]其经验暗示：若要降低性交易的发生率，若要压抑卖淫体制的规模，除了要有一整套促进社经平等、拉抬女性社经政治地位的做法外，亦必须促成更自由开放的性文化、性风气，以及更平等、更多元的家庭或伴侣关系。
由此观之，Anderson的滑坡论证，仍欠缺足够的说服力。Barry等论者对于禁止性交易的象征意义及其效果的估计，亦值得商榷。其一，禁止性交易的象征意义并不是单一的。其二，就算禁止措施可能包含“女人不是男人的性工具”的象征意义，就算“娼嫖皆不罚”可能被解读成“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两者的作用力道似乎皆颇为有限。对照台湾和瑞典，一项合理的判断是：成人性交易的除罪化与否，对于女性的整体社会地位（平等地位、性自主等等），并不具决定性的影响力。
综上，Pateman“性交易公开宣告女人的性工具地位”之说法，的确值得高度重视。“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的父权文化建构，也确实值得批判、解构。然而，这些顾虑却仍不足以排除“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作为正当的改革选项。
五、结论
成人性交易的除罪化与否，近年来在国内外皆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对此课题亦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除罪化论者多认为：“娼嫖皆不罚”有利于卖淫妇女的人权保障，有助于打击性产业所包藏的诸多罪恶，如强制卖淫、高度性剥削、强暴及虐待等情事。反除罪化论者则多强调：那些罪恶是卖淫体制的当然产物；卖淫体制具有高度的强制性；性交易是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性剥削、性暴力，严重侵害了女性的平等地位和性自主权利。
本文将“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界定为“性交易除罪化”的主要特征，然后针对除罪化争议中的性别平等论证，进行了逐步的分析和讨论。关怀弱势妇女的除罪化论者多认为：当前情况下，卖淫体制既难以禁绝，“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将有助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恶劣处境。本文通过分析指出，这个论证虽具高度说服力，但其本身却不足以确立除罪化之主张。由于“娼嫖皆不罚”亦可能带来“其他恶果”，或对其他人构成“具道德重要性的伤害”，因此，我们仍须仔细评估反方的论证及其政治道德份量。
在本文第四节中，我们针对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四项主要论证，进行了更细部的分析和商榷。这四项论证分别是：卖淫体制的罪恶是体制性的，难以改革；卖淫体制具有高度的强制性，“同意”卖淫只是迷思；性交易（体制或行为）本身即是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性暴力；男嫖女娼的性行为本身，公开宣告并强化了女人的性工具、性屈从地位。我们申论指出，这四项论证虽包含诸多合理要素，但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其合理之处在于：卖淫体制之恶确实是体制性的；这个体制的确具有高度的强制性；它确实可以理解为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性／别宰制；它的存在和运作，公开宣告了女人的性工具地位。但我们同时论证指出：卖淫体制的体制性、强制性、以及性／别宰制等面向，连同“性交易公开宣告女人的性工具地位”之实，皆不足以排除“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作为正当的改革选项。
宏观地看，由于绝大多数性交易仍发生在男嫖客和妓女之间，这种卖淫体制当然可以、或甚至必须理解为一种性／别宰制系统。不过，要改变或消灭这种性／别宰制，却并非一蹴可几。从促进性别平等、为妇女培力的角度，既然卖淫体难以禁绝，如若“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更有助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且未必妨碍性别平等之推进，那我们将有相当强的政治道德理由去支持这个改革路径。主张“娼嫖皆不罚”，并不意味着男嫖女娼的性／别宰制系统不应该受到批判，而应当更恰当地理解为对这种性／别宰制系统的进步改革。正如同我们禁不掉资本主义和父权家庭，我们也禁不掉卖淫体制。正如同我们要改革资本主义和父权家庭，卖淫体制也是正当的改革对象。
从促进性别平等、为妇女培力的角度，我们应当追问：台湾长期以来禁止性交易（却根本禁不掉），但女性的社经政治地位为何？1999年以前的瑞典“娼嫖皆不罚”，又真的妨碍了性／别平等在各个领域的推进吗？瑞典经验的启示或许在于：性／别平等的促进，是更为复杂的政治和文化事业，和禁或不禁成人性交易的关系不大。台湾的经验则强烈暗示：直接禁止性交易与否，本身皆不足以动摇“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的父权文化建构，本身皆不是促进性／别平等的最主要途径。在此情况下，如果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显示“娼嫖皆不罚”将有助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处境，且未必妨碍性别平等之推进，那么，它或许即是值得支持的改革选项。
就本文而言，“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作为改革选项，并不意味着性产业的全面除罪化。本文所谓的“性交易除罪化”，既不代表自由放任，也并未排除其他方面的管制措施。虽然本文无法对此进行全面讨论，但这些课题显然相当重要。从性别平等的角度，与其继续在“除罪vs.禁止”的问题上争执不休，或许不如更务实地追问“哪种管制模式才较为妥当”？究竟“哪种”管制模式，才能较有效地因应卖淫体制所包藏的强制卖淫、高度性剥削、强暴和虐待等罪恶，才能避免助长“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的父权文化建构，诚值得更深入的探究。支持“娼嫖皆不罚”的一项重要理由在于：它将有助于政府对性产业进行更有效的管制，对性犯罪进行更有效的打击。显而易见，单凭“娼嫖皆不罚”是不足够的，还需要妥善的管制配套才行。
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若要根本改变目前这种男嫖女娼的卖淫建制，及其性／别宰制之属性，更长远的奋斗目标仍在于：提升女性的社经政治地位，松动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压制，解构异性恋男性的“男子气慨”束缚，促进更自由开放的性文化、性风气，促成更平等、更多元、更解放的家庭或伴侣关系。
在台湾，性交易除罪化的最大政治障碍，并不是本文所讨论的激进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而是父权家庭秩序及其性道德观的持续作用力，以及“（性）多数可将（性）少数入罪”的庸俗民主观。关于这些课题，本文所言相当有限，但无疑值得严肃探讨。
注释：
[1]美国各州的管制方式不一，但“娼嫖皆罚”仍是主流。
[2]参见黄文雄等（2007）〈人权委员反对娼嫖皆罚声明稿〉。粗体为笔者所加。
[3]第七届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共13位委员，其中8位委员参与联署。
[4]部分妓权运动者主张自由放任，参见Almodovar（2006）以及Prostitutes Education Network网站（http://www.bayswan.org/penet.html）的相关论述。另见Nagleed.（1997）所收录的妓女与其他女性主义者的对话。
[5]有些论者将英国模式视为一种“消灭主义”模式，因其立法用意在于全面围堵性交易产业。这个模式在英国行之有年，不但没有达成消灭性交易的目的，反使性交易产业全面转入地下。参见Decker（1979）对英国模式的分析。
[6]虽然“除罪化”一词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方式，但本文将“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界定为“性交易除罪化”的主要特征，确实是既有文献中的常见用法之一。参见Shrage（1996）。
[7]参见Pinto,Scandia,and Wilson（1990）论澳洲的管制状况。
[8]关于各国管制措施的比较，除了较早出版的Decker（1979）外，亦可参见Barry（1995:ch.7）论管制差异。European Parliament（2004）简介了欧盟各会员国的管制概况。挪威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he Police（2004）针对荷兰与1999年后的瑞典模式，进行了详细的比较。1999年后的瑞典模式及其相关争议，请见Swedish Government（1999）的立法说明，和Prostitutes Education Network网站（http://www.bayswan.org/swed/swed_index.html）所搜集的瑞典官方资料、调查研究，以及正反方辩论文字。
[9]参见Weitzer（1999）、Diana（1985:ch.7）论美国的禁止措施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天主教和基督教人士主张“性与生育”的紧密结合，参见Saunders and Stanford（1992）论天主教传统下的性道德规训及其演变，另见Bartley（2000）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观。今日反对性交易除罪化的主禁派，往往更强调“性与婚姻”或“性与家庭”的紧密结合。亦有部分主禁派（包括女性主义者）强调“性与爱”的紧密结合，参见E.Anderson（1993）。
[10]参见Shrage（1994:ch.6）、Nussbaum（1999:ch.11）。另见Weeks（1981）论英国19世纪以降的性控制型态；Bartley（2000）论英国19世纪中叶以降的消除卖淫、改造妓女运动及其思维方式；Corbin（1990）论法国19世纪中叶以降对妓女的性控制；Connelly（1980）论美国20世纪进步时期的反卖淫运动；Hubbard（1999）论西方城市对妓女作为“城市他者”的围堵。
[11]参见Segal（1987;1994）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
[12]参见Ericsson（1980:360）论男性嫖妓的生物基础，及McIntosh（1978）、Schwarzenbach（2006）对这类说法的批评。
[13]社会或文化建构论系受Foucault（1976-1986）启发而出现的一种研究取径。在性交易问题上，Shrage（1989;1994）是位著名的文化建构论者。但运用类似观点切入性交易及相关课题的论者，实所在多有，另见Weeks（1985）及宁应斌（2002）。
[14]参见Shrage（1994:ch.4-ch.6）论性交易的文化建构，Segal（1990）论男性特质以及男性买春的复杂样貌。
[15]Spectored.（2006）收录了多篇赞成与反对性交易除罪化的专文。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无疑是除罪化论者的主要论据之一。参见Nussbaum（1999:ch.11）、Shrage（1996）、Schwarzenbach（2006）、Satz（2006）。
[16]相关争议请参见Weitzer（2007a）、Weitzered.（2000）、Shrage（2007）、Nussbaum（1999:ch.11）、Baldwin（2006）、Quan（2006）、Schwarzenbach（2006）。国内部分，请参见宁应斌（2002）和何春蕤、宁应斌、丁乃非（2005）论“性工作”，以及谢世民（2006）的不同见解。
[17]详见第三节的后续讨论。
[18]参见Barry（1979;1995），详见第四节的后续讨论。
[19]参见Spector（2006:422-426）、Barry（1995），详见第四节的后续讨论。
[20]参见Dworkin（1987;1997），详见第四节的后续讨论。
[21]参见Pateman（1983;1988）、S.A.Anderson（2002），详见第四节的后续讨论。
[22]参见Spectored.（2006）收录的正反方辩论。另见McElroy（1996）、Segal（1987;1990;1994;1999）、McIntoshand Segaleds.（1992）、Nussbaum（1999）对反性交易、反色情女性主义的路线批判。
[23]卜洛克自1976年开始写作马修史卡德系列，至2005年已出版16本，皆有中译（脸谱出版）。系列小说中的那次强暴，出现在《繁花将尽》一书，参见卜洛克着，尤传莉译（2005）。
[24]参见陈之岳（2008）。
[25]《250天伦敦应召日记》，参见Bellede Jour着，严韵译（2006）。
[26]“S”即指“性”。
[27]参见Vanwesenbeeck（2001）论美国社会学界的卖淫研究概况。另见Weitzer（2007a）、Kempadoo（2004）、Barry（1979;1995）、Diana（1985）的相关研究。部分性工作者的个人说法，请参见Nagleed.（1997）、Almodovar（2006）、Carterand Giobbe（2006）。
[28]参见Weitzer（2007b）论跨国卖淫者的“自愿”问题。
[29]参见Nussbaum（1999:295-297）论卖淫妇女的自主问题，另见Raz（1986:374）论自主。
[30]参见Shrage（1994;1996）、Nussbaum（1999:ch.11）、Satz（2006）、黄文雄等（2007）。
[31]美国的情况与台湾类似，请参见Weitzer（1999）。另见Barry（1979）对美国的分析。
[32]就连反对除罪化的论者如Barry（1995:esp.ch.7）都同意以上观察，因此才转而主张“罚嫖不罚娼”。详见第四节的后续讨论。
[33]“罚嫖不罚娼”虽使妓女不再是罪犯，但（相对于“娼嫖皆不罚”）她们仍须依赖皮条客提供客源及保护，否则，或者无法取信于嫖客，或者可能被警方送上法庭当证人。关于1999年以降瑞典罚嫖模式之争议，请见Prostitutes Education Network网站所提供的正反方议论。
[34]在主张除罪化的论者之中，Shrage（1989;1994;1996）、Nussbaum（1999:ch.11）和Satz（2006）仔细评估过反方的性别平等论证及其道德份量。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除罪化论者，似乎都对反方说法欠缺起码的耐心和同情理解。
[35]参见Walby（1990:118-122）论激进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又称革命女性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Firestone（1974）、Millett（1977）、Brownmiller（1976）、Daly（1978）、Rich（1980）、Dworkin（1974;1981）、Barry（1979;1995）、MacKinnon（1982;1987）、Pateman（1983;1988）、Overall（1992）、Jeffreys（1997）等。另见Nussbaum（1999）、Segal（1987;1990;1994;1999）、McIntoshand Segaleds.（1992）、McElroy（1996）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批评。
[36]参见Dworkin（1974;1981;1983;1987;1995;1997;2002）、MacKinnon（1982;1987;1989;1993;2005）。
[37]参见Dworkin（1995）。
[38]参见Dworkin（1997:140-145）。另见Dworkin（1974;1981;1983;1987）论性、色情、性交。
[39]参见Dworkin（1997:141）、MacKinnon（1987:59-61）。另见MacKinnon（1982;1989;1993;2005）论色情、性宰制、性骚扰。
[40]引自Spector（2006:423）。另见MacKinnon（1982;1989）。
[41]参见Barry（1979）。
[42]参见Barry（1995:222-227）。
[43]参见Barry（1995:238）。
[44]参见Barry（1995:238-239）。
[45]参见本文注8及注33的相关说明。
[46]参见Barry（1995:238）。
[47]参见Barry（1995:ch.7;1979）。
[48]转引自Spector（2006:423）。
[49]参见MacKinnon（1982;1989）论革命女性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性。
[50]参见Weeks（1981）、Bartley（2000）、Corbin（1990）。
[51]部分除罪化论者如Shrage（1994;1996）、Nussbaum（1999:ch.11）、Satz（2006），亦不否认当前的卖淫体制确实存在着性／别宰制问题。
[52]参见Dworkin（esp.1987;1997）。另见Weitzer（2005;2007a）、Segal（1987;1990;1994）对此种性暴力观点的批评。
[53]参见Barry（1979:ch.4;1995:ch.5）。
[54]参见 Weitzer（2007b）的批评。
[55]请直接浏览Human Rights Watch的网站（http://www.hrw.org/）。
[56]参见Pateman（1983;1988:189-218）。另见Shrage（1989;1994）、Schwar-zenbach（2006）、Satz（2006）的相关讨论和批评。
[57]参见Barry（1995:238-239）。
[58]参见S.A.Anderson（2002）。
[59]参见Pateman（1983;1988）。
[60]参见Shrage（1994:ch.6）、Nussbaum（1999:ch.11）、Diana（1985:ch.7）。
[61]参见Posner（199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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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宜中，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专长西方政治思想。
原载于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27期，2008年12月，页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