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当山简说了“何至于此”，我们便可以将其归入“圣人”或者“最下”其中之一，而他最后“更为之恸”，又不得不说是我们看走眼了。而言归正传，王戎所言一点也没有不合时宜，今时今日我们听了还是一样会“服其言”，喟然叹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诚然，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所以我们才说，“人之常情”。而这“喜怒哀乐”不消说动物也是有的，只是它们未必会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语言是文明的代表之一，在我们看来，动物是没有语言的。而究竟是动物没有还是我们人类听不懂呢？可惜历史上只有过一个“公冶长”，虽然他也有后（据我猜测），但却没有把能与“鸟类”沟通的技艺遗传给后代。而有一点作为人兽最大的区别则是无疑的，那便是动物只会本色演出，而人类却“世界即舞台，人生即表演”。

我们说以上的二点区别（有无语言；是否擅长表演）便别开了人和动物，我们还说这人和动物之别即文明和野蛮之别。但人始终是动物的一支，人类的祖先领导我们独立了，所以可以说，人类是被人类的祖先“驯服”（这自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了的动物。所谓驯服，指的就是拥有了理性。而“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信心十足”就得到“启蒙运动”了。而启蒙之前、之后是不是就真二分得“楚河汉界”，又不能太绝对了。所以，本文只讨论人和动物是否拥有理性，这又是绝对的了：动物是不理性的，它们拥有的不过是自然，人类曾经和动物一样，不过很久之前便已经自我驯服了。在我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由非理性（动物性）走向理性（信仰科学）再由理性走向伪性（又回到了非理性，但却与动物性根本不同）的历史。动物因为具有自然性，所以没有善恶之分，一切的动物都是凭着本能在生存。而人呢，在被驯服之后，便将自然藏到内心的深处，如今个个都是文明人，但却有了善恶的分野。弗洛伊德将“我”分成了三个，其中“本我”是指与生俱来的本能，服从于“快乐原则”，“超我”是指人格道德的维护者，是社会文化的意识反映，认定“道德原则”。不言而喻，“本我”便是我们心中隐藏着的动物性，“超我”代表的则是理性，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契约。所以我以为，正是由于社会契约的存在，人类虽然文明、进步了，善恶却也降临到人类头上了。而更为严重的是，大多数人表面服从于道德原则，背地里服从于快乐原则，伪性也就此产生了。而这一伪性显然是蔑视法律和宗教的。

“自然”不具备“善恶”的属性，因此，我们不应该说动物的野蛮是恶的。野蛮只是残酷罢了，正如我们杀死一个人，如果我们只是想“咬”人，而且咬死人了。恶应该是丑陋的，是伴随内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来的，还是正如我们杀死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正义的目的，不管使用何种手段，那便是恶了。

虽然野蛮不是恶，但野蛮却是落后。而有的人却还在妄想，在今天如此高度“文明”的状态下，回归到自然（一种从未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或者只出现过一瞬间的理想状态），真可谓天方夜谭（如果说回归到野蛮，那更是天方夜谭了）。可以说，自从人类从动物中独立出来，人便丧失了回到过去（只能将人类的妄想定义为回归“过去”了）的资格。因为，一方面，文明的累积越来越重，不可能轻易抛弃，而在不抛弃文明的前提下回归过去又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人的伪性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也就是说，人内心中的自然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尽管提倡“回归自然”的思想家大有人在，但怕是引不起强烈的共鸣了。

人类是动物的一支，内心深处隐藏着最为原始的动物性，但在社会契约之下，我们全都视而不见。诚然，理性是动物性的死敌。但启蒙运动已经过去很久了，人类是否又困在了“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之中，敢问，人类的未来到底是“无能为力”，还是“有勇气”却还是“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