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风青杨：去台湾的韩寒与去朝鲜的司马南》，另一篇是《余亮：去台湾就能疗伤吗？》。这两篇文章写得都挺好的，但区别也挺大的。前篇写了两个人，分别是韩寒和司马南，主要运用了对比这一修辞手法；后篇只写了韩寒一个人，却也写了两千五百多字，主要运用了反语这一修辞手法。我先看的前篇，看完之后心想，要是司马南看到这篇东西，肯定气得胡子往上翻（如果他有胡子的话），就跟在朝鲜受不了“专制”而雷霆大发一个德行。在朝鲜，是受朝鲜人的气，如今回到自己的国家，还要受同胞的气。可怜呀！但可怜之人似乎有可恨之处吧。“风清杨”还拿他和韩寒比较，似乎想让他无地自容，然后惭愧死掉。这不是借刀杀人吗？果然，看完之后，我觉得韩寒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司马南只配给韩寒提鞋。而看完后篇，我似乎清醒过来了，原来，在这对比中韩寒的形象被放大了好几倍呢。我就讨厌起“风清杨”的这一用心了。

韩寒几日前去了一趟台湾，参加的叫“共创两岸和平红利论坛”，还有幸得到台湾总统马英九的接见（马英九直说“久仰”）。坦白说，我对他真是“羡慕嫉妒恨”，因为我一直想去台湾。当然不是去见总统，而是到处走走看看，想知道有什么不同之处。韩寒回来后就写了一篇游记《太平洋的风》，被“余亮”戏称为“小学时常见的命题作文《记一件好人好事》”。这评价显然有些过低，但确实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但游记嘛，写出感动来不就好了，以小见大是最恰当的修辞手法，马总统看完之后不也感动到不行吗。小时候我们写好人好事，那都是虚假的眼泪，而韩寒这篇，我想总不是骗人的吧。而把印象深刻的出租车司机的名字记错，我想也不是故意的吧。而正是这种“眼镜店老板”、“出租车司机”情节让“余亮”看了很不爽。都是华人，那边那么好，这边这么差，理所当然会不爽。但我想这不爽主要还是针对韩寒本人的，台湾在你眼里就那么好吗？大陆在你眼里就那么差吗？因为韩寒说过这样的话：“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我想把这点留到最后讲，还是先来讲我对这篇文章其它方面的看法吧。

首先，韩寒有一点说对了，也就是这句话——“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所谓“浩劫”，自然是指文革。是的，文革几乎毁灭了一切，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所谓“中华的文化”、“根子里的东西”大概指繁体字、学校“礼义廉耻”背后的东西之类的。韩寒只是在台湾待了三天，不可能体会到这一点，所以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台湾没有经历“浩劫”，所以那里有文化。但很多时候反过来想一想，这会不会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没有半点“诋毁”台湾的意思，我在这只是奉劝大家实事求是。

其次，韩寒吐槽了一大段，什么所谓“失落”，不仅我不同情，而且“余亮”也非常恼火，“在韩寒看来，1949以来的大陆除了他自己之外整个就是一个错误”。韩寒的有几个“失落”，那是历史的创伤，是徒增伤感而已。如果发牢骚能挽回一切的话，我们聚一块发牢骚好了。而有几个“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我失落在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要不停的考虑措辞，以免哪个地方说过了线”我就要感叹他的颓废了。无疑，他说的正是当前中国的困境。但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说出这样颓废且狭隘的话来，会不会“说过了线”？发牢骚如果有用的话，这世界该会是多么忧郁！

最后，再来说回前一个话题。拿对比这一修辞手法来赞扬某个人，如果运用得当，那效果是明显的。如果你拿马士英和史可法作对比，那史可法可就太“伟大”了，正如有的人拿韩寒和司马南比较，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评价：“同样是中国人，一个人（韩寒）在努力探寻自己民族的未来，一个人（司马南）更像是在怀念那段罪恶的过去。一个人在梦想着中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一个人在想着自己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哪怕是再往那个中心里靠近些。”而韩寒的《太平洋的风》是在拿大陆和台湾比较，得出的评价自然也是不公允的。王松鸿（出租车司机）如果可以代表台湾的话，那“最美妈妈”为什么不可以代表大陆？且韩寒在说到大陆的时候，只是说：“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的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扪心自问，难道大陆这么多年的发展只能换来这么一句吗？可俗话也说得好，“爱之深责之切”，我们也应当“理解”韩寒的良苦用心，如果他不是在发牢骚的话。

台湾如果发展得比大陆好，我们理应替台湾人民高兴，但如果某人只是在利用台湾的好，我想不仅我们不同意，怕是台湾人民也是不肯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