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芸众生，各各不同，你的未来不是我的梦。
各族群也一样。中国人自古喜欢谈历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故天然的以为每个民族都有历史。其实古印度人就无历史意识、无历史观、也无史著。就像我们相信人都是父母生的，可是古印度人更常说是他自己轮回来的。
因为时间观不一样，生命观也就不同。
观念创造未来。因此大家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各成风景。
一、反历史的文化
希腊文化属于另外一型。它是反历史（antihistorical tendency）的。
柏拉图在《泰米阿斯篇》中说，梭伦在埃及祭司们提问时，发现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腊人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古代史。所以埃及祭司耻笑道：“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你们没有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
希腊人都不知道历史，也不关心。历史，在其教育中没地位，他们也不喜欢写历史。这些都很像印度人。
但现代人以为非常理性的希腊人，其实很八卦，对过去事情的细节很感兴趣。
所以在古希脑，无整体历史的叙述，只喜欢谈古代的事，如酒宴、景色、阿咯琉斯的盾牌等等。
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真是过誉了，实际比一般记者还不如。记了许多读之失笑的鸡毛蒜皮琐事：漂亮的伊利里亚姑娘如何选择丈夫；湖区的居民怎么防止儿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驱除蚊子的办法以及蚊帐形状；波斯国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开水；亚得利马基第人对付跳蚤的办法；塞西亚人怎样挤马奶等等。
对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形成、制度的演变、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他却很少涉及。换言之，关注的并非历史，只是一些事件。犹如一位熟悉王菲和周迅恋爱史的人不能冒充为一位摇滚音乐史家。
至于《伊利亚特》等史诗不是史，则不用强调。木马屠城、特洛伊大战是“一颗苹果引发的血案”、独目巨人吃掉奥德修斯同伴、神女喀尔刻把他的同伴变成猪等等，都和海伦之美一样，让人难以捉摸。
因此，虽然古埃及鳄鱼木乃伊肚子里已发现了写有荷马史诗片段的莎草纸，但这种民间扬抑格六音步短歌集，就跟唱着蔡伯喈负心的戏曲《琵琶记》一样，不但非史，抑且反历史。
热衷琐事、关心“杂”的另一面，就是追求“一”。追求永恒、确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腊人的思维特征与生活方式（他们闲着没事，喜欢躺着与男朋友聊这些，做为风雅的社交活动，爱男子也爱智）。
他们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使命就是寻求世界的秩序和确定性。不管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还是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都在寻找世界的本原。这种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活动，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寻根”完全是两回事。强调的是永恒、是一，而不是多、不是变化。
二、科学的历史学
所以，西方从来没有史学。现在声势浩大的史学家、史学学科，都是在十九世纪才模仿自然科学建立的。
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
注意，仍是哲学。是哲学地想历史是怎么回事，而非从历史出发的史学。这是文艺复兴以后，学习希腊文化的一种成果。争论着：历史是科学吗？理性和逻辑在历史学科中起什么作用?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
这些又都围绕着一个根本问题：历史是个必然过程吗、如何看待历史必然性? 19世纪三大历史哲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批判的历史哲学)，对此，看法完全不同。
但基于“事实”的历史研究（如中世纪德国财政史、行会组织、不列颠棉纺史、毛纺业史，乃至古代艺术史之类），因缘际会，却也展开了。
这是因为各国忽然大力开放和整理官方档案。
法国大革命后，贵族的传统势力日衰，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日盛，拿破仑征战所引发的民族利益之争也强化了社会矛盾。因而十九世纪初，各国都允许人使用档案文献材料，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
政府和书生一样，其困境都是：要通过叙事来打破困境。
所以大家都热衷于档案文献的整理，或资助研究者整理史料。如德国出了大部头《德意志史料集成》，法国也出了《法兰西未刊文献汇编》三百卷，包含手稿、特许状、执照、编年史、回忆录、通信以及各种著作。
这本来是古来偷窥八卦之遗风的扩大，但评价变了。档案史料，被认为是客观的纪录；对之进行类似科学方法的考证，即能达成如科学知识一般可靠的历史知识。
“科学史学”即形成于这种“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气氛中。
他们强调掌握第一手史料，否则不能说明历史真相。兰克的《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等均以史料考证著称，促使历史研究建立在档案的基础上。用以强化国家意识，体现“史学是近乎科学的客观知识”。
国家，是的，现代史学的老板是政府。独立的个人意志和私史，已无生存的空间，史家要靠官方机构、资金、项目、档案、职位和发表的地方，才能存活下来，好好地证明统治的合法性。
其证明，被宣称为科学。所以马克思随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
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反历史、不重视历史的西方文明，竟走到了它的对面，变生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在这时代，历史就渐渐取代了哲学。
三、新的历史时代
许多人搞不清楚情况，仍把哲学当作西方文化的核心。或说它只是重心有了点转移，从形上学转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所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个“语言学的转向”，哲学仍然颇有发展。
其实，语言学的转向只是哲学内部的事，是分化了而不是扩大。此后分之又分，语言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不断应用化、琐细化，事实上也就越来越不重要，距离从前所谓的哲学也愈远。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最基础的部分是树根，是形而上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所以笛卡儿《形上学沉思录》又称为《第一哲学沉思录》）；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树榦；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如树枝。如今First Philosophy早已没人谈了，第二级的物理学又移出了哲学领域，剩下来，全是第三级的东西。
故哲学虽尚未死，二十世纪以来，实是衰微日甚。哲学家，谈来谈去，仍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后面皆其绪餘、补充或不成对手的挑战，并未有足以另开一代的人物。
史学就不一样了。
史学（研究不可见的过去）虽与形上学（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同样在谈不可知的东西，但因性质相同，又宣称能通过史学方法让人可知可见，当然很快就取代了形上学。
学科的正当性及教学研究体制又迅速建立完成。历史系比哲学系更多、更好招生、更好就业，也加速了哲学的边缘化。
被重建的历史，又如小说或新兴的电影艺术，可把过去演示于观众面前。在大众传播市场上，遂亦远比哲学受欢迎。名人轶事、绯闻八卦、秘闻奇谈、明暗斗争，更都可附丽于史考史述之中，谁不喜欢？
故从此以后，史学就在科学化、客观化、如实重现历史场景的路子上不断前进。且随着殖民扩张，欧洲人在全世界建了无数历史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士硕士博士，每个系，入门就都在讲科学的史学方法。
中国当然也是如此，但略显曲折。
1902年，新设的现代学堂才开始设置“史学”课，次年改称“历史课”。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历史”一词及“史学”课程。
在此之前，“历史”的含义仅用“史”字代表。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谓史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换句话说，被文字纪录的事情才叫史。历史一词，虽然《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提到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但史前加的“历”字是指历法，跟近人说的“历史”不是同一个概念。
近代日本学者才用“历史”一词翻译英文“history”，并以进化、文明、近世、国家、社会、国民等具有一般思想史意义的史学术语来叙述中国史事，建构出仿拟西方史学的东洋史学。夏曾佑并于1902至1906年参考其论述，编出第一部新式中国通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也就是说，当时国人皆取径日本，接上洋流。
其后胡适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也都是向西方取经的遗迹。而且，熟悉近代思潮的人都知道：新建构的西式史学，乃是五四运动以来推动新思潮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四、 后史学的钟声
你也许要说：我国自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何至于此？
是的，我们有不同的史学。可惜近代是个打倒传统的时代，所以由清末引进新式学堂之后，所有史学及历史系都是学西方的。从梁启超，到现在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都在提倡不同名目的“新史学”以打倒传统、改造传统。故现代中国史学最不中国。
面对西方史学，我们本来可以形成对抗或挑战。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保卫自家传统都很困难，哪还有力气、资格反省西方？敢稍微回回嘴，就会被群嘲群殴了！
质疑、批判、反省的力量主要还生成于西方内部，大体脉络有三：
一是从事实层面质疑客观研究这回事。例如兰克本身就被证明是代表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考史，所谓科学的纯学术研究只是一则神话。而后来史学界内部主要也就靠揭发别人的研究不客观、不严谨来运作，考来考去、骂来骂去。
二是把这种质疑，从个人、史实层面，提到方法论层次。说人文学绝不可能客观，跟科学不同。因为历史不能重演、不能实验、已消失的史事与人物也不可能再生、保存的史料更是绝对不可能完整、历史知识既有缺漏又常会被新证据推翻（“历史知识的不完整性”和“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故史学有与科学不同的方法论与目标。卡西尔的人文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都属于这一路。
三是与此异曲同工的雷蒙、阿隆、卡尔、柯林武德、克罗齐等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强调历史研究不是服务于过去，而是与研究者当下的思维意识、存在情境息息相关的。
五、史学的合法性危机
当然，这些质疑，并未停止史学建制化的大潮流，史学之科学化（包括量化、社会科学化）愈来愈畅旺、愈来愈理所当然。
因为学科建设成了体制，就如泥水成了碉堡，甚难摧毁，只能等，等里面的人老、死。
可是质疑也终不可能无效，否则怎么能符合历史“变”的规律呢？
碉堡无论如何坚固，都有愿意出来透透气的人，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发展出的“后现代史学”就坚决反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主体价值的介入，因而无法实现客观性。
同时史学也不能进行理论模式建构的宏大叙事，跟科学研究有根本差别。史学若有“元叙事”，也是纯粹的主观建构，且是握有权力的团体在建构，它会随权力主体的变化而变化，根本不存在有可对它们证实的客观标准。像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之评价、天主教历史作用、中国共产革命的性质等问题，永远吵成一团，去哪找客观叙述与评价标准？
因此，后现代史学认为不必去妄想重建史实、进行历史解释和理论建构，能复兴“叙事史学”，讲讲故事就万幸了。
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纂学乃因此产生了重大颠覆，史学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只有当代中国史学可以避开这些危机，因为只是仿拟。镜子不会有什么危机，只要政党不敲破他们的镜子，他就可以继续映照着，让你彷彿看见他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