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开始做历史研究时，并没有认真仔细地思考过什么是史学方法，因为我是北大历史系78级本科中国史专业的学生，是“文革”后历史系第一个中国史专业的班，教我们的都是一流的好教师，所以我们都是一直跟着老师慢慢地做出来，受那一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较多。从上学时，我就得到过一些很好的教益，当时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是宋史专家，他强调治史学有四把钥匙：目录、职官、年代、地理。要是把这四个方面都熟悉了，做史学研究就可以触类旁通。我后来留校任教，在北大开了一门课，叫“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门课，本来是我和自己的研究生在周末的一个讨论，叫做“周末杂谈”。一个星期聊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怎么使用工具书；外文杂志的查阅应该从哪里入手，哪些是西方一流的刊物；研究某一问题时，到哪里去找相关的研究文献，某一研究课题的行家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什么刊物上；怎样追踪新的考古资料，怎样找寻古老的图片资料等等。可能这些东西是比较琐碎的，但是最后的实际效用却是比较明显的。
其实治史学的方法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有一些处理古籍、考古材料或者找寻这些材料的一些基本的、特殊的做法。
我觉得有两点应该强调：一是学术贵在创新，一是学术要守规范。这个大道理谁都明白，但是要做起来，特别是史学研究，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用邓广铭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史学没有神童”。要想有创新是要通过相当长的训练和积累，史学的训练不像搞科学的那样需要有天才和创新能力的人，是一般人通过一定的程序和艰苦的积累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境界。也就是说搞史学创新的前提是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这个积累的时间可能是十分漫长的，对于学史学的研究生，我们有的老先生是不提倡早发表论文的。从史学来讲，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达到创新的境地，做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下面就我做学问期间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以及在史学创新过程中摸索的方法，来同大家交流讨论。
我们做敦煌学研究的人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他提到的“新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新材料，一个是新问题。我在敦煌学里做了二十年的工作，接触的海内海外学者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一直在追求新资料，因为敦煌的资料是陆陆续续发表的，大概一直到20世纪的末期，由于一些中国的出版社的努力，才基本上把敦煌文献95%以上用很好的图版出版了。由于获得新资料越发困难，所以敦煌学者就愈加追求新资料，给他一篇文书就写一篇文章，看起来敦煌学的研究成果非常大，实际上我觉得水分也非常多。仔细斟酌就可以看出，有些选题不是很好，有一些过于琐碎，放着很多重要的问题不做，而去考究一个非常小的方面，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觉得在敦煌学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注意考虑新的问题。敦煌学实际是隋唐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个分支，当然它的面比较广，除了历史之外，还有宗教、艺术等方面。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好的方面，因为它杂、广，因此容易从中选题去研究，但是实际上，在敦煌学里可以产生新的课题的方面，搞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可能也不甚清楚和明了。比如说均田制，已经有五本相关的书出版，但还是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再研究也研究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
比如，东西方学术界现在有很多的论文和论著对“印刷术”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就是不仅仅停留在印刷史层面的研究，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如最近哈佛大学召开了一个关于印刷术的会议。我认为把印刷术和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就是要把印刷术放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的层面来研究印刷术，而不是研究印刷术本身的技术层面，是很有前景的研究。这在近年来的西方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主要是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对所有的文本都应该进行重新探讨，首先证明当时写作的正确性，然后才能看出历史正确与否。
后现代对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是有颠覆性的，他们认为我们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是错的，所以整个研究都是错的，他们现在主要是在做清理性的工作，比如说男性书写者在写女性的时候就不可靠，要找那些专门给女性书写的印刷品来佐证。实际上，如果我们也积极回应后现代的思潮，也采用其合理的思考，同时也不否定正确的文献记载，则所有材料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所有问题也焕然一新。例如从敦煌写本看到的王昭君与正史里看到的王昭君是不同形象的，敦煌写本里有很多下层民众阅读和书写的材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映唐朝社会文化的横断面，有高中低之分。通常我们看到的关于唐朝的史料都是高层的东西，看到的都是长安文人、贵族的生活等，关于下层的社会、文化其实反映在敦煌写本里。可是我们搞敦煌文化研究的人过去在这方面做得很少，完全是以传统的逻辑思维去处理敦煌的材料。所以我觉得新材料是不能否认的，但要有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新的问题。
在当今的中国，新材料在不断地出现。长江流域的简牍日新月异，马王堆还没整理完，其他像长沙走马楼一轮轮的不断地有新东西出现。现在城市都扩大到了墓葬区，像西安，整个城市都扩大到汉唐时期的墓葬区了，只要是一个居民区一动工，一大片文物就出来了，特别是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的尤为重要。我现在有一个课题就是做长安的研究，我发现过去墓志主要集中在洛阳附近，现在大量长安周边的墓志发表出来，对于我们理解长安城里的社会史、政治史非常非常有价值。
现在出版业也非常发达，把一些过去秘藏在图书馆里的珍本，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出版了，这里面都有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你要是对版本目录很熟的话，就可以剥离出哪一本是新书，哪一本是过去已经发表过的，有很多书可能是我们没有看过的，只要仔细地翻一翻就有可能找到很多新东西，包括新影印的《永乐大典》，其中就有好几本是新的，在过去绝对是看不到的。
新的中文资料不断地涌现是我们做研究最能体现实力的方面，但是我们也应该吸收西方一些史学理论的观点。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当今许多最时髦的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书已经有了中文版，国内有一个很大的翻译队伍以非常快的速度将当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翻译过来。当然我们要掌握一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对该理论本身的学术史应当有一个清理，回到原著去认真阅读，这比我们以前教条地运用某一两个理论来套自己的研究的状况要好得多了，我们现在可以借用非常多的理论综合起来运用到自己处理的一个问题中去。
从新史料和新问题的角度，我们做历史的有几个方法：一个是掌握目录，清理学术史。在中国特别是搞历史的一些老辈的先生比较注意原始资料。做隋唐史的不管什么人，我们历史系一贯的方法就是一部《通鉴》、一部《唐六典》，老师通常告诉学生要守住一部书。比如说你要研究制度，就必须通读《六典》，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交叉产生多种研究的路径，这是做史学的人应该掌握的一种看家本事。另一个就是政治史的脉络，老师们强调《通鉴》的重要性，原因正在于此。当然《通鉴》并不好读，因为是编年体的。
我虽然没有留过学，但是通过对许多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心和图书馆较长时期的利用经历和体会，我觉得西方学者比较注重学术的积累，他们的学术研究，一步一步的进步和积累是很清楚的。他们有着很好的而且是强有力的书评制度，对一本书的好坏要做出准确的评价，这样慢慢地养成一种重视学术史积累的习惯，一代一代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中国的学者比较强调对原始资料的研究，我觉得在这方面，一些老先生可以在对原始资料参读得比较透彻的情况下，处理一个问题时能准确地将这个观点说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对于史料研究得不透，在不了解全面的学术史的情况下，仅仅是依靠几条原始资料为出发点，那么往往是在别人后面爬行，将别人已经取得的成果跟着写，甚至是别人用错了一条史料也同样跟着用错。
我要求学生一方面要继续研究原始史料，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要“倒着看”学术研究成果，即在看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后要再往前追溯以前的成果。如果这个新的研究成果很好的话，可能它就对学术史进行过清理，其实这就是帮助你知道了哪些文章值得看，哪些不值得看。特别是一些大家的书最值得重视，读书的时候应该先读陈寅恪、唐长孺等最好的老师的文章，站在他们研究的高度上，你再思考的问题就是他们之上的问题了。
在现在电脑如此发达的社会背景下，我个人认为研究方法要更新，即使一些史学研究的老先生认为电脑联机检索破坏了一种学习的方法，但我认为如果不介入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还是用老的研究方法，我们是无法超过老一辈的先生的。我觉得现在做历史研究应当对自己要研究的专题进行一个学术史的清理，做自己专题的目录，通过整理目录、翻阅各种论文杂志，就会慢慢地淘汰一些东西，从中选择出哪些是自己需要的，然后写一些专题的述评的文章，但不是写流水账。在可能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清理了学术史之后，自己要做什么，哪些地方值得做，就会凸显出来。有的是通过对那些大家文章的研读，从中了解我们有哪些东西值得做；有的时候是自己悟出来哪些地方是薄弱环节，是可以做研究的。
第二个方法就是史料的积累。在看学术史的同时，肯定也在读原始材料，也在读古书，就是要做史料的积累。过去搞历史的先生最强调的就是史料的积累，这种做法就像做《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要把跟这项研究有关系的史料，只要沾上一点边就都要收集起来，或者按编年的方法，或者按主题的方法，要把史料整个做一个系统的搜集。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是现在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在学习期间常常做不完这样的搜集性工作。
在以上两个前提之下，应该做一个研究的选题，这个选题说近了是对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说远了是对于一个人整个学术研究取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史学家刘知几说：研究历史的人有三个素质，叫才、学、识。做历史的一般都强调刘知几的这种说法，“才”是指个人有不同的才能，要根据个人“才”的大小，天分的高低，来做一些偏理论或者是偏实证的东西。“学”是指后天的培养。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识”，就是识见，实际上是一种选题，就是要能够看到这个选题有出路，有远识。比如我们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做敦煌研究，就是一个很有“识见”的课题。对于现在的研究生来说，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学识来为自己选题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深思熟虑的方面。
从历史学的发展或者是整个大的史学发展趋向来看，现在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心和边缘问题的位置在互换。比如说北大历史系，过去的先生最主要研究的方面就是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不仅仅是本系研究最辉煌的一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一方面。当然由此牵带出有关于家族、氏族的研究，但都是附在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上面的，比如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当然要研究那些大的家族、氏族的问题，由此引带出一些地域的问题，但都是跟着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走的。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非常快。一方面是理论的掺入比较快，有一些年轻人是专门以理论为号召的，我也十分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怎么把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里？现在还是比较教条的，生搬硬套的多。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提供给我们做史学研究的新的思考方式和方法。
话还是回到中心与边缘问题上来，就是从整个史学的情况来看，过去我们认为是很边缘的课题现在开始中心化了，而一些中心的课题往往开始边缘了。过去做隋唐史的，随便找一个官职就能写一本书，或者在三省六部制度里研究一个方面，如监察制度，就能做一本博士论文。从现在情况来看，在计算机检索功能发展的前提下，这种题目的选择就显得太简单了，或者说不好玩了，我想逐渐会被淘汰。这就像敦煌卷子的定名一样，过去要比定一个残片是属于哪部佛经非常不易，现在一点《大正藏》电子文本，基本上可以马上确定，这样的工作已经是一般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事了。
从历史研究来讲，题目一定是要经过你脑子思考出来的东西，光靠文本的堆积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很多需要人思考、需要人自己整合的一些社会史、性别史以及区域的研究，这些题目变得很重要了，这些题目不好用一次性的电子文本检索出来的东西。所以，北大在做“盛唐项目”时，我是非常鼓励对盛唐时期的妇女史、宗教史或者是地域社会史等方面的一些研究，当然也要保持传统的做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优势。我觉得在这些新的课题方面是有很多可以开拓的领域，这些领域往往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界的地方，像妇女史、宗教史等。我国过去做宗教史的人基本上是做义理方面的，主要是做思想史和哲学史层面的问题，并没有把佛教、道教作为一个历史来看待，不是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和空间。
我觉得在做选题和跨学科的研究的时候，不要受具体学科的限制。这里我讲我本人的一个研究例子：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我做了两块墓志，该墓志1980年发现于西安东郊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上，在发现后十几年时间里没有人做相关的研究，只是通过一个简报的形式通报过。通过对墓志的研究，我发现该墓志太重要了，墓志上反映出该墓葬的主人名叫李素，是波斯人，其父亲为广州别驾，也就是副市长级别的官职，那么可以想象为什么当时要一个波斯人来当广州市副市长呢？显然是因为广州是一个波斯人很多的地方。李素这个人是有特长的，他在大历年间被朝廷调到司天台任职，我通过对天文学史的对照，发现恰巧在大历十二年（777），来自印度的三代天文官员的最后一位瞿昙譔去世了，所以把李素这个具有波斯血统的天文学家调到司天台任职，他一直干了五十年，最后当了司天监。所以说这个墓志是一个很重要的天文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材料，但就是因为用一个简单的简报的形式处理发表，导致一直没有人注意。我把李素在长安的五十年仔细地清理了一遍，发现该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在他任职期间唐朝译进了一本用于天文占卜的书，叫《都利聿斯经》，或者叫《聿斯四门经》。对于这本书，有两个学术系统的人在研究，一个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通过对书的作者的研究发现这很可能是波斯系统的占星术书籍。另一个系统就是搞科学史的，一个日本学者叫做矢野道雄，京都产业大学研究占星术的教授，他用英文写了一篇非常短的文章，叫《托勒密在中国》，他猜“都利聿斯”就是“托勒密司”（托勒密），《四门经》就是托勒密的占卜书Tetrabiblos。书名和人名都是如此的相对应，让人不得不相信。把上述材料串起来，可以看出实际上是李素在做司天监时，在原来印度学者翻译《九执历》的基础上，开始引进波斯系统所传的希腊占卜术，波斯和希腊混合的一种占卜术由此传到中国来。我们可以看到晚唐的社会上流传着一些用中国的占卜术无法解释的技法，比如杜牧《自撰墓志铭》所用的占卜术，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占卜术，其实就是波斯系统的或者是托勒密系统的占卜术。最近，有学者根据更多的《都利聿斯经》的文本来看杜牧的自撰墓志铭，把这篇原来在唐代文学里全都读不懂的文字，通过《都利聿斯经》而完全解释明白了。实际上，这反映出在杜牧所在的唐朝后期，波斯系统的占卜术已经传进来了，可能对天文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是对于天文星占术是有很大的贡献。这个系统一直影响到宋代，大概到明代的《星历大全》都有相关记载。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通过对来长安的波斯人的清理之后，我发现在李素来长安后不久，长安就建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们通常看到的景教是以叙利亚为基地的，但是从碑文上的人名还原回去，发现大部分的人名不是叙利亚人而是波斯人，证明唐代长安景教僧的主体是波斯人。令人惊奇的是，碑文上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一个人名“Luka（路加）/僧文贞”，和李素的字“文贞”完全相同，通过对该碑文的重新考证，发现李素是景教在长安的俗家信仰者。李素就是皇帝内廷的御用占卜者，当外廷占卜结果出来以后，需要李素再用波斯的方法进行占卜，把不同的占卜结果交给皇帝。我觉得这是一个从选题到研究可以给年轻学生做范本的典型例子。本文选自《三升斋续笔》（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版）。原文为荣新江于2005年4月15日在“技术史研讨会”上的讲演，后由会议主办方据记录整理而成，并经荣新江校订，载张柏春、李成智主编《技术史研究十二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