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14年3月29日《解放日报》
合理论证才有说服力
提要：千百年来，我们通过经久不息的生活经验的积累，筛选出了我们的主粮。为何到了当下，就需要换一种来吃呢？如果真要换吃另一种，我们该如何论证？正确的说服路径应该是怎样的呢？
近来，围绕转基因主粮的争议沸沸扬扬。但迄今为止，这还是一场被严重误导了的争议，尽管它仍有可能逐渐走上正确的道路。
比如，“研究转基因技术”和“推广转基因主粮”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者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不少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材料中，“推广转基因主粮”和“研究转基因技术”被混淆在一起。这是值得警惕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混淆很可能是故意的。
由于许多公众对于“发展科学”有着不假思索的认同，从而默认“研究转基因技术”是“发展科学”当然的一部分。于是，当“推广转基因主粮”和“研究转基因技术”被混为一谈之后，推广转基因主粮就变成了“发展科学”，而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就变成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了！而实际情形是，绝大部分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士，都不反对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研究转基因技术；在中国。几乎没有学者反对研究转基因技术，他们只是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所以，只有当我们先把这些概念区分清楚，才算是为“不被误导”开了个好头。
那么，食用转基因主粮究竟是否安全呢？在我看来，争论食用转基因主粮是否安全并非当务之急。
且看在当下有关转基因主粮的争议中，媒体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哪里。我们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报刊杂志，就会发现，不少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吃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上。那么，公众的注意力又集中在哪里？不难发现，公众的注意力也大多集中在同样的问题上。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关注这个问题有什么错呢，这关系到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呀。可是，真的很少有人认真地去关注：在这个争议中，究竟哪些问题更为重要，哪些更为前置的问题需要明辨是非。可这些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关注呢？
千百年来，我们通过经久不息的生活经验的积累，筛选出了我们的主粮。为何到了当下，就需要换一种来吃呢？如果真要换吃另一种，我们该如何论证？正确的说服路径应该是怎样的呢？
打个比方来说，假定你原先一直使用A型手机，现在如果有人要向你推销B型手机，合理的说服路径显然应该是：论证B型手机的优点（包括功能、外观、性价比等），或论证A型手机的缺点。如果推销B型手机的人既不能指出A型手机的缺点，也不认真说明B型手机的优点（至多只是偶尔提一下），却反反复复向你论证“B型手机是安全的”，并蓄意将你的注意力引向关于“B型手机是否安全”的争论中去，还极力主张“B型手机是否安全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意味着它到底安全与否，只能由研发该手机的专家说了算。对此，你会有什么感觉呢？这种文不对题的推销论证，不是非常荒谬吗？就算使用B型手机是安全的，可是如果我多年来使用A型手机好好的，为什么要改用你的B型手机呢？
不幸的是，如今那些极力要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介绍或营销活动，其论证恰恰就是如此荒谬。而更荒谬的是，这种推广策略居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不少媒体和公众至今仍然在文不对题地争论和思考着“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在解决了前置问题之后，这个问题当然也应该考虑，但目前还很难得出确切结论）。
如果打算推销给你的转基因主粮比你原来吃的主粮优越（比如，转基因主粮更高产、需要用的农药更少），这样的说服才是合乎逻辑的。可事实上，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大都尽量回避和你讲这些，却反复和你讲“吃转基因主粮是安全的”。大家想想看，这样一种文不对题的论证路径，在逻辑上不是很荒谬吗？就算转基因主粮是安全的，可我为什么要放弃原有的主粮，转而来吃它呢？
要警惕经过选择的证据
提要：由于公众和专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些专家就有条件选择对他自己有利的证据。如果这种经过选择的证据被拿到媒体和公众面前大讲特讲，就会误导公众。
推广者倒也曾经提到过转基因主粮的两个“优越性”：一个是增产，一个是少用农药。但非常奇怪的是，对这两个“优越性”，他们总是轻描淡写，偶尔讲到时也总是立刻把话题转移到“吃它是不是安全”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现象？在我看来，那是因为这两个“优越性”经不住多讲。第一，关于这两个“优越性”，至今还有很大的争议；第二，在互联网时代，若你对公众和媒体说谎，被揭穿的概率比以前大得多。一旦你被关注上了，大多数情况下，很快就会穿帮。因此，安全的策略当然不是公然在媒体上对公众说谎，而是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很难获得确切结论的事情上去。而“食用转基因主粮是否安全”，恰恰就是一个需要用时间来证明、短时期内又无法获得确定答案的问题。
那么，转基因主粮到底有没有优越性呢？这就涉及一个在科学争议中需要注意的原则——对证据的选择非常重要。
有些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人常说，“我们在科学上有证据”。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雄辩，实际上却很有可能漏洞百出。因为证据是可以选择的，既有有利于他的证据，也有不利于他的证据。而由于公众和专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些专家就有条件选择对他自己有利的证据。如果这种经过选择的证据被拿到媒体和公众面前大讲特讲，就会误导公众。
极力鼓吹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经常提到一件事情，说某篇反对转基因主粮的文章已经被什么杂志宣布撤销了。但事实上，这都几年前的事了。他们一再拿这一篇文章说事，客观效果无疑是想让听众觉得，反对转基因的那些理论和研究成果是站不住脚的，连论文都被撤销了。实际上，还有许多反对转基因主粮的文章没有被撤销，他们对那些文章为什么不提？
这里我介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的研究结果，我认为它是比较权威的。这篇论文发表在2013年6月的《国际农业可持续性》（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杂志上，已被广泛引用，也还没被撤销（听众笑）。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Heinemann教授他们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
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在转基因争议中，“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自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美国公司对种子基因专利的垄断，正使这个世界更加两极分化、更加不公平。由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前总统戈尔在他的近著《未来》中记录下了印度农民的抱怨，“印度农民开始抗议他们每年必须购买的转基因种子过于昂贵，而且他们必须使用更大剂量的除草剂。因为更多草产生了耐药性，这也增加了成本。”此外，戈尔还在书中引用了美国种子专家尼尔·哈尔的估算，认为孟山都公司“已经控制了90%的种子基因”。对于这种高度垄断的状况，戈尔持批判态度，“正如权力失衡导致了收入差距一样，这种失衡的权力，也体现在了人类无法平等地获取和利用从生命科学革命中产生的各类重要突破上。”戈尔的措词虽然比较委婉（大概是考虑到孟山都毕竟是美国人的公司），但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无论转基因作物有害与否，孟山都公司都可坐享垄断之利。
必须注意争议背后的利益格局
提要：在有关科学争议的讨论中，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谁的安全和利益被涉及了，谁就有发言权；发言者是否专家并不重要，发言本身正确与否，才是问题的关键。
前不久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提交了题为《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三个转基因稻种里面，不仅有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还有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就意味着，这些大公司随时可以对你的商业化种植启动司法诉求。
连戈尔都批判孟山都公司的这种垄断行为，可是国内某位力主推广转基因主粮的院士居然对媒体说，“孟山都等公司确实有占领市场的商业目的，这点无可厚非”。而在2014年第1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当记者请他就上述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报告的结论发表意见时，这位院士的回答是：“我们对抗虫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种植规模扩大后，从来没有发生国际纠纷。”——记者明明问的是转基因稻种的知识产权，根本没有问他抗虫棉啊！
若仔细解读一番，他的这些话是相当微妙的。如果我们的转基因稻种里确实有外国公司的专利，一经承认，如何说服中国公众接受转基因稻米？但如果公然对媒体说没有，那不就变成说谎了？我们刚刚说过，在互联网时代公然对媒体说谎风险很大，大概正因如此，于是他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和记者说棉花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好的方面来解读这位院士的意思。比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只是讲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如果是没有外国公司专利的转基因棉花，我们种了以后就没有国际纠纷。
这里又涉及到科学争议中应注意的一个原则：必须高度关注科学争议中的利益格局。比如要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大米，公众就应该了解、也有权了解：包括我们的国家、农民、消费者在内，是从中受害还是获利？孟山都公司是否从中获利？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中获利的情况如何？……这些问题都应该向公众明确交待。科学家有义务向公众交代利益格局，岂可一谈到这类事情就讳莫如深？今天科学家不是不可以挣钱，但无论如何，至少应该把爱祖国、爱人民放在前面。
此外，不少公众都没有注意到科学争议中的发言权问题。比如，在我们身边至今存在一种非常荒谬的逻辑——只有专家才能发表意见。这种逻辑无疑是站不住的，但为什么会被许多公众和学者接受呢？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恰恰说明我们至今并没有正确地认识科学，认为只要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有权威性了。这是我们长期盲目崇拜科学的后果。
所以，在有关科学争议的讨论中，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谁的安全和利益被涉及了，谁就有发言权；发言者是否专家并不重要，发言本身正确与否，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发表言论，但因专业有所欠缺、有错误，别人指出来，你当然应该虚心接受。但不能因为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就没有发言权了。公众有权对涉及自身利益和安全的问题提出质疑，而专家有义务向公众作出解释，并且要一直解释到公众满意为止。事实上，发达国家在遇到类似争议时，也通常都是这样处理的。
用什么来规范科学技术
提要：我们一直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得越快越好，并对此完全没有戒心、没有忧虑。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思想家很早就已经开始忧虑了。科学技术和资本密切结合之后已经开始出现的失控现象，也已经受到密切关注。
由转基因主粮引发的争议，不仅是当代科学争议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而且具有科学伦理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等多方面的意义。
这场争议，既牵涉到西方跨国公司的牟利本质和经济渗透，又牵涉到科学技术与国际资本密切结合之后科学共同体的道德自律亟需引起足够重视；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在科学的本性中，是否潜藏着某种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恶呢？
2013年4月28日，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了《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详见2013年4月30日《科技日报》），力图规劝“从事转基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的科研人员，以对人类社会发展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加强职业操守，规范科研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积极与社会沟通，促进转基因技术良性发展”。
这则倡议，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应对自身的研发活动负责，遵守伦理规范，保障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第二，科学家应忠实于事实与证据，尊重公众知情权，并以恰当的方式就转基因安全风险问题与公众沟通。第三，科学家在“承担项目研究、成果鉴定等活动时，不受各种潜在利益的影响，谨慎对待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研究。”第四，科学家必须“遵守科研规范，保持对技术伦理的敏感性，自觉思考技术开发和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
这则倡议以一种权威的表达，针对当下转基因技术研发领域存在的“不负责任”现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比如，以前我们经常用类似“科学发展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样的语汇来歌颂这个时代，说人类20世纪的科技进步超过了有史以来人类科技进步的总和，等等。我们一直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得越快越好，并对此完全没有戒心、没有忧虑。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思想家很早就已经开始忧虑了。科学技术和资本密切结合之后已经开始出现的失控现象，也已经受到密切关注。
正如尼尔·波兹曼早就指出的，以前是技术为文化服务，文化在技术之上；今天整个倒过来了，文化向技术投降，技术君临天下，操控了一切。在波兹曼看来，这将是文化的末日。我们还应该毫无保留地拥抱一切新技术吗？
我们需要换一种眼光看科学。曾几何时，我们太过习惯于仰视科学，跪倒在它面前，盲目地崇拜它，以至于没有看见在它背后也存在着不少负面的东西。今后，我们应习惯于平视科学，正如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应“避免把科学技术凌驾于别的知识体系之上”。
现在看来，科学技术好比是一把切菜刀。我们都知道，厨房里肯定要有切菜刀，它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之一。但由于切菜刀确实也可以被用来伤害人，所以平时你一定要把切菜刀妥善安放、管理，尤其一定不能让孩子去玩切菜刀，使用切菜刀的必须是有责任心的大人。这个例子虽粗浅直白，但其背后的原理是值得所有人警醒的，那就是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经常说的，要用法律和伦理道德来规范科学。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里，这一点也得到了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