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听到年轻的朋友谈到，写文章常苦恼的是容易流于“大而空”或“小而碎”，不易找到好的题目。我自己有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也许关键是在研究工作中是否养成强烈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在每一项研究起步时，心中要先悬着一个重要的而自己原来没有弄清的问题，在研究中就会致力于寻求问题的答案和检验答案的可靠性，就会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和小心翼翼的细心验证中，不至于流于空谈或陷入琐碎。陈寅恪先生在谈史学研究方法时，十分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我的老师周谷城教授常说：能找到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看来这个问题确实一向受到史学前辈的广泛重视，史学界在讨论治史方法时通常也会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一点。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史学研究实际体会的积累，我又逐渐感悟到，对史学工作来说，问题意识不只是重要的方法问题，而且可以说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持续动力。

人们在现实生活和历史环境中，总是会面对无数或大或小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已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分析和猜想，但未必符合实际或令人信服。可以说，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找原来还不很清楚的问题答案，研究成果就是对问题的解答。

对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如果不细心调查实际情况，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找出造成问题的真实原因，只说一些“大而空”或“小而碎”的意见，不仅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更不可能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历史上的问题，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常常直接影响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些历史问题，对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十分重要。但是，要完整地再现历史问题的原状（包括重要细节），作出细致而准确的判断，实在不容易。我深感，史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寻找复杂历史问题的真实答案，从而对问题作出比较切合实际回答的过程。当然，要完整而准确地找到答案实在很难，在很多情况下，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是力求接近真相，并引起其他人更深入的思考或研究，一步一步揭示真相。

史学界流行一句话：“治史如断狱。”这是对治史的形象比喻。在法庭上，不能先抱有如何判案的成见，尽管通常会听到不同意见或不同的事实叙述，看起来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但在有心人的切实探索下，常常能解开谜团，做到真相大白，作出正确判决。治史中不断探求问题的答案，恰恰也和法庭上断案一样。这种不知疲倦地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虽然十分辛苦，但可以带给研究者极大的兴奋。

写到这里，想起曾听过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一次报告。他劈头就说：科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的需要，二是人的好奇心。这话使我大吃一惊。前一点不成问题，恩格斯早就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如果不为社会所需要，任何学科的研究结果都不可能受到社会的瞩目，更谈不上得到很大发展。这道理几乎不言自明。但路甬祥把人的好奇心同第一点一起提出，却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再想想，他说的确实有道理。人们总是会追求新知而不满足于故步自封，在看似平常的现象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进行切切实实的探索和研究，往往会产生突破性的新认识。

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苹果成熟后会坠地，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从未有人就此提出问题。牛顿却提出，为什么苹果成熟后会下坠，而不是升空或横飞？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最初未必预知它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推动作用。但牛顿觉得这个不平常的问题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回答。他不罢休地抓住它，一步一步地深入探讨，从地心引力到万有引力，再到对经典力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的阐释。这是伟大科学家作出的持续不断的顽强求索和无所畏惧地提出新论断的榜样，从而推进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

总之，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论文或著作有多大价值，重要的是能不能对头脑中的问题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回答。如果只是对易见的材料加以整理，而没有对问题作出富有新意的分析，虽然对没有见过这些材料的读者还是有些用的，但毕竟不能作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