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术界有两个观点吸引了我的注意。一是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在新著里提出，强政府、法治和民主，依序构成落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如新加坡，即使没有民主，但因为有强政府和法治，所以能够实现良治。二是张维迎提出，先市场化后民主化，是效果最好的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反之，则民主化的效果并不好，如印度。

显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大体符合这两位著名学者所推荐的最佳途径，从而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就福山的观点来看，中共领导的政府显然是强政府；自80年代以来，法治的水平总体上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只有在周永康主管政法的时候，局部有所倒退；至于民主，则一直未有较大的发展（和西方的民主选举制相比）。就张维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经济，而政治领域改革进展不大，即民主化进程相对落后。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包括经济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环境生态恶化、腐败横行、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挑战等。因此，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国强民富，就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重大迫切命题。当然，这种历史紧迫感也和能否继续保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极大关系，否则，就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

下面怎么走？按照福山的观点，中国在强政府的条件下，只需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即可，而民主可以暂缓。按照张维迎的观点，中国首先应该完善市场经济，而民主也可以暂缓；怎么完善？依靠法治。

新一届领导人大体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深化改革的，即紧紧抓住法治作为总突破口。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整体上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构建了框架，描绘了蓝图，其中在两个关键领域明确规划了新的战略：在经济领域，重新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关键；在政治领域，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接着，四中全会高举依法治国的旗帜，对这两个领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落实到了具体的行动。前者是指南纲领，后者是命令措施，正如习总所说，是姐妹篇。

为什么法治会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措施呢？从经济层面来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是市场公平交换的基本条件，否则，交换无从进行，或者成本非常高，这是为无数国内外的历史实证研究所证明的。正因如此，国内学者吴敬琏就一直警告，中国极有可能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即坏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权贵利益集团已经无处不在，例如以周永康为核心构建的黑恶政治经济集团（刘汉的黑社会集团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另外，政府不依法行政（包括形形色色的审批制），也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拖累了经济的发展。唯有法治，才能破除种种阻碍经济发展的条框，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去除行贿成本），最大限度保证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消除腐败寻租现象。

其次，从政治层面来看，维稳的社会治理模式不仅没有带来和谐社会，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矛盾，浪费了政府的大量信誉，某种程度上甚至动摇了中共的执政地位。另外，维稳本身浪费了政府大量的公共财政资源（传说，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经费），因此财政上也不可持续。

因此，法治就成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的总路线。但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权治、官治社会，法治的建立不可能促日而就。应该说，毛时代党领导的政府百分之百是强政府，但却没有法治，甚至变成了暴政（如国家主席惨死，毛自己无法无天），其他共产国家也基本如此，如现在的朝鲜。如果中共领导的政府能用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而不是搞阶级斗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靠运动整风、靠保先教育反腐，那么，强政府和法治就会确保中国社会和谐运行，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共执政也会稳如泰山。

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法治，没有强政府，如众多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那么政府内部无法形成共识，也无法凝聚民心和社会力量，其抉择必然左右摇摆、停滞不前，最终，国家和社会没法解决巨大的社会难题，实现战略转型和升级。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必须坚持强政府，也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总之，法治和强政府，缺一不可，构成了实现中国梦的双引擎。继续发挥强政府的优势（即坚持党的领导），并把法治的短板补齐，就成为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