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共领袖毛泽东就被黄炎培问及如何防止人亡政息；进城之前，毛提醒他的同志说，"不能当李自成"；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中共能否继续执政又成为了一个疑问，邓公以攻为守，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度过了难关；最近有学者又提出了专制70年大限理论（即无论是南美非洲的军事独裁，还是共产党独裁，最多能撑70年）。中共执政很快就到70年了，能否挺住？怎么挺住？
习总给出了答案：改革和法治。
中国传统历史一直处在改朝换代的周期循环中，这是中央集权治理下传统农业国家的必然宿命。简单说，传统治理不可避免走向暴政，暴政必然产生暴民，暴民在合适的组织领导下就能推翻暴政，改朝换代，但新朝代依然会走向暴政，从而开始新的暴政-暴民循环。
暴政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暴政，即君王暴政，如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第二层次是官僚暴政，大多延续了两三百年的朝代在夕阳时期都是如此，吏治腐败，苛捐杂税猛于虎，最后官逼民反。因此，避免暴政就要在这两方面下功夫。儒家仁政幻想依赖教化德育来避免暴政，显然过于天真。事实上，爱民如子的仁君和官员十分稀罕，因为他们都是人，人都有七情六欲，有缺点或者说弱点。虽然君王还有保江山的历史责任，成为暴君的可能性不太大，官僚却与"长期执政"无关，其更关心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执政的荣耀和责任。于是，潜规则盛行，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官僚暴政，即使有中兴之主，也无能为力。
面对黄炎培关于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疑问，毛泽东在窑洞里用新的观点给出了答案，即"人民的民主监督"，保证新政权不"人亡政息"。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这种思想的体现。只可惜，这种民众监督没有在法治的范围之内实行，而且毛不许民众和同志监督他自己，无法无天，最后和暴君相去不远。邓时代的成就之一就是改进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终结了领导人的的终身职务制，从而避免产生君王暴政（包括毛式斯大林式的暴君以及苏联时代的勃列日涅夫式的庸君）；但在避免官僚暴政方面，除了成立中纪委在党内监督官员之外，制度建树不多。
历史的车轮滚滚进入了新世纪，受朱镕基改革的推动，中国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大规模的城市化（主要由住房商品化改革推动）和工业化（主要由加入WTO推动）。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但另一方，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公平交易规则，明确的产权，独立的司法体系等）还远未具备，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并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令人遗憾的是，胡温政府在这个时期没有大规模推进改革，而是用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用维稳的方式压制社会矛盾，最后造成了如今的局面，即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政府治理也有暴政的苗头。
中国发展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共产党执政也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强国富民和民族复兴，如何保持共产党长期执政，就成为党内高层必须思考的战略问题。
习总给出了答案：改革和法治。首先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统一了党内外思想；提出了中国梦，作为鼓舞普通民众的图腾。具体的实现途径包括强力反腐，目的是为下一步伤筋动骨的改革树立权威；成立多个小组，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集权，保证改革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明确改革的方向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调改革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而非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也非胡温时代的维稳和刺激。
法治终于来了。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无法治，就无交易，或者说交易的成本极高；无交易，也就无市场经济。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法治是中国建立"好"的市场经济、避免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据此，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国梦指日可待，这就为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法治也是规范政府官僚行为、避免传统王朝官僚暴政的最有效方式。传统儒家的劝教过于理想，共产党发明的运动式整风也很容易成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唯有法治方能约束官僚。所有官僚的行为必须以法律为准，即官官之间、官民之间都以法律为准绳，最终必然实现政府和民众的和谐共处。个中理由在吴思的相关著作中可以很好地理解。
然而，有许多人会质疑，在一党执政、党大于法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法治？新加坡的体制已经给出了明确肯定的答案：一党执政，但法大于党。然而，又有许多人质疑，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太小，不足以成为经验样板治理巨大复杂的中国。对此，吴稼祥的《公天下》对治理规模和权力分配的关系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回答，即多中心治理的方式能够缓解规模压力。
展望未来，中国的治理将是如下方式：各级政府都由共产党执政（由宪法规定，县乡一级或许可以调整），实行法治；地方政府的治理将以香港澳门为样板。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最近香港的普选危机也将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基本范式。
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共领袖毛泽东就被黄炎培问及如何防止人亡政息；进城之前，毛提醒他的同志说，"不能当李自成"；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中共能否继续执政又成为了一个疑问，邓公以攻为守，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度过了难关；最近有学者又提出了专制70年大限理论（即无论是南美非洲的军事独裁，还是共产党独裁，最多能撑70年）。中共执政很快就到70年了，能否挺住？怎么挺住？
习总给出了答案：改革和法治。
中国传统历史一直处在改朝换代的周期循环中，这是中央集权治理下传统农业国家的必然宿命，其必然性可由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等相关著作以及吴稼祥的《公天下》得到说明。简单说，传统治理不可避免走向暴政，暴政必然产生暴民，暴民在合适的组织领导下就能推翻暴政，改朝换代，但新朝代依然会走向暴政，从而开始新的暴政-暴民循环。
暴政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暴政，即君王暴政，如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第二层次是官僚暴政，大多延续了两三百年的朝代在夕阳时期都是如此，吏治腐败，苛捐杂税猛于虎，最后官逼民反。因此，避免暴政就要在这两方面下功夫。儒家仁政幻想依赖教化德育来避免暴政，显然过于天真。事实上，爱民如子的仁君和官员十分稀罕，因为他们都是人，人都有七情六欲，有缺点或者说弱点。虽然君王还有保江山的历史责任，成为暴君的可能性不太大，官僚却与"长期执政"无关，其更关心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执政的荣耀和责任。于是，潜规则盛行，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官僚暴政，即使有中兴之主，也无能为力。
面对黄炎培关于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疑问，毛泽东在窑洞里用新的观点给出了答案，即"人民的民主监督"，保证新政权不"人亡政息"。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这种思想的体现。只可惜，这种民众监督没有在法治的范围之内实行，而且毛不许民众和同志监督他自己，无法无天，最后和暴君相去不远。邓时代的成就之一就是改进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终结了领导人的的终身职务制，从而避免产生君王暴政（包括毛式斯大林式的暴君以及苏联时代的勃列日涅夫式的庸君）；但在避免官僚暴政方面，除了成立中纪委在党内监督官员之外，制度建树不多。
历史的车轮滚滚进入了新世纪，受朱镕基改革的推动，中国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大规模的城市化（主要由住房商品化改革推动）和工业化（主要由加入WTO推动）。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但另一方，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公平交易规则，明确的产权，独立的司法体系等）还远未具备，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并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令人遗憾的是，胡温政府在这个时期没有大规模推进改革，而是用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用维稳的方式压制社会矛盾，最后造成了如今的局面，即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政府治理也有暴政的苗头。
中国发展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共产党执政也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强国富民和民族复兴，如何保持共产党长期执政，就成为党内高层必须思考的战略问题。
习总给出了答案：改革和法治。首先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统一了党内外思想；提出了中国梦，作为鼓舞普通民众的图腾。具体的实现途径包括强力反腐，目的是为下一步伤筋动骨的改革树立权威；成立多个小组，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集权，保证改革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明确改革的方向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调改革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而非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也非胡温时代的维稳和刺激。
法治终于来了。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无法治，就无交易，或者说交易的成本极高；无交易，也就无市场经济。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法治是中国建立"好"的市场经济、避免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据此，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国梦指日可待，这就为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法治也是规范政府官僚行为、避免传统王朝官僚暴政的最有效方式。传统儒家的劝教过于理想，共产党发明的运动式整风也很容易成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唯有法治方能约束官僚。所有官僚的行为必须以法律为准，即官官之间、官民之间都以法律为准绳，最终必然实现政府和民众的和谐共处。个中理由在吴思的相关著作中可以很好地理解。
然而，有许多人会质疑，在一党执政、党大于法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法治？新加坡的体制已经给出了明确肯定的答案：一党执政，但法大于党。然而，又有许多人质疑，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太小，不足以成为经验样板治理巨大复杂的中国。对此，吴稼祥的《公天下》对治理规模和权力分配的关系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回答，即多中心治理的方式能够缓解规模压力。
展望未来，中国的治理将是如下方式：各级政府都由共产党执政（由宪法规定，县乡一级或许可以调整），实行法治；地方政府的治理将以香港澳门为样板。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最近香港的普选危机也将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基本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