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转基因大米实验闹得沸沸扬扬，真相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最近崔永元有关转基因调查的纪录片引起了相当关注，今天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长也专门就此回答，看来转基因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话题。事实上，自从非典以后，转基因食品就逐渐成为民间讨论的话题，众说纷纭。总的来说，反对者甚众，支持者不多，尤其是夹杂了民族主义的因素后，这个问题就已经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问题，而是被很多人认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危亡。因此支持转基因食品与否，在很多人看来，就成为判断爱国与卖国（汉奸）的道德分水岭，这使得转基因问题更加复杂。

这里别开经济、政治方面的分析，本文仅仅从技术方面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行分析，目的是希望能澄清是非，消除大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过度恐惧，让大家能理性对待这一新兴事物。

总得观点就是：应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而不是一刀切的简单扬弃转基因食品；多层次的安全评价体系主要包含转基因食品的应用范畴、转基因的工作原理以及转基因的来源。这样的观点可以总结在如表1所示的结果中。

表1：

转基因食品的应用范畴：非食品类的转基因农作物（如棉花、能源作物），用于牲畜饲料的转基因食品（如玉米），经深度加工后供人食用的转基因食品（如榨油的大豆和花生），供人直接食用的转基因食品（如大米、小麦）；对安全性的要求分别为低、中、中高、高。

转基因的工作原理：抗旱、抗寒、抗涝等不利环境，提高产量、缩短生长周期，提高营养价值，抗虫（例如杀死害虫的幼虫）；可能的风险分别为低、中低、中、高。

转基因的来源：同类农作物，异类农作物，动物，细菌、真菌；可能的风险分别为低、中低、中、高。

表1所列的三元评价体系可以一般性地应用于评价转基因农作物的食品风险，但并没有考虑转基因农作物种植本身所带来的生态风险。对于后者，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这里暂不做考虑。表1的评价体系已经不言自明地说明了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复杂性，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才可以做出判断。另外，三元评价体系的权重也有区别。一般来说，转基因食品的应用范畴>转基因的工作原理>转基因的来源。

因此，对于任何一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我们首要考虑其应用范畴。越是直接食用的转基因食品，对其安全性能的要求也就越高，对于非食品类的转基因农作物，其风险评价主要是考虑生态风险。

其次是考虑转基因的工作原理。一般来说，抗虫害的转基因农作物食品的潜在风险高，因为能够杀死害虫的转基因可能对人和牲畜也有危害；对于能够提高营养价值的转基因食品，其风险评价应该谨慎，因为转基因的潜在次级代谢产物可能会对人的健康有不良影响，尽管其主要代谢产物能提高营养价值；对于能提高农作物生长能力和产量的转基因，其风险一般是很低的，毕竟植物和人的机体差别很大，这点和常规的杂家水稻、杂交玉米类似。

最后就是考虑转基因的来源。一般来说，来自同类农作物的转基因的风险是很低的，这点和常规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类似，两者的区别仅仅是基因交换的精确性和模糊性的差别而已，既然进行了模糊基因交换的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能够被广泛应用，为什么进行了精确基因交换的转基因水稻和玉米要格外小心呢？这从科学上是说不过去的。对于自细菌、真菌的转基因的风险评价，应该非常谨慎，因为来自这些生物的转基因在农作物里可能具有更为复杂微妙的功能，导致其代谢产物可能对人有不良影响。

有了这些知识基础，对于转基因食品就不应该过度恐慌了，更不能简单认为推销转基因食品是西方灭亡中华民族的阴谋。这样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如同非典阴谋论一样，只是部分中国人对于国家长期以来落后挨打的民族自卑心理的自然反应。

另外，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食品安全的最主要问题是诸如“三聚氰胺、地沟油”的传统问题。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如果有，也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先集中精力解决今天的问题吧，明天的问题留待明天解决也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