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摘　要：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

　　关键词：转基因，科学政治，生物技术，粮食安全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自2010年初起，针对农业部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权，从法律意义上许可转基因主粮种籽商业化种植、加工、销售的争论，贯穿于从草根到精英、从学府到企业等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极力支持与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不断碰撞，当下正在日夜发酵，愈演愈烈。引爆这场社会大争论的诱因，是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但直到年底才经由媒体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许可证颁发。[3] 法律上，这批三张转基因主粮许可证仅具象征意义，不得据此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只不过从立项监管层面，放行了转基因主粮种籽的中试规模种植，但继续严禁该种籽的全面产业化种植和商业化流通。由于主粮种籽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该类农产品不具备出现在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和餐饮制作环节的合法性，相关安全许可有待卫生食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农业许可证的有效期2014年即将终止，为此“挺转”和“反转”双方不断提升各自的诉求分贝，试图最大程度影响主管决策部门。短期来看，观察上述许可证有幸继续生存，还是调整取消，似可作为判断这场短短五年之争的暂时胜负节点，并且随着临界点的接近，主管层方面不断释放渐趋明朗的走向暗示。[4]

　　但是，纵观人类农业的漫长历史，转基因主粮被广泛欣然接受的时代，恐怕还是遥遥无期。[5]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项目，因涉及广大公众的日常主粮，且系由纳税经费资助，就必然要接受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充分质疑。

　　转基因主粮项目讨论的范畴大大超越技术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综合问题。政府高层官员在转折关口主动介入该项目的未来预测，以及多年来的该争议项目所涉及的话题范围，更加证实它兼具科学政治的特征。在学术层面上，该项目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为典型的科学政治项目，又事关国计民生，允许各行各业不分专业背景，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从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通过洞察粮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术精英与垄断资本、市场利润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则是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科建设直接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本文拟按照科学政治学评价原则，对技术升级的社会环境，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技术带来的安全漏洞、技术研发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监督的有效管理等层面，进行评估、分析和论述。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转基因主粮的特殊性在于，纯科学层面的常规实验室技术，竟然与涉及国家稳定的口粮安全产生了瓜葛，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然迅速从“基因”转移至“主粮”，两者结合掀起的社会冲击，波及传统科学范式之外的，与现代科技孪生的价值判断。

　　过去几年，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木瓜面世，也曾掀起一波伦理研讨，但两者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保障中的战略高度与威胁广度，与转基因主粮不具可比性，无缘成为当下深入讨论转基因主粮项目的参照标杆。必须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中叶DNA基因概念确定，伦理界针对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基本限于理论层面，[6]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公众和行政立法机构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7]

   　粮食安全作为立国之本，历来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基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迄今为止，我国粮食总量保持10年连续增产，小麦、稻谷和玉米的进口量不到自产谷物的2.7%，即中国口粮97%来自本土。国家持续粮食进口是市场价格和品种调剂的策略，并非粮食短缺（脚注4）。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耕地荒废流失、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水资源减少，生产流通成本和腐败浪费等因素，有关宏观环境与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2013年末以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其2014年一号文件中，均做了详尽表述。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农业科技界某些人士，极力推动技术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虑，经济上回报存疑，战略上漏洞无数的转基因主粮，试图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实质性地转化为国家农业规划。此举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实属忙中添乱。最为蹊跷的是，“挺转”精英始终欠缺一个直截了当的理由：为何国泰粮足之际，中国必须立即实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现代政治作为一种平衡艺术，旨在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导向偏差。将此运用于现代资本捆绑下的科学技术决策，即成科学政治的艺术。2009年农业部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出台以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直指农业部颁布证书的程序与实质瑕疵。面对争议，代表“华恢1号”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获得方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院士依旧表示：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并对该证书的前景表示悲观，流露出批评农业部行政不作为的牢骚情绪。[8]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恰恰说明当下国家农业最高决策层，对农业部当年颁布的转基因主粮证书及其后续社会反应，开始予以重视，并采取审慎的态度。2010年设立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由15个部门构成。此委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授权，“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十五条）”。也就是说，未来由农业部独自定夺转基因主粮出台的程序将被纠正，以避免行政纰漏。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农业部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相当片面，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利益倾向明显，至今未见结构调整。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成名单，参见下表：[9]

表1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276）成员构成

这份统计分析名单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问题：1、农业部官员直接担任主任和委员，标准制定与监督裁判合二为一，计主任1名，副主任1名，正、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4名，占20%；2、来自农业部直属单位的委员占了50%；3、直接监管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委员仅4名，占2%。6名主任委员中，仅一名农业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官员。未见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可见，“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严重轻视主粮质量、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是公信力极其有限的咨询机构。由其审核并蹊跷出台的安全证书，越位越权，垄断了涉及全国民众饥饱、健康和环境全局的头等大事。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实现路径，主要依靠抗虫、抗旱、抗药、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传统主粮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饰。该分子生物学思路并非农业科研原创，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基础生命科研中已经成熟，我国也有大批理论与技术胜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

　　90年代起，转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种和大田应用趋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国公司的注册专利保护之中。[10]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为主的7名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 MO）雇员再次重新补充，并且重申了对Bt 基因在玉米种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技术更新和专利保护（美国专利局登记号USP# 8,581,047）。

　　据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早已将自己的利益登记在册，随时启动司法诉求。

　　就目前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长，但抗虫基因显然缺乏自主技术产权，随时会遭遇外强挑战。除非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创性地发现本土抗虫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饰成功，具有广泛杀灭各种害虫的实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实地积聚中国创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词地宣传我国转基因主粮将有效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战略口号，都为时过早。

　　绿色和平组织近年连续发表报告，警示中国转基因水稻中的外国专利问题，例如2013提交的报告《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11]

　　作为我国现代生命科学分支的农业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整体水平中起步晚、理论弱，目前尚处消化、吸收、模仿学科成熟技术的阶段。至于生命科学要求配套实施的科学伦理，更是长期滞后，缺乏重视。近年来，政府从粮食安全和基础保障考虑出发，投入上百亿的公共研究经费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固属必要，但科研的主导方向，首先应该着眼弥补基础断层，其次突出成熟技术应用指导，再次赶超世界先进学术目标。上述农业科研发展优先顺序的定位中，研究主体的内在意识起了决定作用，研发人员要摆脱急功近利的利益考虑，行政部门摆脱好大喜功的政绩羁绊。

　　2013年，哈佛大学等机构的最新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在人工设计的小分子RNA上，自主调控目标基因的开、关程序，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将按照人类目的，产生精确、高效、及时的终极产品。[12] 诸如此类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储备，国内农业科研资金最充沛的院士级实验室，尚无公开发表。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发表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有限，与大部分国产学术数据结局类似，研究成果缺乏同行引用，远离实质贡献。[13]

　　比较而言，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转基因植物表达数字化分析上，尚属领先一步。[14] 而农业部许可的转基因主粮样本，不过原始转基因技术的同质重复。一代转基因作物依托基因枪技术，随机将基因片断插入目标作物，已被发现潜伏重大缺陷，比如基因活性逐年递减、非特异性未知蛋白意外分泌等。国内某些号称转基因主粮领军人物者，其学术专长与技术优势，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相距几何？即使在同行联盟和科研立项中占据优势，但在国际上转基因理论拓展和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仍难免捉襟见肘。故即使转基因主粮研发有诱人前景，欲蒙其利则路尚遥远。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转Bt基因主粮作物分泌各种不同分子结构的CRY抗虫蛋白，直接毒死对其敏感的部分农作物害虫。据此，部分转基因主粮理论上被间接解释为减少农药用量，增加产量，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由于主持方至今未公布转基因主粮大田种植基本数据，上述观点缺乏科学数据的有力佐证，有关信息只能作为理论假设，对转基因主粮远景有所期待而已。

　　曾有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在基因农业网上撰文，[15] 2011年中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390万公顷，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 71%，目前自主抗虫棉品种已占中国抗虫棉市场的95%以上。至2011年，全国累计种植抗虫棉约2500万公顷，14年的应用，减少农药用量80多万吨，新增产值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单因种植抗虫棉，每年减少的化学农药使用量，相当于中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左右；棉农的劳动强度和防治成本显著下降，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以上描述缺少基本数据支撑，如年度种植面积与用药量的关系，年度棉花市场价格，当年其他非转基因经济作物与农药关系等等，因此难以就此得出成绩归功于转基因作物的结论。

　　在中国基层总体统计数据不准的情况下，国务院宁愿通过用电量估计各地GDP实况的背景下，即使上述棉业数据计算无误，但在缺失统计学指标的方式下非但难以证明农药减少、增产量加，反而暴露出统计素质的低下。类似的困扰，一直影响到中国顶级农口院士的形象。[16]

   　对转基因农业描绘的诱人前景，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考察已规模化种植的南美诸国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现况。在目前的技术水准和市场格局下，上述国家先行转基因种植十几年，饥饿与贫困依然同行，向中国大量出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是他们缓解农业困境的强国战略。[17] 显然，转基因主粮未能担当农业救济手段，粮食安全的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共性。[18] 法国卡逊奖得主罗宾的《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陈述了重要观点，[19]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漏洞，和跨国资本的种业垄断阴谋，应该作为两个极端重要的科学政治学视角。主权国家切忌匆忙实行转基因主粮种植。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13年6月的《国际农业可持续性》（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杂志上，[20]　已被广泛引用。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最接近农业科研核心内层，他提供的数据厘清了中国转基因农业进程的前世今身，学术界至今没有获得粮食增产基因；所谓杀虫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只是理论计算；Bt蛋白不能对所有自然界的昆虫起作用，况且还有昆虫抗药反应。他的原话令人震撼，国际跨国种业巨鳄布局十年，渗入民族种业，从人才培育到市场垄断，都已大有斩获，有关情形令人触目惊心。[21]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2010年初，本文作者之一率先从学术角度挑战“转基因主粮技术有助解决我国粮食危机”的观点，从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开始探寻现阶段实质放行转基因主粮的“科学伦理底线在哪里？”。[22] 此后几年，本文作者一直近距离关注这场涉及生命科技畸化的争论，[23]　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中政府运作记录所表现的开明姿态，最值得称道。几年来各方利用报刊、电视、网络、讲座和街头示威等各种方式，表达观点诉求，[24] 他们往往从技术层面切入，直面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导致的产品安全问题。但争议的深层其实涉及国家政策制定、行政执法困境、民生危机根源、集团利益掠夺等重大政治元素。

　　这是一场源于技术争论的意外公民实践，实为科学政治学的极佳研究范例。在我国转基因主粮争议中，也不乏利益部门及其代言人物，试图将激烈、平等的争论焦点，贴上政治归类标签，拖入“阻碍科学发展”，“造谣生事”等意识形态边缘，[25]　所幸目前结果显示，高层决策与实施部门相对开明，这种运动式惯伎并未得逞。我国科技思想探讨园地尚留一方净土，使之得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求生、进化。

　　现代文明进程中曾有过科技清明阶段的纯真年代，回顾历史，可知开创和培育去意识形态化的宽松环境，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DDT在传染病控制和粮食增产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战后长期累积和普遍喷洒DDT引起的环境毒害和健康危害，日益显现并逐步得到技术实证。至上世纪60年代，有关DDT与环境危害的争论，被罹患乳腺癌的弱女子卡逊《寂静的春天》点燃后，反对DDT阵营中，加入了《纽约客》这样文艺时尚的大众媒体，杂志居然将该书关键文字，以一线记者报道的形式，连续三期原文刊登。而支持DDT阵营的论点，则延续一贯的冠冕堂皇，高谈“民生温饱”、“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他们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惯用的思维定势，以政治正确占据舆论高地。

　　如果我们查阅60-70年代有关DDT生产、使用和争论的原始记载，有关专家、政客、媒体从不同视角发表的未来发展憧憬和当下危机证据，继而比较今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转基因主粮争论，历史就是如此轮回相似。

   　有关DDT对环境与健康危害的思想、作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才开始被有识之士逐步介绍、出版。其中，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近50年最有影响力，改变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存关系的扛鼎之作。“多数人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恰恰根源于我们现代性的存在方式。”[26]，[27]

　　《寂静的春天》的思想性，长期没有在中国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风气浓烈，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图的初级市场对科学技术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的实况视而不见。　　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28]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为1994年版《寂静的春天》作序说：“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29]　我们希望更多队国家科技决策具备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关注和审视当下中国的转基因主粮化产业进程。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食品分段管理制度，农业部的转基因主粮许可，应严格控制在种籽产业范围内。所有关于试吃、人体试验和营养毒性的话题，都超越了农业部门行政许可范围。中国卫生食药部门至今没有颁发任何转基因主粮加工、流通和餐饮行政许可，即使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实验，也在美国塔夫茨大学私自来华开展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中，[30] 被医学主管单位一再否认曾经立项。现阶段，法律禁止任何境内的转基因主粮加工、烹饪和流通，上述行为均涉嫌违法。

　　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为据。该法第4条：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36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等。[31]

　　但是，由于留种稻谷和玉米均可直接食用，农业部转基因主粮许可证问世之后，有关专家有意混淆农业许可与食药许可的区别，混淆基本毒理学评价概念，罔顾科学伦理，欺骗并误导公众，实属主动突破伦理底线，违纪、违规和违法的行为明证。

　　2013年10月19日，《北京晚报》和《南方都市报》等记者被邀出席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32] 现场提供转Bt基因大米制作的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另有10公斤“黄金大米”（转胡萝卜素基因，连农业安全许可证也没有的试验产品）熬成米粥。张启发院士当场作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

　　当公众质疑上述活动组织者将尚未通过生产、流通和卫生许可的中试样品，提供非特定人群食用，有重大违规、违法嫌疑，呼吁行政、执法部门严肃查处时，11月9号，黄大昉研究员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为该活动掩饰，声称是“网民、消费者自发组织的一些转基因食品的品尝。”试图以此规避法律与道德追究。然而，普通网民和消费者从何处得到转Bt基因大米和“黄金大米”？并可公然占据重点大学国际会议厅从事涉嫌违法的聚众事件？公众还强烈要求张院士公开其声称的61名院士的集体“挺转”文字和名单，则至今未见答复。

　　其实按照科学共同体规范，即使品尝实验阶段的产品，也必须遵循人体实验的伦理和技术程序。依靠大众媒体报道，诉诸再多的“口感好、香气浓”之类溢美之辞，依然不具任何科学价值，缺乏统计学设计与分析的数据，展示不了任何学术结论。

　　某些技术精英的欺骗性在于，他们通过改装的科学共同体专业话语，随意歪曲和偷换概念。比如“国内大部分人吃过转基因食物”的说法，就有意混淆食用油和食用主粮摄入人体数量上的几何级差别，摄入质量也本质区别，前者主要由提纯脂肪构成，后者则为全成分食品，含有更多未知成分。再如“转基因食品无毒”的言论，只是简单表述了没有腹泻、发热等90天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有意回避教科书上被学术共同体重点讨论的慢性毒性试验、致畸、致癌、致突变等为期数年，甚至几代的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流行病学回顾实验和队列前瞻实验。[33]　类似的经典工作，老一辈食品卫生工作者皆亲力亲为，本文作者之一30年前作为大学生志愿者，也曾参与国家为期数年的辐照食品人体实验。再看现在“试吃”活动中的某些专家，他们没有能力向国际学界提交数据确凿的毒理学和统计分析论文，却在国内大众媒体上公开误导公众，真让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又如，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在湖南涉案黄金大米人体实验，既违背科学伦理，更有趁人之危的恶劣事件出现后，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除了急欲自证清白，丝毫没有就“黄金大米”所代表的转基因主粮和人体试验现实危机公开深刻反省。

　　在某些人看来，转基因主粮项目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和资本利润。即使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食药监督管理部门对这种面向非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理应及时核查许可文件，对违规、违法行为公开予以取缔、惩戒。而公众对此提出任何高标准的、哪怕是苛刻的技术挑剔和道德质疑，也绝对是应有的权利。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另一方面，转基因主粮项目面对着巨大的研究经费诱惑。农业是根本，随着国力的强盛，加大农业扶持，改变我国现代农业起步晚，农业科研投入少，农业院校招生难，技术成果最零碎的现状，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片断。但是，实际操作中的现况依然不容乐观，在农业部网站嵌入“2012年科研经费总数”的查询，电脑搜索结果为“零”，其管理方式之落后可见一斑。农业部网站挂出的人民日报观点《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更加触目惊心。[34]揭示有“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等科研监管漏洞。

　　基于科研项目的公众透明度极差，我们只能参考农业科研内部人士的数据，分析转基因农业的框架。佟屏亚披露，“在跨国公司策动下，转基因种业规划未经广泛听取意见，农业部科教司每年下达项目。比如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共5个亿，明确规定培育转基因品种，41家申报单位获1200万到600万不等，当年1200万花完，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外国公司稳步渗透，不仅科研单位，中国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35]

　　难怪转基因主粮利益抢占中，勇夫泛滥，重赏之下，自私的基因和人性的懦弱双重发酵。在上百亿科研经费追逐中，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意义必须膨胀到拯救农业命运、拯救民族命运的救世主层面，方才名至实归。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希望核实或者反驳上述数据，此事唯有赖于农业官方部门及时提供更新确凿的数字依据，向全社会纳税者澄清。而更高的层面上，必须反思科技转化的现实动力和遗留弊端，促使科学研究回归技术贮备的创新基石角色，发挥厚积薄发的潜在能量。

　　因科技人员在技术发展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遭受该人群的生理、心理和利益的潜移默化，影响和决定项目的未来走向。因此规划相应的制衡设计，即利用法治社会的司法约束，为科研活动划定红线、底线，从科研立项、经费审计、技术评审和司法惩戒诸方面，建立最优化监督管理，从中逐渐调适新时代的科学伦理观念，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健康生存与进化的终极理想。

　　转基因主粮事关民族口粮与农业技术，但单纯相信“科技解决一切”最终很可能事与愿违。其实，拯救人类社会共同危机的理性方案，在于各领域科学技术与人文成果的沟通、尊重与合作。经济落后、制度缺陷和慈善缺乏的复合纠结，才是造成当下社会贫困与饥饿的关键因素。农业科研精英如能分出一点点参与转基因主粮“试吃”闹剧的热情，直接加入扶贫行动，对国家更有帮助。也能够为农业科研争取时间空间，有助于资质浅薄却雄心勃勃的农业研究队伍静下心来，不是急于推出导致严重争议的产品，而是研究精准的、自主的未来农业技术。

参考文献和注释：

[1]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联系方法：fangy02@msn.com

[2]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3] 许可证分别是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杂交种“Bt汕优63”和转植酸酶玉米“BVLA430101”。

[4] 2014年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农业问题记者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代表中央农业最高决策层，就转基因农产品明确表态：①转基因是世界先进前沿技术，中国不能落后。②转基因农产品能否上市销售，必须经过严格安全评价。③要让消费者有充分知情权，买与不买由消费者自己决定。http://news.sohu.com/20140122/n393975620.shtml。目前中国的口粮97%来自本土，粮食连续十年增产。http://roll.sohu.com/20140122/n393964956.shtml

[5] 农业发展史表明，人类从采集渔猎社会过渡到农业定居社会，花费了几十万年。现代多元化社会特征在于允许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生存方式，科技进步不是快速灭绝生态多样性的托辞。有关历史参考游修龄著《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年

[6]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不仅从生物技术层面，而且从社会行为层面诠释了基因的潜能。见卢允中等翻译的中信出版社30周年纪念版。本文作者以“基因自私，人更贪婪”为题撰写书评，讨论了转基因技术，载《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7月23日

[7] 小布什总统行政期间，严格限制联邦经费资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8] 2013年10月20日《南方都市报》采访：张启发院士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 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0/20/content_1954195.htm

[9] 农业部信息中心：http://www.stee.agri.gov.cn/biosafety/gljg/t20051107_488652.htm

[10] 仅美国专利局电子数据库中，孟山都公司对Bt基因的有效专利就有87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11月12日（专利号USP#8,581,047），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83年（专利号#USP4,370,160）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u=/netahtml/PTO/search-adv.htm&r=1&f=G&l=50&d=PTXT&s1=monsanto&s2="bt+gene"&co1=AND&p=1&OS=monsanto+AND+"bt+gene"&RS=monsanto+AND+"bt+gene"。杜邦公司拥有对Bt 基因的有效专利也有74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5月7日（专利号USP#8,436,162）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p=1&u=/netahtml/PTO/search-bool.html&r=1&f=G&l=50&co1=AND&d=PTXT&s1=dupont&s2="bt+gene"&OS=dupont+AND+"bt+gene"&RS=dupont+AND+"bt+gene"

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93年（专利号USP# 5,218,104）

[11] 文佳筠：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总第78号（2013年12月）。

[12] Li

JF, Chung

HS, Niu

Y, Bush

J, McCormack

M, Sheen

J.，Comprehensive protein-based artificial microRNA screens for

effective gene silencing in plants. Plant

Cell. 2013 May;25(5):1507-22.

[13] 2011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数量，超过加拿大，排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2001-2011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http://www.people.com.cn/h/2011/1203/c25408-2250063430.html 但2009-2011两年间，最有影响力的百篇中国论文中，被引用不足10次的占31篇，被引用超过100次的仅2篇。其中一篇共9位作者，外籍占了7位。详见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1495。

[14] Rao

J, Yang

L, Wang

C, Zhang

D, Shi

J.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mature seeds of transgenic maize

overexpressing Aspergillus niger phyA2 and its non-transgenic counterpart.GM

Crops Food. 2013 Apr-Jun;4(2):98-108.

[15] 储成才：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回顾http://www.agrogene.cn/info-418.shtml

[16] 作为转基因主粮争论双方共同争取的话语对象，袁隆平院士一再声称自己愿意试吃转基因主粮，2014年1月10日，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再次声称愿“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自己也愿意试吃转基因作物。”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20140110/133817913824.shtml

[17] 最新消息见凤凰网2013年11月10日报道，《全球三大转基因玉米生产国玉米全获批进入中国》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10/11044736_0.shtml，2013年12月21日《中国退回54.5万吨美转基因玉米》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2/21/32357613_0.shtml

[18]《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面临两难选择》http://china.caixin.com/2013-12-31/100623750.html《李国祥：为何中国要强调粮食安全》http://opinion.caixin.com/2013-12-25/100621509.html

[19] 玛丽-莫尼克·罗宾著，吴燕译《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此书为国内首部科学政治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20] Jack A.Heinemann，Melanie Massaro，Dorien S.Coray，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文佳筠：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2013.6.18.）。

[21]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作为农业科学技术专家，佟屏亚研究员的观点被新华网、环球网等媒体转载报道。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10/4492898.html

[22] 方益昉：《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东方早报整版特稿2010年3月21日。《上海书评》五周年佳作精选转载于《流言时代的赛先生》，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

[23] 方益昉、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vol19 (2).《新华文摘》2011年第13期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该文提出的“生命科技畸化”概念，起源于生物学中诱导染色体质量和数量变化从而发生畸形和死亡的专用概念，在此特指当下生物科技异化现象。科学政治重在探讨影响科学发展所有相关因子的平衡艺术。哈佛大学教授克尔·桑德尔则从哲学层面长期探讨生命科学技术突破超越社会价值观调整速度带来的生存危机，见《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24] 街头抗议作为草根民众最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近年来首先出现在转基因食品的主题上，并被新华网、环球网等主流媒体所公开报道。http://health.huanqiu.com/headline/2012-01/2368264.html

[25] 2013年10月17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以答记者问形式，将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争论焦点，直接定性为“谣言”、“说事”。相关背景则是有关农业部某副部长曾任职美国杜邦公司高层的传言不绝于耳。见农业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310/t20131017_3633155.htm

[26] 吴国盛：《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序，《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科学出版社2007年

[27] 方益昉：“农药DDT命运的争议”《科学》杂志39卷2期141-144页，1988年

[28] 李克强：《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ldhd/2012-12/13/content_2289232.htm

[29] 蕾切尔卡逊著，吕瑞生，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9页

[30] 新华网2013年9月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就科研人员私自来华，从事转维生素A基因“黄金大米”非法人体实验事件致歉。无论出于种何动机，任何科研项目的程序与伦理失序，直接导致结果的有效性和正义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18/c_117425514.htm

[3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第28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第一款，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32] 《300网友武汉试吃“黄金大米”》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21/30491198_0.shtml。类似的违法活动2个月后再次举行，包括食品安全专家到场背书。《首届转基因食品嘉年华，院士当场辟谣破解误区》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01/31706064_0.shtml

[33] 作为农业部直属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黄大昉研究员目前是最活跃的代言人，发表大量转基因救国、转基因无害的言论。最新言论见其2013年11月9日接受《新京报》记者的原始记录。 A17版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1/09/node_8.htm

[34] 杨凯《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农业部官网转载http://www.moa.gov.cn/sjzz/jcj/llyd/201310/t20131015_3629955.htm

[35]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