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不对题的讨论充斥媒体

国内关于转基因主粮及食品的争论愈演愈烈，也引起了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非常奇怪的是，这方面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荒谬的逻辑中。

让我们先打个比方：假定你原先一直使用A型手机，现在如果有人要向你推销B型手机，合理的说服路径应该是这样：论证B型手机的优点（包括功能、外观、性价比等），或论证A型手机的缺点。如果推销B型手机的人既不能指出A型手机的缺点，也不认真说明B型手机的优点（至多只是偶尔一带而过），却反反复复向你论证“B型手机是安全的”，并蓄意将你的注意力引向“B型手机是否安全”的争论中去，而且极力主张“B型手机是否安全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意味着它到底安全与否，只能由研发该手机的专家说了算，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这种文不对题的推销论证，不是非常荒谬吗？就算使用B型手机是安全的，可是我多年来使用A型手机好好的，我为什么要改用你的B型手机呢？

不幸的是，那些极力要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宣传，其论证恰恰就是这样的荒谬。而且这种宣传策略居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大部分公众和媒体至今仍然在文不对题地争论和思考着“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这个问题也应该考虑，但目前很难得出确切结论，而且首先应该考虑更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要将公众和媒体误导到文不对题的争论上去呢？原因很明显——那个正确的说服路径对试图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相当不利，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争论中去，就可以掩盖这一点，更何况后面还有更需要掩盖的事情。

如果不想在转基因主粮争议中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正确的思考路径，不妨参照上面那个关于手机的比方，先要求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向我们确切地正面说明，转基因主粮到底有哪些优越性，而不是拿“杂交水稻也是转基因”、“转基因主粮和传统主粮一样”之类的话来糊弄我们——如果转基因主粮和传统主粮一样，那我们几千年来食用传统主粮都好好的，又有什么必要改吃转基因主粮呢？

这里有必要提到媒体上常见的另一个混淆——将“推广转基因主粮”和“研究转基因技术”混为一谈。事实是，绝大部分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士，都不反对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研究转基因技术。值得警惕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混淆是故意的，因为许多公众对于“发展科学”有着不假思索的认同，而研究转基因技术当然是发展科学的一部分，所以将“推广转基因主粮”和“研究转基因技术”

混为一谈之后，推广转基因主粮就变成“发展科学”，而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就变成“阻碍科学发展”了！

转基因主粮真的能增产和减少农药使用吗？

如上所述，在转基因主粮争议中，首先应该考察转基因主粮到底有何优越之处。在极力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宣传中，我们偶尔可以见到的转基因作物的优越性——通常都是遮遮掩掩或轻描淡写的——只有两点：一、可以增产；二、可以抗虫所以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如果这两点是确切的，堂堂正正地向公众说明不是更好吗？

而事实上，转基因作物可以增产、可以减少农药使用的说法，已经遭到多种来源的否定。这里只提供一个较新的例证：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Jack Heinemann教授等五人，2013年在《农业可持续性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广受关注的论文，比较了北美（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过去50年间的大豆、玉米和油菜籽种植，提供了详细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

北美从1996年起大规模种植上述三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上述西欧各国则依赖常规育种和加强农田管理等综合性措施，结果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北美和西欧的产量总体都在逐渐上升，但西欧的升幅更大；北美和西欧的农药使用都在逐渐下降，但西欧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北美。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以北美和西欧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班牙为例，种植了转基因玉米之后，农民可供种植的玉米品种就急剧下降。这种对多样性的破坏也有很大的潜在危害性。

所以在上述案例中，转基因作物“可以增产”、“可以减少农药使用”这两个神话，都彻底破产。转基因作物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看来这就是那些极力要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堂堂正正地说明转基因主粮的优越性（如果真有的话），而是热衷于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争论中去的原因了——毕竟，公然对公众和媒体说谎的风险，比转移公众注意力的风险要大得多。崔永元如果更重视这一点，他对对手的驳斥将更为有力。

为何要回避转基因主粮的专利问题？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近作《未来》一书中揭示，极力在世界上推广转基因作物的美国孟山都公司“如今控制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种子的专利”，他引用美国种子专家尼尔·哈尔的估计，孟山都公司“已经控制了90%的种子基因”。对于这种高度垄断的状况，戈尔明确表达了批判的态度。

据有关学者最近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而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也早将专利登记在册，随时可以启动司法诉求。与此相应，绿色和平组织2013提交的报告《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中，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2014年第1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当记者采访一位力主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士，请他就上述报告的结论发表意见时，这位人士的回答是：“孟山都等公司确实有占领市场的商业目的，这点无可厚非。抗虫棉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种植规模扩大后，从来没有发生国际纠纷。”——记者明明问的是转基因稻种的知识产权，根本没有问他抗虫棉啊！

这位人士的奇妙回答，值得稍稍解读一番。如果中国的上述三种转基因稻种中确实有孟山都等公司的专利，显然这位人士不愿意否认，因为这会变成公然对媒体说谎；但是他也不愿意承认，因为承认之后又如何说服中国公众接受这些转基因主粮呢？所以只能再次采用转移注意力的策略，顾左右而言棉花。另外，连戈尔都对孟山都公司的垄断持批判态度，这位人士却说“这点无可厚非”？

最近农业部下发《2014年农业科技教育与环保能源工作要点》，其中要求“严格进行转基因安全执法监管”、“加强转基因安全评价信息公开、科普宣传”，这无疑是正确的。就“信息公开”和“科普宣传”而言，如果试图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真的将爱祖国爱人民放到爱金钱前面了，如果转基因主粮对我们国家、我国农民和公众真的有利，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向公众说明一切有关情况，而不是将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误导到文不对题的、目前难以获得确切结论的争论中去。

说到底，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载《新发现》2014年第3期 科学外史（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