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其实还可以再细化二点。其一，有些人肯定以为我是要发“历史有无改写的可能”这类的幽思，其实不然。对于此类幽思，本文压根不予讨论。然而总是有人总是在问，“假如他（历史上的某个人物）当时没有那么做，历史会不会就此改写”。趁此机会，我就跟你说了吧，这不是你应该思考的问题，更是没必要思考的问题，甚至还可以说是假的问题。至于“穿越”之说，更是某些编剧哗众取宠的烂招，本文岂会讨论。其二，从语法上来说，“历史学”是不可以作“假设”的主语的，真正的主语应该是“历史学者”。我相信，这两点是一说大家就能明白的。

这一问题的提出已经太晚，以致当今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人加入到了“要”的一派，李开元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说：“历史学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叫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而，证据是说了话的史料，史料才是重构史实的原始依据。对于没有直接证据的史实疑案，我们不妨寻找可以作为间接证据的史料，然后根据间接的证据，作合理的推测，求得一种近似的解答。近似的解胜于无解，也可以成为再求新解的基础。”（李开元《秦始皇的后宫之迷与亡国之因》）这一段话看上去十分有道理，其实十分没有道理。在我看来，“近似的解”不仅“胜”不了“无解”，还会有害于“旧解”的传承以及“新解”的产生。道理是显然的，那就是，一厢情愿的猜测只会导致“新解”（不过是一种猜测）泛滥，史海混沌，真使得一切历史都沦为当代史。所以，不知道就应该三缄其口，而非“作合理的推测”。刘文典说过：“天地间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不知道’，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我想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

近来，我和同学议论陈胜来着。叶君（叶某某）说他始终不解陈胜为何要“诈称公子扶苏、项燕”，殊不知扶苏代表的是秦，而项燕代表的是楚吗？我倒也能举一反三。一是，陈胜领导的一群“戍卒”岂可同叶君（吕思勉亦不解，他是比李开元还不相信历史，还主张猜测的）你们相较，他们才没有你们那么高深的对政治的分析。二是，若真要研究政治，就要彻底一点。扶苏代表的显然不是灭楚奴楚的秦，而是主张怀柔的秦，所以，扶苏和“张楚”实际上不是截然对立的。三是，这面旗帜究竟飘扬了多久还是未知的，或许只有一时半刻。叶君表示不同意，非要引李开元（其实是日本某学者）的观点，说，秦始皇的后宫极其隐秘，扶苏的母亲或许是楚人。因为扶苏有一半楚人的血统，是故诈称之。我们接着讨论，不过很快便偏离了主题，逐渐成为他对别的观点的介绍：陈胜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想表达的其实是，哀王孙,对六国旧贵族悲惨不幸的命运的同情（李开元的观点）；秦始皇本来就是要传位给胡亥的（吕思勉的观点）……听完这些，未曾拜读过二位先生大作的我，愕然。片刻过后，我想了想，顿感把吕思勉的观点（秦始皇在沙丘传位胡亥，而秘不发丧是为了政权的稳妥交接，等胡亥回到了咸阳拥有了已故秦始皇的大权，赵高也得势了，而赵高素与蒙恬不和，所以要害死扶苏和蒙恬……司马迁之所以污蔑秦二世，是为了西汉政权的名正言顺）硬塞进秦汉史，倒也有几分是通的，甚至可以说是除却司马迁给出的解释之外的又一种解释。这个解释不管思前想后几遍，似乎都无缝，除了二点。第一，若非李斯有把柄在赵高的手上，堂堂宰相何以受太监的要挟？第二，司马迁根本没必要“歪曲”，大可“秉笔直书”。然而，不一会儿我就发现，将司马迁的描述和吕思勉的描述对比着看，那就真的落入了吕思勉设下的圈套当中。君不见，吕思勉其实是选择了《史记》的一部分作为蓝本，然后增减了他所需要的“史料”，才得出李开元所谓“近似的解”的吗？虽然很有隐蔽性，可阴谋都是这样的。我们倒是可以举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也可用来说明野史的产生）。历史本是前人走过的路，于是我们可以将史书比作路线图。姑且将《史记》比作京广线（北京——广州）好了。从北京到广州，原本有千万条的路，而《史记》只是其中的一条，如果很不幸，《史记》没有留传下来，那就真的会出现千万条路（如果后代思想是自由的话），只要和进广州的线、出北京的线能连上；而《史记》到底是“史家之绝唱”，它规定了这条路必须经过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鹤壁、新乡、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孝感、武汉、咸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韶关，如此紧凑，所以即使是一些思想自由的人也没有空子钻，而空隙到底是有的，保定和石家庄之间就有一段距离，聪明人也到底是有的，很巧妙地又设计出了另一条路线。而路线虽然是有了，可走起来始终不踏实。因为这路是在“相信一半（保留了一些城市）、虚构一半（增删了一些小路）”的假设下猜测出来的。在我看来，这是害多利少的，强烈建议我辈（不够聪明者）停止猜测（野史大多是猜测的产物）。换言之，于历史空白、浊处（还没有看见有人的脚印），不妨猜测，正如李开元所言，而待今后出土之史料的验证，而于明白无误、民族认同处（路的形状已经形成），最好不要多其他的解释出来。

我当然承认，更不得不承认，吕思勉、李开元先生是数一数二的聪明人，可先哲又没说，聪明人就一定是好人。虑及民族的前途，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当为无心之失）。在我看来，二位先生那样的猜测多了深了是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点是想当然的，无需赘言。

郭沫若说过，“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既然人家有言在先，所以最后我还要解释二点。一，我这不算是在批判；二，我议论的只是人家的方法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