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彰显“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展现“现代中国”的文明性。在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内核，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蕴，以社会主义为道路选择，建构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叙事图谱，实现了社会主义指向、制度奠基、特色呈现和时代跃升。新时代以来，两个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叙事，立足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需要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回应“中华文明之问”的新命题、基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叙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基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巩固发展文化主体性，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的新篇章。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两个结合” 现代化 社会主义

叙事是历史、文化、时代精神和集体选择相结合的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叙事并不是“纯粹的‘哲学逻辑’和抽象的‘解释逻辑’”，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价值遵循、道路选择和实践方式。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叙事中，社会主义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场域。在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内核、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蕴、以社会主义为道路选择，自觉将其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项实践活动纳入中国的文明叙事，建构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叙事图谱。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特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指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为导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彰显“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展现“现代中国”的文明性，具有丰富内涵。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社会主义”的先进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符合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大势。社会主义规约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性质与价值取向。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遵循文明发展有序渐进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础上的一种文明再造。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以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文明的野蛮”。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的属性是产生知识和艺术张力的对话、辩论和竞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还表现为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创新，即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完善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路径，以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和平发展环境为保障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的社会主义“先进性”还体现在其强大的号召力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好和平”的文明基因与社会主义价值的和平属性相融合，对内注重各民族的平等交流、共同进步，对外注重与世界上维护和平正义的力量合作、共同繁荣，使得“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彰显中展现了强大的文明号召力。

尽管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一样都是“在回应内部多元性和进行外部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进化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后者在进化的过程中包容性和文明交往力更强，更能在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汲取有益滋养以反哺自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包容性，不仅表现为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关注不同文明的共通性，还呈现为在尊重文明差异的基础上推动世界文明各美其美，在推进“共商共建共享”中实现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发展，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逻辑。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中华民族”的现代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中华民族”的现代性，意味着对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性主体的确认。中华民族现代性主体的确认不仅包括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确认，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有效交融。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确认是中华民族现代性主体确认的政治保障。没有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确认，中华民族不可能真正屹立于现代国家之林，更不会有现代国家的真正建构。与前现代相比，现代性的主流叙事彰显的是以领土、主权、理性和个人自由等概念定义现代国家的思维逻辑，现代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民族性与现代性三者相融合的产物，其中主权的确证，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政治安排，是现代民族国家存续的基础。“领土型中国且负载国家主权的现代性民族/国族只有一个，就是‘多元一体’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依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近代以来，主权沦丧、领土割裂的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意识，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指出中华民族“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迈入由国民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国家民族认同的、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体系之中。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建构，一方面，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现代国家的建构高度统一起来，在国家主权确立基础上建立起了与现代国家相符的经济政治架构、民族团结制度架构；另一方面，建立起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以及凸显社会主义特性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以集体主义和共同富裕为向度的现代性，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也在“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中得以有效交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内含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作为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不断累积的思想文化精华，中华民族精神以守正创新的动态形式存在着，既有世世代代持续的恒久性内容，也有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变迁性内容。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精神面临着现代转型，通过对传统的爱国精神、自强精神和探索精神等进行创新性发展，对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和个人解放等精神进行创造性转换，特别是经由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以中国话语进行重新阐释，中华民族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样态、融入了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培育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等，构建起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新时代更诞生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锤炼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华民族精神。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文明的主体性源于文化的主体性实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其传承、转型、创造乃至超越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仅体现为在不同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中国文化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意识，而且体现在人民在全面参与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对其传承的文化及其内含的文明价值、正在创造的新型文明的高度自觉，能够在批判中实现自我超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植根中华大地，“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而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集中凸显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作为民族觉醒的自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突出的自觉性与民族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精神上的自由、独立，“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深化了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又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力量，并经由“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造了新的具有强烈民族意识、民族标识的现代文明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文明形态的跃迁的，体现了交互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一种“我-他互摄”的文明高度重新思索现代文明场域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致力于以主体间的交互对话实现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在文明共存与交融的多元场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对话交流中倡导和践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文明观，既以此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价值体系，也为其他国家摆脱文明困境、实现文明发展提供新思路、新进路。在自我超越的实践场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有分析”“有鉴别”“有选择”的“批判”态度对待他者文明，在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虚伪本性的基础上，以主体间性维度重新定义不同文明的功能与边界、交流与合作，不断印证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应然指向。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现代中国”的文明性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表明“现代中国”是文明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延续。中国本身就构成一种文明，是以“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而铸就的“文明-国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及其现代性的建构，中国愈加彰显着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独特标识的文明特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具体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价值追求，在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的过程中，也用这些文明成果赋能人的发展，并把“现实的人”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中，彰显着“现代中国”的文明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从文明道路探索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而且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文明观跳出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回答了如何促进文明发展的问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文明提供了有益借鉴，进一步丰富了“现代中国”的文明特质。从文明生活方式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塑造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好生活方式，这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表现，其实质是通过构建人的生活的整体性与和谐性，使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能够按照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文明规范调整行为方式。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的社会主义指向

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的基本指向，这种叙事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以“中国具体实践”为立足点，在实现“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境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定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世界历史趋势和中国自身实际的实践中，选择“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定向”，为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落地生根创造了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呈现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西方文明的虚伪性及重重危机，也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已达炎热最高之度”的疾病和中华民族“已臻奄奄垂死之期”的命运，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了中华文明“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的文明之问。在此基础上，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强调，使中华文化“濒于危险之境”的“魔鬼”正是资本主义，创建新文明就要“颠覆世界帝国主义的列强”“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由此，中华民族选择了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过渡、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的文明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叙事中，明确区分新、旧两种不同的民主革命，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置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是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途的；科学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衔接问题，提出分两步走实现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作为“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一种思想图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叙事擘画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规划和具体路径，明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和“三大法宝”等，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前途选择的历史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指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叙事中，通过一系列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建立属于人民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通过土地改革，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为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通过探索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解决现代性的主体身份建构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精神动力问题。这些实践从“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整体性”视角为社会主义新文明从理想到现实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锻炼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展现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的历史自觉伟力。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叙事，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前文本”和“前叙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制度奠基

作为一种蕴含着社会主义先进性、彰显着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先进文明形态，新文明的建设从根本上指向社会主义的实践场域，同时更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制度支撑。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以其稳定性与长效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制度空间；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离不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基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规制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的主要内容。从1949年到1956年，社会主要矛盾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随之展开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主题的叙事探索。在政治上，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新型政治制度及各项重要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以“适合中国的路线”独立探索工业化道路，并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在文化上，以“双百方针”为指南创作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元素、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的文化工作统一领导体制及各级文化领导管理体制等。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赋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价值理想的重塑。“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这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的更替”。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普及工作及学习运动，通过全社会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及整风运动、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等，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先进典型等动员式传播中愈加掌握群众，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不论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主题的叙事探索，还是基本的制度框架建构叙事，都丰富发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叙事。这种“制度叙事”通过提供制度保障使得人民形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前景的客观预期，进而激发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呈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历史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历史创造性”有机结合基础上持续发展的文化生命体，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了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语境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展开，激发着中华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活力，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路向。

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代表的理论创造凸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理论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社会主义本质既是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也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属性定位。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论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反命题的形式建立起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独特认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叙事中，创造了以社会主义本质为核心，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代表的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共同富裕”以及“可持续发展”“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一系列不同领域的社会主义本质话语矩阵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了基于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特色和时代价值。

以“五个文明”总体布局为代表的实践创新凸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实践特色。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实践叙事中，“文明”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被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之中，呈现出“多向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精神文明却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在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初步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三位一体”拓展为“四位一体”，强调要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并强调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下“建设生态文明”，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正式出场提供了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五个文明”的共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愈发通过“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展现出优越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中国特色更加凸显。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文明的新时代跃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开拓进取，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新时代跃升。2022年10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强调要“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这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绘制了发展蓝图和行动指南。

在道路指向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形成的中华文明的最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一方面，在对西方现代化审视和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出一条以社会主义为指向、以中国特色为本质规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范式。另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勾勒文明新图景，既注重把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征程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也注重发挥“现实的人”的主体内生力以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成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叙事提供主体动力和时代意蕴。

在文化交流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遵循。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谱系的一种新形态，并不是“以‘我’为表征的纯粹个体性的文明样态，而是以‘我们’为表征的互为主体性的文明样态”，即既要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又要彰显“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的世界向度；既要坚守“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又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文明观”基础上秉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叙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世界之问”，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未来向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演进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必须站在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立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等方面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未来向度。

（一）叙事基点：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华文明之问”的新命题

“中华文明之问”本质上是指“中华文明何能复兴以贡献于世界之进步”的问题，而中华文明何能复兴、向何处去贯穿于新时代回答“中华文明之问”的全过程，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重要基点。

第一，中华文明何能复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明更新的结果，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产生的文明新形态：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为文明更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塑造文明形态的根本力量在于生产力，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成果，生产力是塑造文明形态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从生产力视角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难发现，在生产力的推动下，文明形态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特征，在螺旋式上升中不断突破原有的文明层级。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中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借助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为实现文明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演进来看，文明形态的演进离不开生产关系的变革，正是建立在不同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使得不同文明形态能够区别开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基础上产生的，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中，以“‘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断建设的文明新形态。面向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要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重要支撑，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叙事主线，在新的起点上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图景。

第二，中华文明去向何处？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曾提出“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的论断，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文明”的思想指导，以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在文明去向的选择上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新中国的成立进一步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则进一步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层次的变革，促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文明平等、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为主要标识，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世界历史观的继承与创新，又是对“零和博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霸权性、一元性”交往方式的超越，“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创生一种能够开创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新型文明，即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由此，面向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以承认各文明主体地位和文明的多样性为前提，以增进文明交流、互鉴为叙事原则，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交往方式的片面规制，以开辟“后形而上学时代”历史辩证法的人类生存论向度为叙事场景，为“中华文明去向何处”作出深刻解答。

（二）叙事重心：基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重心所在。如前所述，审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程，既能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寻求内在支撑，更能为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现实的解释路径。

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被创建出来的。文明并不是完全“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从先验理性主义来解释包括文明在内的各种观念形态的认知模式以及将抽象人性论视为评判历史、文明等标准的做法，并从“物质实践出发”，提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的文明实践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文明创造的现实支撑和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检验文明选择正确与否、文明建设成效的唯一标准。面向未来，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代性把握和现实性回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叙事重心在实践，但其深层思想内核却指向文明，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着马克思主义文明学说，充实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实现对现代文明困境的实践超越。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更加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对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激发作为主体的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如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以实现共同富裕，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的深刻把握和系统回答。面向未来，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文明实现跃迁创造条件，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叙事；“把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逻辑”，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推进中，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书写包含价值引领动力、利益诉求动力、自我完善动力等在内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动力叙事，进而通过实践反思的方式对“现实的人”的发展需求进行叙事追问，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中国实践中，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凸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性。

（三）叙事指向：基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的过程中自觉地总结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始终关注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注重以自身文化性格应对外来文化冲击，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明认同。按照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无论文明形态怎样演变，中华文明的“文明底蕴没有改变”，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始终以国家形态传承发展着中华文明”。当前，西方文明不仅以其资本增殖逻辑在规制人类文明发展中加剧了世界的动荡、分化与对立，也在凸显自身的主体资格的同时否定或弱化了发展中国家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主体资格。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差异，并在肯定民族意识觉醒和对传统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提出只有确立主体性，才能真正捍卫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因而，面向未来，进一步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指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需要文化主体性作为深层文化支撑，并提供精神引领、创新动力和方向指引。这意味着，没有文化主体性，就不可能有文明复兴，更谈不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促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了“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自卑心理的超越”及中国本土文化主体性的重构。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已经进入关键期，这一伟大梦想的实现，有赖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发展。文化主体性是文明复兴的重要支撑，如果失去文化主体性，对内无法完成自我确证，对外难以实现平等交流，结果文明复兴就可能在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下丧失生长根基。实际上，文化主体性、文明复兴和民族复兴是相互支撑的，在观念层面和价值维度，三者具有内在契合性；在行动层面和实践维度，三者具有协同性与同构性，此种双重向度推动了三者基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一体实践与共同发展。“文化主体性-文明复兴-民族复兴”实际上构成了新时代我们思考中华文明走向的参考坐标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巩固发展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开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当代叙事图景。

“两个结合”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根本方法，确立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确立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的未来路向。习近平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一方面，文化主体性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主体性恪守了“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的逻辑，揭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脉”与“魂脉”的内在统一性，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引领，又遵循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增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底色。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和统一性，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排外的民族主义叙事，而是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具有世界意义的总体叙事。文化主体性离不开对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这种吸收和借鉴有利于民众在比较中强化对中华文明主体的认知和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认同，在“参与世界”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向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要求把“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融入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品格之中，以精神上的自主性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自强，进而以中国的主体性解读中国实践和世界发展，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叙事中进一步展现中国智慧。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基准定位，更指引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走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在这种定位与走向中愈发体现“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彰显“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展现“现代中国”的文明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叙事既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创新性等突出特征对新文明图景进行反思性铺陈，也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体现的文化主体性对新文明图景进行前瞻式构建，以此不断擘画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叙事图景。

潘娜娜，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飞跃，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

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研究”（22JJD710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