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早先我对阿尔·戈尔（Al Gore）的印象并不很好。在他主持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屏幕上显示着一千年来地球的碳排放曲线，戈尔为了强调该曲线右端近年的剧烈上升，站上了一架折叠升降机，一边嘴里嘀咕着“希望我不会摔死”，一边上升到了接近天花板处。这一行为艺术当然是为了加深听众印象，但在我看来，如此搞笑对戈尔的形象并无正面作用。戈尔所力挺的这条曲线，正是“全球变暖”争议中著名的“曲棍球杆曲线”的等价物，后来我又读到一些材料，表明“曲棍球杆曲线”实有学术造假的成分在内。当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戈尔的用心还是好的。

不过戈尔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确实也是个人物。他是美国前副总统，又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大力推动者——由此还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主持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与此同时，他还可以算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

一个集上述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人，通常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在这些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如果又能勤于思考，著述不辍，则发为文章，必有可观。戈尔的新作《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The Future: Six Drivers of Global Change，2013）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前不久适有深圳之行，我就顺手将出版社刚刚送来的这本书带在路上，却不料很快被它吸引，在回程航班起飞之前，居然已经将它从头到尾读完了。我不得不承认，此书让我对戈尔的看法颇有改观。

《未来》中译本厚达650余页，凡65万余字，在阅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此书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堪称煌煌巨著。

所谓六大驱动力，按照戈尔书中论述的顺序是：一、全球化经济；二、互联网；三、国际上多极政治力量的出现（美国将失去一家独大的霸权）；四、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文明；五、生物和基因技术；六、正在日益恶化的地球气候环境。

上述六大驱动力，虽然从表面分类来看似乎有些混杂——经济、政治、技术、环境等等拼成一盘，其实也有其可以言之成理的思考路径：是三条平行的思路：

　　1、全球化经济可视为后面几大驱动力发生作用的前提，它实际上使得全球只剩下一个文明模式了。而这个工业文明的模式，在地球现有资源条件的刚性约束下，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一、四、六）。

　　2、与此同时，互联网和生物基因技术又极大地冲击着现有的文明模式（二、五）。

　　3、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等国家的崛起（三）。

戈尔延续了他对全球资源和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未来》并不是一本只为美国的未来提出应对之策的书，而是着眼于全球未来。就总体而言，戈尔对未来并不乐观。他不仅意识到现有的“现代化”全球文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也意识到美国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霸权逐渐衰落已经难以避免。

不过，戈尔似乎能够以某种“世界公民”的心态来平静面对这样的未来。事实上，他在本书中并未表现出对美国的特别偏爱，相反还展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态度。《未来》中这方面的一些亮点，往往与当下的热点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值得特别表出。

戈尔在斯诺登之前已经揭露了美国政府的非法监控

这是《未来》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最近斯诺登所揭露的美国“棱镜门”之类对公民的非法监控，其实戈尔在《未来》第二章中早已经有过充分的揭露。戈尔地位高，名头大，又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掌握的信息比一般公众多得多。如果说斯诺登爆出的“猛料”提供了某些具体的例证和细节，那么戈尔不仅从宏观上对美国情报机构的侵权监控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在具体指证上也与斯诺登各有千秋，颇具异曲同工之妙。

戈尔批评说：“很多人全然不考虑这样一种前景，即美国政府可能逐渐发展成一个监控之国，而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将会威胁到公民的自由。”（111页——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中译本，下同）他举出了若干骇人听闻的例证。

例如他指出，所谓的“网络安全威胁”和“反恐”，“被用作新的正当理由来建立一个世界上迄今所知最具侵入性和最强大的数据收集系统”，这个系统于2011年1月在犹他州奠基，预定2013年年底投入使用，它有能力“监控所有美国居民发出或收到的电话、电子邮件、短信、谷歌搜索或其他电子通讯（无论加密与否），所有这些通讯将会被永久储存用于数据挖掘。”（115页）

其实戈尔所揭露的上述系统，美国小说作家丹·布朗（Dan Brown）早在10年前的小说《数字城堡》（Digital Fortress）中已经详细描述过了。小说中，美国的一个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为了防止恐怖活动，建造了一个可以窥探全世界一切电子邮件的“万能解密机”，此举遭到一些人——包括该机构原先的成员——的极力反对，最终“万能解密机”被摧毁。写小说虽然难免虚构，但丹·布朗总要有一些来自生活的素材吧？

从戈尔《未来》中所揭露的情况来看，美国对公众的监控历时已久，政出多门，有多种多样的项目和途径。例如戈尔说，“据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估算，自‘九一一’事件起，国家安全局已经窃听了‘十五到二十万亿次’的通讯”。（112页）

在斯诺登揭露“棱镜门”之后，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政府官员纷纷出来为美国情报机构进行徒劳的辩护。在他们的辩护中，“授权”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措词——仿佛有了“授权”，这种监控行径就变得合法了，正义了。对此我们可以看看戈尔在《未来》中是怎么说的。戈尔指出：“《互联网情报分享与保护法案》就是一个准许政府在有理由怀疑网络犯罪时窃听任何在线通讯的美国法律提案，……但是在该法律广义条款下可被视为有嫌疑的互联网通讯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该提案实际上免除了政府部门遵守其他各种意欲保护互联网用户隐私的法律的义务。”（115页）也就是说，有了该提案，“其他各种意欲保护互联网用户隐私的法律”实际上就会统统失效。戈尔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甚至引用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来说事：“连乔治·奥威尔都可能会拒绝此类例子出现在他对一个警察国家权力的描述中，以免读者认为不可信。”（113页）

既然戈尔已经在斯诺登之前就立场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政府对公众的非法监控，那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戈尔会对斯诺登持什么态度？最近《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戈尔，就直接向他问了这个问题，问他如何评价“棱镜门”？戈尔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历史会给出一个更好的评价，而不是我们现在所作的评论。毫无疑问的是，充分的证据证明，斯诺登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但他揭露的事件是很让人感兴趣的。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得等待历史的评判。（2013年7月25日《南方周末》）

这个回答和戈尔在《未来》一书中的有关立场是完全相容的。

戈尔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对孟山都公司的批评

在《未来》第五章中，专门有“转基因食品”一节。戈尔在这一节中报导了转基因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一些新进展，包括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的一些商业化活动，同时也报导了反对转基因技术人士所持的相关理由。

例如，对于转基因技术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及可能的危害，戈尔表示：

随着有关转基因生物的辩论进一步深入，反对者指出：这些基因工程至今还未能使任何作物的内在产量增加，而且他们提出的对某些生态系统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反对者认为，将外来基因注入基因组事实上同选择性繁殖有所不同，因为它干扰了生物遗传密码的正常秩序，可能导致无法预测的突变。（301页）

他既然承认这些反对者的担忧“不无道理”，他本人的立场倾向就显而易见了。

在转基因争议中，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孟山都之类的美国公司对种子基因的垄断。即使转基因食品吃了无害——这一点现在尚未得到任何有效证明，这种垄断仍然使得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深受其害。而孟山都公司这样的超级大鳄则坐享无尽之利，损不足以奉有余，使这个世界更加两极分化，更加不公平。

对此，戈尔报导了印度农民的抱怨：“印度农民开始抗议他们每年必须购买的转基因种子价格过于昂贵，而且他们必须使用更大剂量的除草剂，因为更多草产生了耐药性，这也增加了成本。”他还报导了印度议会一个小组2012年发布的一个“颇具争议”的报告，该报告认为“苏云金芽孢杆菌棉花和印度农民自杀之间存在着联系”，并建议从此取消任何形式的转基因作物实验。（303～304页）

戈尔在《未来》中进行的这些报导，虽然只是貌似中立地反映了各方面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同时报导支持转基因作物的意见，而只是报导了转基因作物研究和应用的进展情况。他在报导中对两方意见的取舍，恐怕不是没有深意的。

对此还可以注意到，在《未来》一书中，戈尔对极力在世界上推广转基因作物的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态度。戈尔揭示：“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如今控制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种子的专利”，他还引用一个美国种子专家尼尔·哈尔的估计，认为孟山都公司“已经控制了90%的种子基因”。对于这种高度垄断的状况，戈尔表达了批判的态度：“正如权力失衡导致了收入差距一样，这种失衡的权力也体现在人类无法平等地获取和利用从生命科学革命中产生的各类重要突破。”（247～248页）戈尔的措词虽然比较委婉（考虑到孟山都毕竟是他们美国人的公司），但显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无论转基因作物有害与否，孟山都公司都在坐享垄断之利。

戈尔还特别讲了一个“同基因和组织专利竞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故事：有人采访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发明者乔纳斯·索尔克时，问他谁拥有这种疫苗的专利，索尔克回答说：“我想是美国人民，”并且反问说：“你能为太阳申请专利吗？”戈尔在此处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反对孟山都公司的垄断。

戈尔对待核电的态度

戈尔一贯积极主张发展“新能源”，而在许多人心目中，“新能源”中当然包括核电。但实际上核电在“新能源”中居于一个非常奇怪的地位，有时它被排除在诸“新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等）之外，有时被包括在内，却又被限定为“聚变核能”——那是实验研究了数十年至今还远远无法实际应用的方式。

在《未来》一书中，对于如今备受争议的核电，戈尔着墨不多，不过他明确表示：“最近几十年来，核反应堆的成本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大幅稳步上升。在发生日本福岛核电站悲剧之后，核能源的前景进一步暗淡下来。”他还指出，虽然世界上仍有不少核电站正在建设中，“但是以低碳能源选择评估标准来看，核能源的成本和潜在安全隐患都是显著的负面因素”。（397～398页）

这里戈尔措词谨慎，如欲进一步了解戈尔在核电问题上的态度，就要看他近年的另一本著作《我们的选择——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2009），此书也已经有了中译本。在《我们的选择》第八章“核能”中，戈尔开宗明义告诉读者：

2003年麻省理工学院对未来核能的利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结论是：“核能可以是一种减少碳排放的选择，但是目前来看，核能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核能的利用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我们的选择》116页）

戈尔在这一章中已经谈到了核电目前的两个致命问题：一是核电设施本身的安全难以保障（注意此书作于日本福岛核电灾难之前），二是核电运行中产生的核废料无法长期安全存放。这两个问题也正是人们反对核电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经常被告知，核电是“高效、经济”的，但戈尔在《未来》中说“核反应堆的成本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大幅稳步上升”，这是一个公众不太熟悉的说法，而在《我们的选择》中，戈尔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他说，目前很难在美国或欧洲找到一家著名的工程公司愿意为核电厂的建设成本作出估算，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戈尔还引用“世界核能组织”战略与研究部门主任史蒂夫·基德在《国际核能工程》中的说法：“要对当前的核电厂建设成本作一个精确的估计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选择》118～119页）为什么核电厂的建设成本难以估算呢？其实不难理解——在核电的上述两个致命难题目前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核电厂的潜在风险最终都将由社会及政府来承担，其建设成本当然就无法精确估算了。

戈尔眼中的“过度发展”

《未来》一书的第四章，标题为“过度发展”。这一章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戈尔对“过度发展”有关理念的历史追溯。

戈尔将“始作俑者”追溯到20世纪初的“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奈斯（此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外甥）。在戈尔看来，所谓的“公共关系”，其实只是伯奈斯为了避免使用“宣传”一词而杜撰出来的。“宣传”一词在我们这里多年的语境中已经成为一个偏向正面、至少也是中性的词汇，而在西方则有比较强的贬义。伯奈斯强调要通过媒体的宣传在不知不觉中操控公众的公共意识。

那么伯奈斯要将公众的意识导向何处呢？——导向欲望。伯奈斯的拍档保罗·梅热对此说的十分直白：“我们必须将美国的这种需求文化转变为欲望文化，……必须培养人们拥有欲望，想要新东西，甚至在旧东西全部消耗之前。我们必须在美国塑造全新的心态，人的欲望必须盖过他的需求。”

本来这也许只是商业营销中的“理念”，但是这种理念的作用很快就远远越出了商业的范围。由于被唤起的“欲望”可以使得“需求”永远无法满足——“一个需求得到满足，就会让位于另一个需求”，而这种永无止境的需求被视为社会活力的来源，设法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甚至创造出人们的需求，则被视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征。戈尔正确地归纳出一个重要现象：“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长期斗争中，无限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两种意识形态都认同的假设。”

正是这种“可以无限发展”、“必须无限发展”的假设，导致了现代化文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这一章的大部分篇幅中，戈尔从他长期关注的地球环境、资源、污染（容纳和净化污染的能力其实也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入手，强调全球现有的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这些都是他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一书及同名纪录片中已经强调过的。对于稍微关注过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人来说，这些论点通常也是耳熟能详的。

戈尔对于目前这种全球化的现代化文明前景，无法表现出乐观的心态。他在《未来》全书结尾处说，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向未来，另一条则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气候平衡被破坏，无可替代的资源被耗尽，独一无二的人类价值被践踏，我们熟悉的人类文明可能走向尽头。”（418页）

就总体而言，《未来》一书资料丰富（参考书目和索引多达200余页），立场正大，持论平和。上面所举之例，观点本身或许不算新颖，但戈尔身为美国前副总统，而能持论如此，不从美国一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以某种“世界公民”的立场，表达出对未来社会的忧虑，以及可能的挽救之道，就相当难能可贵了。本书确实值得有关的政府官员、商界人士、专家学者拨冗一读。不仅如此，所有对于人类未来发展有所关注的人，都可以从阅读此书中获得教益。

载2013年8月18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