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1年9月16
地 点：上海大学校本部J202报告厅
演讲者：欧阳健（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
作者小传：
欧阳健，1941年8月生，江西玉山人，1956年5月参加工作。曾任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主编。1995年9月调福建师大中文系工作，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
我这次去山东开会，路经上海，金冠军院长、朱恒夫老师要我来讲一讲《水浒》。上海我来过多次，但上海大学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么美丽的校园，这么可爱的同学，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心情是很愉快的。来听讲的同学多是影视艺术专业的，更让我产生互动的愿望。
有人说，艺术是形象思维，科学是逻辑思维。今天讲的题目是《水浒》的成书、精神和改编，《水浒》版本与文献的考证，这些大约属于逻辑思维，比较抽象；但将《水浒》改编成影视作品，就需要了解它的版本与文献知识。考证就是探求事物的真相，好比侦察员查案，根据一个烟头这样的蛛丝马迹，就能破解案件。所以，考证需要证据，也需要想象力，当然离不开形象思维。讲到《水浒》的精神，就要涉及一位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今天要对他的观点适当作一点剖析。我请同学们保持一份警惕，不要认为我讲的就一定是对的，被我批评的就一定是错的。同学们听讲后，可以读一读刘再复先生的书，跟我的话对照一下，看到底谁的说法更有道理。另外，金院长、朱老师要我结合《水浒》电视剧的改编来谈一谈，这就涉及到形象思维与艺术论了——这是你们影视专业的本行，我讲得好不好，同学们就更有发言权了。
第一个问题：《水浒》的成书
现在我们在书店里看到的《水浒传》，一般都写着“施耐庵、罗贯中著”。这两个作者，基本上没有疑问。但《水浒传》是怎么写成的，特别是什么时候写成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结论。也就是说，小说研究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分歧越来越严重。由此派生出两门学问，一个是《水浒》的版本 1。《水浒传》有很多版本，其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另一个是《水浒》的作者。“施耐庵”只能算是一个符号，他的生活年代、生平、思想、观念，迄今都未弄清。《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已成百年热门问题，而其最后指向，还是《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我想贡献给大家一个观点：《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所以迟迟不能定谳，与“水浒”精神的解读有关。
怎么来判定《水浒》的成书年代呢？最权威的办法，就是找到《水浒》早期版本，看看它前面的《序》。——《序》一般要对作者的生平作一介绍。
现存刊本最早的《<水浒传>序》，是汪道昆于万历十七年(1589)所作。《序》说：
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
三年后，李贽作《<忠义水浒传>序》。他说：
《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汪道昆生于嘉靖四年(1525)，64岁时为《水浒传》作序，尚据“故老传闻”，说作一百回《水浒传》的越人罗氏，是洪武初（1368）人；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65岁时为《水浒传》作序，称“施罗二公身在元”。我们知道，因为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才有所谓的“时过境迁”。洪武元年（1368）至汪道昆作序之日，已经过去了二百二十一年。从他和李贽的主观时间感受看，是对遥远往事的追述，丝毫没有《水浒传》为当代人所作新书的感觉。我们知道，对于《水浒传》成书，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成书于元末明初；另一种认为成书于嘉靖年间，不会早于嘉靖十二年（1533）。假如《水浒传》的成书，正如某些学者所言不早于1533年，其时汪道昆已经8岁，1589年作序时，将五十六年前问世的《水浒传》，称作“洪武初”的作品，是不可思议的。
不妨作一个古今类比。若以2011年为元点，则二百二十一年前，是1790年，时为乾隆五十五年，第二年程伟元、高鹗用木活字排印了《红楼梦》；而五十六年前，则是1955年，这一年赵树理的《三里湾》问世。假定有人为新版《三里湾》作序，他会不会说“故老传闻，赵树理原名赵树礼，乾隆年间人”？自然，如果今天有人回顾历史，也不会说“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形势鼓舞下，程伟元、高鹗用木活字刊行《红楼梦》”这样的昏话了。
五十六年和二百二十一年，就一个具体人的时间感觉来说，差距是非常大的。凭现存《水浒传》刊本最早的两篇序，通过时间的感觉，就能驳倒其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二年（1533）这一说法。
为了证明《水浒》成书于元末、洪武初，这里我提供两个资料，一个是《水浒》的版本资料，一个是文献资料。
先看版本资料。
现在大家在屏幕上 2看到的版本是《京本忠义传》。1981年6月，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了《京本忠义传》的残页原件，还拜访了著名的版本学家顾廷龙、沈津两位先生。他们热情接待了我，详细介绍了这个版本发现的经过。1975年整理图书时，他们偶然在众多明刻本残页堆中，发现了这两张旧书封面底页的衬纸（是封面底页的衬纸，而非正文的衬纸），表明《京本忠义传》的年代，比以其作衬纸的明刻本更早。于是，他们撰文介绍了《京本忠义传》的发现，指出《京本忠义传》有三个印刷特点：1、字体方正；2、皮纸精印；3、每半页边框上端有标题和图案，标题字数不等。顾廷龙先生说，字体方正，是明代正德间刻本的风格；所用皮纸（棉纸）也是明代前期常用纸（明后期则多用竹纸）；页面边框上端有标题和图案，这也是明代前期的刻本特点。所以他们判定这是正德书坊所刻，较现存传世最早的“郭勋本”为尤早。
我赞同他们的见解，还有两点新的发现：
一、用字。残页中“军人每”中的“每”字，同“们”，语言学称词缀，表示复数，是元代常用字。如《宣和遗事》前集：“相国担惊，不干小人每事。”翟灏《通俗编·语辞》云：“《元典章》诏令中云‘他每’甚多，馀如‘省官每’，‘官人每’，‘令史每’，‘秀才每’……‘每’字，系‘们’音之转也，元杂剧亦皆用‘每’。”但是，其他《水浒传》版本，不论繁本简本，皆已改作“军人们”。这一用字习惯正是《京本忠义传》成于元末明初的证据。
二、书名。《京本忠义传》这个书名，包含的信息量更大，更有文章可做。从小说与正史的关系看，有全史演义，如《三国演义》，又叫《三国志演义》，就是把《三国志》演成小说；有个人列传，如《岳飞传》、《于少保萃忠传》；有类型列传，如《剑侠传》、《儒林传》，《儒林外史》就是学的《儒林传》。
《忠义传》也是正史中的体例。《史记》中没有设“忠义传”，最早的“忠义传”出自《晋书》。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代，少数民族侵入中原，造成很尖锐的民族矛盾。西晋末年开始了“五胡乱华”，出现南北朝对峙。在当时，北方异族的游牧文化和汉族的农耕文化，在生活方式、社会观念上都很不一样。北方游牧民族以弓马骑射打进中原，一批忠义志士为了民族利益奋起反抗。所以《晋书》开辟了《忠义传》，记载了他们舍生取义的事迹。《忠义传》就是史书一种记人叙事的类型。
那么，“水浒传”是怎么回事呢？“水浒”出于《诗经·大雅·緜》：“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水浒”就是水边，“水边”怎么会有“传”呢？我认为，《忠义传》就是《水浒传》最早的书名。过去我们都认为宋江接受招安，是“投降”，实际上宋江是主动地、愉快的、心甘情愿地受招安，因为这时面临异族入侵，他要保境安民。水浒中这帮强人，不考虑个人的身家性命，归顺朝廷，就是为了抵抗外族入侵。他们是悲壮的忠义之士。所以《水浒传》称梁山英雄平辽“千载功勋可敬”，题名《忠义传》，是很贴切的。
追溯《水浒传》的版本演变，可知其书名经历了以下阶段：
1、本名《忠义传》。“忠义”+“传”，构成第一层次，意谓“忠义之士之传”。《水浒》第八十一回入回诗：“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是其内证。《水浒传》题“施耐庵集撰”，就是“事事集成”的《忠义传》。
2、后来，有人在“忠义”前加“水浒”二字以修饰之，变为《水浒忠义传》。“水浒”十“忠义传”，构成第二层次，意谓“居于水浒之忠义之士之传”。第二十回诗：“水浒请看忠义士，死生能守岁寒心”，就是这个意思。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亦为一证。
3、后来，又有人以为，宋江等啸聚山林，不能算是“忠义”。对《水浒》咬牙切齿的人很多，比如有人说《水浒》，“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忠义”二字于是被删去，便剩下词意含混的《水浒传》。
4、最后，万历年间的大思想家李贽出来了，他为《水浒》翻案，强调“忠义在水浒”，“水浒之众皆忠义”，宋公明尤为“忠义之烈”，于是在书名上“复加”忠义二字。由于“水浒传”的叫法已经定型，只好加在前面，变成了《忠义水浒传》，故袁无涯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因此，通过版本的演变，特别是通过书名的考证，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判断：《忠义传》应该是《水浒》的本名，这也证明了《水浒》应该成书于元末明初。
再看文献资料。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到现在都没有结论，或者说，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性的史料《施耐庵墓志》。《墓志》说：“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就是说，施耐庵的生卒年为1296－1370年。这与《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初的说法吻合。
那么，持批评意见的那些人，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呢？因为这篇材料发表的时间比较晚。
民国时期，对地方志的修撰非常重视，中央政府制定一系列的规定，要求地方加紧修订地方志。当时，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乃至山、镇都有志。这些地方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很重要的资料。民国时代留下来的方志，经过鉴定，学术界一般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1918年，民国方志大家李详（李审言）倡续《兴化县志》。他是中央研究院特聘的十二个特约著述员之一，其他还有鲁迅、胡适，而李详的威望当时远高于鲁迅和胡适。李详对编方志有很系统的理论，也亲自编写了很多方志。李详是兴化人，所以对兴化县志很重视。那时，《续志》坐办兼分纂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疑即《水浒》作者；又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见有淮安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家传》，便抄了下来。李详审订后以为：“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 3《兴化县续志》就收录了这么几条：
1、施隐士墓：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施耐庵传》：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
3、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水浒》，施耐庵著。”
4、《施耐庵墓志》：卷十四之三第二十一页《艺文志·古文补遗》。
民国方志修纂的成就，向来受高度评价。《兴化县续志》载录的若非施耐庵而是另一个历史人物，恐怕没有什么人会怀疑。有人以己所不知，妄断是“好事者的捏造”。如，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说施耐庵是“元至顺辛未进士”，但《元史?选举志》至顺二年未开科，于是有人怀疑《墓志》的真实性。其实，《浙江通志》著录“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
张宗元（开化人）
刘基（青田人，御史中丞）
徐祖德（青田人，中书省管局）
叶岘（青田人）
研究表明，“至顺二年辛未进士”不是以讹传讹，而是别有隐情。
1952年10月，以聂绀弩先生为首的文化部调查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清楚记载：“我们在兴化王益谦 4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经鉴定：“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 5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的真实性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放心地将其用作文献。1982年，我们在施耐庵墓附近，又发现其四世孙施廷佐的墓志。这个墓志铭，证明了施耐庵的存在。所以，1918年兴化县志采录的材料是可信的。
《水浒忠义传》的书名，在《施耐庵墓志》中亦可得印证。墓志说：“及长，得识其（施耐庵）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xiè）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馀》、《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墓志说《水浒传》原名《江湖豪客传》，江湖，就是水浒；豪客，就是忠义。这与《水浒》经历《忠义传》→《水浒忠义传》→《水浒传》→《忠义水浒传》的书名演变是一致的，证明《京本忠义传》是较早的本子。
墓志还有一点殊可注意，即“遇罗贯中于闽”。罗贯中来福建做什么？——谋求出版《水浒传》。建阳是中国刻书业三大中心之一。《京本忠义传》边框上端有标题，两端有简单图案，正是福建刻本的特点。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说：“以‘京本’二字为标榜的，乃是闽中书贾的特色。”（《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京本，表明其底本来自南京或北京。福建刻《水浒传》为什么时间早，数量大？就是罗贯中来闽活动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时人多以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的作品。汪道昆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都不是偶然的。嘉靖本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次”，方真切地反映《水浒传》的著作权。为了纠正这一误会，罗贯中和王道生谈话时，除声明《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是施耐庵所作外，还把自己的《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也说成是施耐庵的作品（也可能是王道生听错），强调：“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这就还原了历史的真面，表现出罗贯中的坦荡与实诚。
上面介绍的这些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多重资料证明《水浒》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而不可能是嘉靖中期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水浒》的精神
《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初（1368），还是于嘉靖十二年（1533），似乎只是枝节问题。钱钟书先生曾说：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要见到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有的人也会说：你读《水浒》就行了，何必管它是什么年代出现的？现在有阅读学派、文本主义，提倡只看文本本身，不管是哪个作者写的，不管作品问世时间。如果只是为了好玩，这种阅读亦无不可；如果要做进一步研究，就应该知道，书是人写出来的，是人的大脑的产物，而大脑是一定时代孕育出来的，因此必须知人论世。《水浒》在什么时候形成，与对“水浒”精神的解读、与对《水浒传》的评价密切相关。
《水浒》最早叫《忠义传》，是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人民大众赋予那班人物以忠义。元代是少数人口的游牧民族统治全中国，民族矛盾本身就很尖锐。到了元末，统治者更加腐朽，社会矛盾激化，于是天下大乱。当时，涌现了方国珍、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朱元璋等起义力量。施耐庵所在的苏北，就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张士诚组织盐民起义，开始势头很猛，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对他寄予很大期望。张士诚手下的文人特别多，施耐庵也是其中之一。但后来张士诚偏于保守，而且急着称王，变得目光短浅，于是施耐庵、鲁渊、刘亮这些人纷纷离开。后来，朱元璋来聘请施耐庵，施耐庵不愿再出山。经历了动荡的世事，施耐庵对社会现实有很深的思考。面对动荡年代，《水浒》宣扬“逼上梁山”，宣传“造反有理”，就显得顺理成章。如果成书在嘉靖中后期，资本主义繁荣，商品经济活跃，社会安定，如果这时写《水浒》，就是教人犯法，破坏稳定。所以，时代不同，解释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肯定其产生于元末明初，才能真正认识《水浒》的精神。
这里，我就要顺便讲到刘再复。他是当代很有名的文学理论学家。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原来研究鲁迅，后来出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组合性格论》。后来留在美国没有回来，和大陆隔绝多年，思想变化也很大。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双典批判》。双典，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刘再复宣称《水浒传》《三国演义》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刘再复不是文史学家，他专搞宏观研究、理论研究，所以在叙述观点时候，不经意间漏出一句话：“《水浒传》、《三国演义》大约产生于明代永乐之后、嘉靖之前，即公元1522年前后” 6。“永乐之后、嘉靖之前”，说法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但是，1522年乃是嘉靖元年，而非“永乐之后、嘉靖之前”，他没有细查。他攻击《水浒》，好多地方都离开了时代背景。这种做法无非是想说：嘉靖时期经济发展，工商业繁荣，在此社会背景下作《水浒传》，岂非“犯上作乱”，“破坏稳定”？
近年来，“西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陈水扁搞“去中国化”，要让台湾脱离中国；也有人搞另一种性质的“去中国化”，竭力把中国的好东西说成坏东西，故意大翻旧案。如说岳飞不一定好，可能很糟；秦桧不一定坏，可能很好。在这种浪潮冲击下，贬低《水浒传》也成了时髦。如打着“人性”旗号，指责《水浒传》“残暴”、“野蛮”，是“非人的文化”。而刘再复突出宣扬的核心观点是：
在《水浒传》展示的从“官逼民反”到“民逼官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两种怪物。一种是专制皇权政治造成的以“高俅”的名字为符号的怪物，这种怪物仰仗专制机器逆向淘汰的黑暗机能，爬上权力宝座的塔尖并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另一种怪物，是造反大战车造成的以李逵、武松、张顺的名字为符号的怪物。这些怪物本来质地单纯，但在“替天行道”的造反合力下，一味只知服从杀人的命令，只有力量，没有头脑；只有兽的勇猛，没有人的不忍之心。
这段话很费解，制造“从‘官逼民反’到‘民逼官反’”的奇怪逻辑，将专制机器的“高俅”与造反者“李逵、武松、张顺”并称“怪物”，其矛头最终指向“造反大军”，猛烈抨击“社会性‘造反有理’”、“政治性‘造反有理’”，与时下流行的“告别革命”论相呼应，其实并无多少新意。
他还发明了两个名词“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但这两个名词，是从德国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套来的。《西方的没落》写好后在德国迟迟不能出版，因为题目本身西方人很不喜欢，中国的翻译也很迟。但是刘再复偏偏能从一本对西方不利的书中，找到对东方不利的观点——“假晶理论”。“假晶理论”说的原本是矿物学的现象：“一个矿坑中原有的矿石，已被溶蚀殆尽，只剩下一个空壳，而当地层变化时，另一种矿质流了进来，居于该一壳内，以致此矿的外形与内质，截然不同”，这就是所谓“历史的伪形”。据此，刘再复说《水浒》是伪形文化。
且不说文化属于精神范畴，有着承传、发展，扬弃、变异，渗透、冲突等复杂情况，绝不是无生命的矿石所能比拟，“伪形”论是否适用于两种不同文化（如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尚须过细论证；单就其定义：“原形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原质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文化” 7，亦与所谓“《红楼梦》与《西游记》属原形文化，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则属于伪形文化”的逻辑不符。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是中国白话长篇小说之祖，亦是后世小说创造的典范和源泉：它影响到《金瓶梅》这样的社会小说，也影响到《说岳全传》这样的英雄小说；影响到《三侠五义》这样侠义小说，也影响到《龙图公案》这样的公案小说。《金瓶梅》故事原型就是《水浒》潘金莲的故事，当然也包括潘巧云的故事、阎婆惜的故事。写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是从《水浒》开始的。古代小说读者，喜欢看英雄、神怪，而日常的鸡毛蒜皮、饮食男女，因为平淡无奇，基本上没人感兴趣。高明的作家能够把平淡无奇的事情，写得波澜起伏，富有情趣，让读者看得津津有味，所谓“画鬼容易画虎难”。《水浒》影响了《金瓶梅》，《金瓶梅》又影响了《红楼梦》。如果《水浒》是假的，《红楼梦》就更假了。如果一定要讲“洞穴的感受”，那原先的“矿石的结晶”，也应该是元末明初的《水浒传》，而不是明末清初的《红楼梦》；“假晶”现象也好，“假蜕变”也好，都与原形文化的《水浒传》无关。
不仅如此，后来的《红楼梦》，并没有与“此矿的外形与内质，截然不同”。《红楼梦》的文本中，大量地写了《水浒传》的故事。第二十二回写宝钗生日听戏，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念了一支《寄生草》：“慢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对鲁智深都非常推崇。
镇关西郑屠跟官府有交往，“虚钱实契”骗了金翠莲。利用契约进行诈骗，是商品经济的特点。这种剥削就不是一般的欺骗妇女这么简单了。鲁达虽官居提辖，受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的赏识，却没有家庭产业，只是一味见义勇为，“没事找事”，解脱平民于危难之中，从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鲁达打死郑屠，军官做不成了，去当了和尚；又解救林冲，和尚又当不成了，只好上山落草。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精神，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慨，难道不符合《山海经》所凝聚所体现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吗？刘再复攻击《水浒传》写了“以李逵、武松、张顺的名字为符号的怪物”，却不敢攻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鲁智深，就是因为他的“原始的天真，不知计较成败，不知计较得失，只知一往无前的进取”！
有人要问了，刘再复不是肯定《红楼梦》了吗？是的。为了达到贬损《水浒传》的目的，刘再复用了无限抬高《红楼梦》的手法，说《红楼梦》是“真正的‘人’的文化”，“大观园是曹雪芹的一个理想国，它跟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要把诗人赶出去，而曹雪芹的理想国恰恰是个诗国，它的主体是诗人。大观园既是审美理想，也是政治理想，在里面既有言论自由，也有结社自由”，……这些都是对《红楼梦》的曲解。大观园真有那么美好吗？林黛玉《葬花吟》为什么要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呢？刘再复爱搬出鲁迅和“三国气”与“水浒气”来说事，却不敢引用鲁迅对《红楼梦》下列经典评论：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大观园，真是“理想国”？过去讲《红楼梦》里有多少条人命，有多少阶级斗争，当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总的来说，《红楼梦》是一个悲剧，不是喜剧，绝不是理想国。刘再复说：“《红楼梦》的四个哲学要点是：大观视角、心灵本体、中道自律、灵魂悖论”，无非是推销他的“心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做人，别人怎样对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对他们”。那么请问，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晴雯被赶走随后去世，这一桩桩，一件件，真的是“别人怎样对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对他们”，连追问一下是谁造成的都不应该吗？只要解决了“我们怎么对他们”，就真的不会发生“别人怎样对我们”的事情吗？
李逵说：“王法王法，若还依得，天下便不乱了。”刘再复说武松是怪物，只知道盲目杀人。武松打死老虎后，被阳谷县知县聘为都头。都头相当于刑警队长，是执法之人，颇受县令信任。县令弄到一笔钱，让武松押送到老家里去，西门庆才有机可乘，害死了武大郎。武松回来后，首先想到的是依法办事，寻找证据。先听邻居口传，不算；又找到何九叔，拿到武大郎火化时的中毒骨头；然后召集四邻，关上大门，录下潘金莲、王婆的口供，请邻居签字画押。之后，武松才把状子递交给县官。但是县官不听他的，因为西门庆跟县官有更大勾结。武松忍无可忍，才怒杀西门庆。请问，他是怪物吗？金圣叹对武松的评价很高，称为“天人”。武松不像鲁达，天外飞来，他是活生生的市井中人。武松的哥哥武大郎就是卖炊饼的小商贩。城市贫民非常软弱，经常受人欺凌，就会幻想有这么一个弟弟，能打南山猛虎，对哥哥特别爱护。因此，武松是小说家根据市井阶层的心理渴望创造出来的。武松受到市井民众的推崇也是非常合理的。在山东快书、扬州评话等曲艺舞台上，武松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形象。他怎么就成为怪物了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林冲。林冲何尝不想做“诗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贾宝玉？他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安逸的家庭生活，所以一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自己的妻子，林冲正要一拳打下去，发现是上司的儿子，便把手缩了回来，这应该算是“别人怎样对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对他们”的典范了吧？但高俅没有放手，仍然在想着“怎样对我们”。他不仅不管教儿子，反说：“若为林冲一个人，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高俅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致林冲于死地。高俅懂法律，但他是充分利用法律来害人，比如设计让林冲带刀“误入白虎堂”。林冲的好朋友陆谦，为了自己升迁，竟然反复陷害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八个字千万不要小看。面对这种情势，指责《水浒传》是“‘非人’的文化”，是“任人杀戮的文化”，岂不成了杀人犯最卑劣的帮凶？！中国人绝不是好事之徒，最是安分守己，善良、勤劳、正直。也正因如此，当不平与压迫降临时，当这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不得已“逼上梁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逼上梁山”四个字，千古闪光，赋予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起来斗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企图彻底否定“逼上梁山”，彻底否定“造反有理”，才是最没有人性的最反动的理论。
《水浒传》与《红楼梦》同属中国传统的原形文化，把它们对立起来是荒谬的。但这并不妨碍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窃以为倒可以在“伪”字的本义——“人为”上做点文章。《荀子·性恶》曰：“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如果一定要讲《水浒传》与《红楼梦》的异同，其最大区别在于：一倡有作为，一倡不作为。前者可称之为“伪”（人为），后者可称之为“性”（率性）；这一文化解读的差别，离不开历史和文化的要素，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的把握。
“华夷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观念。《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正处于“变夷为夏”的阶段。李贽称《水浒传》是“愤书”。愤，就必须有作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施耐庵开创了关心国家兴衰、人民疾苦和同情人民大众正义斗争的现实主义传统。梁山泊杏黄旗上四个大字“替天行道”，反映出他们的“可事而成之”的有作为的精神。天子无道，不能“代天牧民”，人民就要“替天行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中国文论最大亮点。
蔡元培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红楼梦》成书于康熙年间，处于“变夏为夷”的阶段，作者之隐痛可从甄士隐解《好了歌》窥见一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荒唐在哪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满清打进来，把大明朝灭亡了。比如《桃花扇》，里面有忠臣，有良将，也有奸臣，也有坏蛋。这些人忙些什么呢？最典型的是阮大铖。阮大铖想投靠君子，君子把他排斥在外，把他弄得很狼狈，这些君子们出了一口气，觉得伸张了正义，但结果怎么样？南明这些人忙了半天，史可法也好，左良玉也好，甚至马士英也好，阮大铖也好，“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都是为满清的南下开辟了道路，为“变夏为夷”开辟了道路。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不管你道德品质如何，结果都是“甚荒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他们心目中，满清取代明朝，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了。这种民族情感，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般的士人就采取不和统治者合作的办法。有的隐居，有的出家，都不肯出来做官。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他整日厮混于脂粉堆里，就是不愿和统治者合作。刘再复说，“曹雪芹的审美理想就是用少女来体现的，他希望少女青春常在，既不要死，也不要嫁，林黛玉、晴雯、鸳鸯这些最可爱的少女，都没嫁出去，要么自杀死了，要么病死，一旦嫁出去就进入了男人的泥浊世界”。 8《红楼梦》是“哭泣”之书，故导致了“性”（率性），导致了不作为。
贾宝玉甚至对心爱的女孩子的悲剧也不作为。金钏儿因为他一句笑话被王夫人赶走，他阻拦了吗？晴雯被撵出去的时候，他阻拦了吗？若是他真的要阻拦一下，难道一定阻拦不了吗？新版《红楼梦》电视剧我全部下载了，一集不落都看过。看完以后，我的一个最大体会是：对《红楼梦》，我们过去犯了过度诠释的毛病，认为它好得不得了；其实，《红楼梦》有好多问题，比如贾宝玉的不作为就是一个问题。林黛玉的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凭着林黛玉的身份，贾宝玉若以死相拼，能不行吗？他根本就不作为。
于是，《水浒传》与《红楼梦》，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取向：一倡作为，艺术风格体现为阳刚之美；一倡不作为，艺术风格体现为阴柔之美。两种美我们都需要，但中国文化的元气，尤在最具生命力的阳刚、激情与“天行健”的始源精神。“水浒气”的存在，是中国文化经久而不衰的象征。
第三个问题，水浒的改编
我这里先要提一个建议，影视专业的同学们，对于古典名著的影视改编，不要仅仅做一个简单的鉴赏，而要作为一个课题认真研究。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异常丰富，有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传统，以先秦诸子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以《春秋》、《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史学传统，我认为这三大系统才是真正代表了传统文化。但是一百年来，很多专家学者宣传不要读中国书，不要写中国字，文言文被废除，繁体字被简化，以至今天很多文学博士不能准确标点文言文。这一状况出现后，只好退而求其次，我们的传统文化只剩下《水浒》等四大名著了。可悲啊，四大名著怎么能代表传统文化呢？但是，即便是四大名著，也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如果连原著都没有读，上来就只看改编的影视作品甚至连环画，就会先入为主，很难鉴别真假了。
新版《水浒传》我只看了几集，就感到心惊肉跳，甚至要顿足。我的博客给新版《水浒传》电视剧题词如下：
性格篡改情节篡改并主旨一概篡改立志与施罗唱反调方显绝代编剧温豪杰
美丑颠覆好恶颠覆连观念全数颠覆刻意向市场送秋波不愧盖世策划宁财神
注：予向有言：古典名著之改编，将随时代之推移而愈益劣化，盖后世之编剧不谙旨趣，后世之演员无其气质故也。加之大片消解传统，明星强奸英雄，已无可救药。近有《新水浒传》者喧腾屏幕，偶睹一二，见黄泥岗上，白胜杀人，杨志后醒；乌龙院内，婆惜自媒，宋江拜妹，东方台之“达人水浒”，饰李师师者，竟曰百八人皆非佳偶，惟西门庆者令其神驰，不觉毛骨悚然。八月十一日登K46次车赴京，夜不能安，题此以释胸中块垒，惟“编剧”、“策划”乃至“篡改”、“颠覆”皆为仄声，无法可想，索性一仄到底，识者哂之。
我有一个悲观的看法：古典名著之改编，将随时代之推移而愈益劣化，盖后世之编剧不谙旨趣，后世之演员无其气质故也。
老版《红楼梦》的编剧周雷，有一次我们在大同开一个关于古典名著电视剧改编的会议，我看到他有厚厚的七八本相册。他说：我们在全国选演员，挑出来的演员要办学习班，请红学家来给他们一回一回地讲解《红楼梦》，还请专家来给他们讲《红楼梦》中的饮食、风俗、服饰、书法、诗词，花了很大功夫。新版做了这些准备工作吗？
另外，我还有一句刻薄的话：
大片消解传统，
明星强奸英雄。
大片是指美国大片，场面大，人物多，这与高科技有关。而我们的传统呢？你看看我们的戏剧，马，只需要一根马鞭就完成了指代，走一圈千山万水，四个兵千军万马。我们的水墨画，淡淡的写意。我们的古典战斗，两军对圆，良将出马；美国大片则是血肉横飞，横尸满地。中国文化讲究的是韵味，美国大片讲究的是刺激。美国大片引入，最大的问题是消解了我们的文化传统。
同样，以明星来演英雄，消解了英雄气质。如《赤壁》、《关云长》中的梁朝伟、甄子丹，根本不适合演古代的英雄。
回到《水浒》的情节上来，“黄泥岗上，白胜杀人，杨志后醒”。“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中写得最好的章回之一，过去语文课本都作为范文，新版《水浒传》编剧故意与其唱反调。杨志的妙计是不用车子，挑担前行，电视剧梁中书虽听了杨志的话，却偏偏要用人背。挑和背的韵味是不一样的：挑，可以走得很潇洒；背，却走得很窝囊。白胜在原著里是很次要的一个人物，“那汉子收了钱，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冈子去了。”电视剧让白胜去赌博，在赌场上鬼混，然后被人发现了，尽是鸡毛蒜皮的琐碎情节。更可怕的是，白胜看到一个押运军士昏过去了，但是眼睛还睁着，就说“他看到我了”，于是动手把这人给杀掉了。“智取生辰纲”的目的是拿走钱财，尽量人不知鬼不觉，电视剧倒好，先让他们惹下一条命案，弄得大张旗鼓起来了。再说，白胜何尝杀人？他只想窃走财物。这时白胜只是一个窃贼，你把他写成随意杀人，岂不是跟刘再复一样给《水浒》人物扣上杀人成性的帽子吗？杨志喝酒，很不情愿，喝得也最少，最先醒来。于是指责其他人，怪他们不听从他的指挥，又想跳崖自杀，后来又决定远走他乡，原著细致地展示了一个英雄面临绝路的内心冲突。电视剧竟让其他人先醒来，杨志在那昏睡，一群人指着杨志大骂，这岂不是浅薄的恶搞吗？若是这群人要推卸责任，只要把杨志捆起来送官就可以了，围观聚骂是什么意思？这都是自作聪明，其实荒唐可笑，故意和施、罗唱反调，弄得画虎不成反类犬。
另一个情节，宋江和阎婆惜，“乌龙院内，婆惜自媒，宋江拜妹”。宋江和镇关西郑屠不一样，被人称为“及时雨”，对落难的阎婆惜伸手帮助，但施恩不图报；而阎婆为拉住宋江，找个靠山，硬把阎婆惜塞给宋江。宋江不得已才答应了，以后来得次数很少，阎婆惜于是红杏出墙了。而电视剧则把阎婆惜写成自荐枕席，设置圈套，让宋江来见她，对着宋江讲了很多柔情蜜意的话，宋江提出跟她结拜兄妹。好了，结拜了兄妹，还能同床共枕吗？这是什么时代背景下的故事？电视剧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对古代伦理文化肆意糟蹋。电视剧把阎婆惜写成对宋江充满爱情蜜意的一位怨女、痴情女子，又为她与张文远的私通作了一番辩解，认为情有可原。这些都是很随意很荒唐的。
我认为改编古代名著，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要有敬畏之心。经典，不能随意地作践，你没有权力去糟蹋她。文艺界对那些糟蹋经典的人，应该群起谴责。改编者改编经典，必须战战兢兢。第二，改编的方向应该回归传统，最好的办法应该向中国戏剧看齐。在《水浒》成书之前，元杂剧有大量的“水浒戏”；《水浒》成书以后，昆剧、京剧、各种地方戏也都有大量的“水浒戏”。《水浒》的形象，塑造得最好的还是戏剧。你看李少春演的“林冲夜奔”，那种苍凉、悲壮的英雄情调异常动人，林冲就应该这个样。袁世海演的“野猪林”，那个鲁智深多可爱，笑容可掬。盖叫天的武松，就是个活的武松。如果影视作品另搞一套，不尊重传统的东西，只图迎合世俗，那就不能叫传播文化了。
这里，我想起上海东方台做的一个节目，叫“达人水浒”。那天温豪杰、宁财神都到场了，也请来了一位李师师的扮演者。有人问她：
你为什么演李师师，想不想演潘金莲？
这个演员回答：潘金莲太高了，我不敢演，我只能演李师师。
又问她：如果从一百零八个好汉中，挑选一个做丈夫，你愿意选哪一个？
这个演员摇摇头：一百零八个我都看不上。
那你看上谁呢？
我看最好的还是西门庆。
这真是太可怕了！同学们，今年是2011年，我们今年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那么一百年前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呢？一百年前，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提出妇女在政治解放的同时，要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当时女子取名，“竞雄”、“赛雄”、“盖雄”、“冠雄”，客气一点是“亚雄”，她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当时小说，出现大量女子主宰世界的理想书写，如《女娲石》、《女豪杰》。小说中甚至达到很极端的程度，把男子当作女子对立面，要打倒男子，妇女自治，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不想，百年之后的《中国女报》，却在介绍女子如何拼命地打扮自己，向男人推销自己。百年之后的女孩子，她们的理想竟是找个好老公，钱多一点，房子大一点，跟着他过个安逸日子就蛮好了。那西门庆钱多，房子大，跟官府有勾结，自然也成了很多女孩子的追求偶像了。但是，我们的民族要走向何方？
1 古代书籍是先刻在木板上，这就是版；然后刷印下来，装订成册，就是本。
2 现场播放《京本忠义传》画面。
3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稿本，藏兴化市图书馆。
4续修兴化县志委员会职员，任书记员。
5《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1986年12月。
6 《双典批判》第5页。
7 《读书》2009年12期。
8 《<红楼梦>是一部悟书》，羊城晚报2010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