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价值和史学的功用，讨论的已经足够多了，因为这讨论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而今下还能见到历史学这门学科，又足可见历史是有价值的、史学是有功用的，不然，历史学岂有不被前人予以剔除之理。然话虽如此，可历史上关于史学的功用不时就有讨论，难道就一点不引起我们的怀疑吗？君不见，数学书上可有关于数学的功用的讨论。“言多”的背后藏着什么，是很值得探究的。我不尝致力于此，但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于是学陈寅恪先生，“提出三浅显之问题，试拟三简单之解答”，见下：

初问曰：史学之要在求真乎？

答曰：不在求真，而在求解，解未必真也。

在我看来，历史的存在根本在于沟通古今，修史也就是在古人和今人之间修桥筑路。史载，“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之）大梓是个和尚，佛家又素来讲慈悲为怀，看到有人将投井，救下是无疑的，可他并没有讲“蝼蚁尚且偷生”，而是讲“国可亡，国史不可亡”，分明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因为佛教的中心思想是空。所以，有无此事还是可以商榷的，而儒家思想的羼入就确属无疑了。而言归正传，危素之不死，就保证了辽、金、宋与大明之间的衔接。元朝承上启下，如果没有元史，历史不就显得太怪异了吗？正如家谱，如果中间缺了一代人，岂不古怪？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危素是危素，元史是元史，也就是说，元史可以由第二个危素来修成。顾诚批评将既定事实说成是历史的必然性，岂不正如我所说，元史可以由第二个危素来修成。为什么会出现第二个危素呢？这是因为沟通古今的路和桥总是要维修，有的时候只是修修补补，而有的时候却要大动干戈，后者的话一般发生在重大事变之后，譬如说玄武门之变，靖难之役。所以说，后人修史是在不断覆盖前人所修历史，而有的人修史太夸张了些，所以覆盖的痕迹相当明显，永乐年间修的《明太祖实录》和建文年间修的《明太祖实录》难道能重合？不过也有些史料，在潜移默化中灌输进了后人的脑袋，比如我们常说的“靖难之役”，分明是朱棣的自命，而他当时不就是在造反吗？！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在造反，可靖难之役后出生的人，岂有不上他当受他骗之可能。然而，造反也罢，清君侧也罢，都不过是历史的解释罢了，在我看来，随便哪一个都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大体是，关于历史，我们所求不过一个解答。我说靖难之役以后出生的人全都受了朱棣的欺骗，是因为我接受了朱棣篡位的解释，而他们肯定不以为自己上当，又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清君侧这一解释。可知，解释向来只有一个。所以如果当代人不相信当代唯一的解释，非要找寻什么历史的真相，又或者为了取得什么历史的话语权，大可拿出证据或者捏造证据来提出自己的解释，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相信你了。然而，当下的局面却是多种解释并存于世，而且几种解释之间不相上下，甚至于一个突然冒出的假设，就可以惊起波澜来。说实话，于史学而言，这不是什么好局面，因为两地之间可以有很多路，而你走的只能是其中一条。正如有人问你，你是从哪来的？你就说你家在哪里，自己在哪上车，又在哪换乘，然后来到他面前。当然了，你要骗他也是可以的。

再问曰：学史旨在引以为鉴乎？

答曰：史学之功用有三，一曰博闻，二曰修史，三曰明序。

上文说，修史在于明来时之路。而史书写出来是给人读的，那么，后人读史，又从中知道了些什么呢？有人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真的是这样吗？且恕我不敢苟同。我们且假设，如果治史真能“鉴古知今”，历史又何以是循环往复的呢？举例而言，儿子时时以父亲的经验为鉴，那么子必强于父，孙必胜于祖，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吧。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不是至少不是主要的功用。那么，主要的功用又是什么呢？我以为，第一是博闻。史学无所不包，所以，读史可以使读书人尤其是好学之辈学识渊博。这其中包括了许多方面，通常说的“以史为鉴”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我们昨天犯了一个错误，今天就可以保证不犯。许多人觉得史学无用，特别是无实用，而所谓“博闻”我却以为是史学最大的实用。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当孔子那时候，《诗》恐怕也确是有实用的东西。我们知道在春秋的时候，诸侯们、大臣们，乃至史家们，每每的引诗以明志，称诗以断事，或引诗以臧否人物。”不学历史，又怎么知道要学《诗经》，不学《诗》，又何以言？就是今天，我们写文章也一定要引用前人说过的话，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是修史。这么说吧，所有人读史都是为修史做着准备。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成为大儒，所以这修史是针对史官、大学者而言的。一般而言，在朝者修正史，在野者修野史。而正因为史学之功用还在于修史，我们的历史才是不断延续的。第三是明序。这又是对于民间来说了，意味着老百姓要知道社会的秩序。简单说就是，读史使我们知道今夕何夕，又是谁在统治着我们。但民间读史的人并不多，士农工商，后三类基本上是不读书的，秩序又何以知呢？我们知道，士大夫是读史的，那么，他既知序，必然会将秩序灌输给他的妻儿、仆人。我们又知道，农耕之家也能出秀才，而一个家族中出了一个读书人，他的家族必然受他的影响，他的乡里又必然受其家族的辐射，秩序于是就这样传播开来。夷夏之辨、三纲五常是最早确立起来的秩序。为什么从前我们指摘那些向西方学习的人是崇洋媚外，因为我们从史书中继承了夷夏之辨，所谓西方那都是化外之地呀。除了诸如夷夏之辨，只怕就连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也是从史书中继承来的。而当今的人不讲夷夏之辨了，读史如何使我们明白秩序的演变不是一清二楚的吗？而最关键还在于知道当下的秩序，可见，史学其实是最与时俱进的一门学科。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要治就治当代史。

三问曰：史学之前途如何？

答曰：江河日下也。

前文说，史学是最与时俱进的一门学科，又如何会江河日下呢？认真想一想我们就可以知道，与时俱进固然没错，可历史学家似乎不明白这一点，再加上厚古薄今之人大有人在，那些个兴趣在古代史的，还都沉浸在过去的秩序当中，能不与当下格格不入吗？而事实上，所谓古代史学者已经殆尽了，因为以教授古代史为业的人和当代史学者其实是一样的。最有名的古代史学者恐怕要数国学大师王观堂了，而他早就跳湖死了。虽然他也教过许多人，他的同代人，譬如陈寅恪等等，也都有学生，可在现实的消磨下，再传之人是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平庸了。所以，古代史渐趋没落。而所谓当代史，前途就一片光明吗？自然不是的，理由有二。总的来说就是，在过去，宗教是历史，刑律是历史，而历史传播的是社会的秩序，是统治者极力提倡和维护的，而如今，宗教是宗教，法律是法律，历史是历史，历史还被分成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由此可知，民主共和、法制、社会契约虽是历史的产物，但却取代了历史。当然了，我们不能说史学在朝鲜的地位可能还很高。今天的朝鲜，可能相当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是遭殃的。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学过历史的都知道，一五零零年以来，世界迈入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个人独立于教会，国家有别于专制君主，而在我看来，正是人的独立与“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的自我宣传，以及君主专制时代的终结，历史才失去了传播秩序的功用。前文我们说，当下关于某个历史命题，有许多并存的解释，权威性上竟相差无几，就是由于个人的地位的提高造成的。

所见三个浅显的回答，最主要的观点还是过去史学最大的功用在于明白秩序的演变，以及确立当下的秩序，可知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而与时俱进也就无所谓求真求假，而在于求解，近代以来随着史学丧失了最主要的功用，史学渐趋没落。当然这不过是我的回答，未免有失偏颇，而三个问题却是读史之人不可不思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